CDT编辑注：全文来自罗冠聪的Facebook

时代就这样推着我们前行。

自小在公屋长大，父母都是典型的移民家庭，胼手胝足地养起一头家。幼时与当清洁工的母亲穿梭不同楼宇的垃圾房，执拾纸皮、拿着水喉冲洗黑垢，也曾经生活拮据，家庭最基本的生活开销都难以负担。

一直以来，父母对我的期望都是拥有稳定而快乐的生活，不用像他们经历饥荒、离异、惶恐，以及生命上处处的不安。参与政治、面对牢狱，或者成为每位香港市民口中的「聪仔」，都未曾出现在我长大时的脑海中。

家庭不谈政治，也只在很偶然的机会，才因要完成学业功课而细问父亲来港的经历。他在七十年代尾偷渡来港，当时整个中国闹饥荒，资源短缺，他所在的农村同样粮食短缺，一天有一两块蕃薯下肚已是桩美事。那时候在南部穷乡的所有中国青年只有一个目标：逃，逃到香港去。抵达富裕的香港，是他们唯一能扭转命运的生机。

偷渡来港，他的叔辈同乡早在六十年代尝试过，那时偷渡失败返国要坐牢，这个政策却在七十年代松绑了，造就新一波的偷渡潮。他听说有同乡即使历经十二次失败，依然再接再厉，皆因冒险穿过怒海翻波，总比坐而待毙好。那年22，他于汕尾上船，一只小舢板坐着十数人，撑起他们希望的帆是由众人家中的被单缝纫而成－－相当脆弱，却又是他们仅余可以依赖的。

船家点好人数，出发，有份撑船的乘客收费便宜一点。众人携带的口粮只有一两包花生，将就着吃，在一日航行后卒之抵达中途岛屿，众人先上岸央求住户赠一口救命水，然后稍作休整再度出发。经历总计两、三日的航行，他们幸运地上岸，完成了任务的第一关。

而这一关，很多人都通过不了。航行期间，他们看过发胀的浮尸，也在心中回想隔壁村落所收过的回信，一整个船队在海上难以预料的暴风雨中全数沉没，成为投奔怒海的注脚。能够抵岸，是运气，也是勇气。

然而，上岸的那一刻，他们却被装作好心帮忙的蛇头拐走，要求在香港家人付出巨额赎金。经历一个星期在鸡寮与绑匪的议价和争持，最终他也能成功逃脱并找到亲友后，由蓝田坐车到金钟，在「抵垒政策」生效时取得行街纸，再也不怕警察在大街上的截查。

行街纸到手便可以立即开工，第一天在牛头角做泥工，一天工钱是六十元，据他说，是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八十年代上千元一天的工资，更是当时中国人民望尘莫及的工资水平。他再也不用经历「断粮」，挖树皮、出海危钓的日子。

在各种地缘条件下挺立的香港，一直给被在此安身立命的人视为舒适的避风港，也孕育了无数影响世界的人才。世界运转得很快，于2019年开始，中共治下的香港却成为人们争相逃离的地方。我的父辈多是「经济难民」，而这一代的全是「政治难民」；上一代对共产党的憎恶犹存，我们却要因深爱我城而离开；来到香港是种金的开端，离开香港却是迷茫的开始。

六年前，就在九月左右的这段时间，我人生泛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别人口中的「学生领袖」。到今日，远离家乡，登上了一些排名、得到了一些曝光，却令我想起过去世世代代的香港人，如何摆脱极端恶劣的环境来到这个富裕之地，再历经廿载摧残，成为社会栋梁争相逃离的地方。

若有选择，我倒希望就如父母对我的寄望一样，成为一位朴实、平凡、无华的人，静静地为着我爱的人和事付出，在暄闹中留守在舒适的角落，看着日落，看着日和。

一切都是时代的潮流，推着一代又一代人，作出他们意想不到的抉择。而这些痛苦的决定将如何决定人的前路，取决于意志、毅力，以及无可避免的运气。

在每一件历史事件发生后，我都习惯默默地回顾过去－－看到在旧照片的我，与如今有何异同，提醒我毋忘初衷之余，也要日渐进步，适应新的岗位。

十年前的我，中六刚开学，忧心忡忡地准备着令人窒息的高考。那时候，我看着天，想像在大学无忧无虑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