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
——黑格尔
“韩寒就是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照妖镜。”
——第一哲学
一切都取决于官方的态度，而不是取决于人们对官方的态度。“官本位”支配一切。这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以及历朝历代无数中国人的悲哀。
中国的官方仍然在满世界推销孔子。而对获得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度世界100位最有影响人物提名的韩寒，则三缄其口。所以，“孔子”一直是一个“世世代代的热词”，而“韩寒”则越来越成了一个“时代敏感词”。
也难怪，好东西是不需要大力推销的，叫得最响的往往是假冒伪劣。在中国，凡是官方推销的东西，几乎都是错误的；极个别可能没错的时候，也肯定行不通或者在执行中完全走样。所以，如果你将官方说的一切都颠倒过来的话，我们眼前的世界就会明亮、正常许多。
孔子与韩寒本质上的差异一目了然。圣人孔子代表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公民韩寒则代表了对于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反讽。孔子的态度就是官方的态度，而韩寒的态度就是人们对官方的态度（或其一）。官方并不一定总是错误的，但是，对官方的态度一定需要怀疑和批判。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必须做的事情，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经路径。
遗憾的是，无数尚未经过现代化启蒙的中国人都看不到这一点，即人们对于官方必需时刻警惕，以免官方犯错误。实际上，这样怀疑和批判地对待官方，才是最大的“仁义”和“道德”。因为官方的权力，其来源就是（或者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所以，怀疑和批判地对待官方，其实质就是审视自我。
而这种自我审视，在孔子或者中国官方那里，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孔子学说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仁学”，即其“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不过就是他的学生曾子所说的“忠恕而已矣”。从方法论上看，孔子的“仁之方”在于“推己及人”。“尽己之为忠，推己之为恕”。【“忠”】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
在这个具有一定哲理，“看上去很美”的方法论之下，孔子推出了“仁学”实践的具体途径：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入则孝，出则悌”，在家孝敬父母，出门敬重兄长，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三是由家庭到社会的“泛爱众”；四是由个人、家庭到国家、政治，“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由此，孔子的“仁学”方法论，最终归结到了他的“目的论”，即不“犯上”，也就是他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忠君思想，就是孔子“仁学”的支撑点。它是对于权力的顶礼膜拜。其实质就是个人、圣人自身的自我迷恋和个人崇拜。尽管孔子主张“不语怪力乱神”，但是，无条件的“忠君”也是一种神学修辞。
神学遮蔽了个人的实际存在。由于“忠君”思想的阻隔，孔子“仁学”所追求的落脚点“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并不能回到自身的“克己”上。这也就是权力拜物教所必然产生的“异化”问题。“异化”对于个人而言，是比较痛苦的事情，它使得我们既不能“认识你自己”又不能“成为你自己”。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仁学”实际上没有伦理道德的内核；或者说，面对权力拜物教，这种经过抽象的“仁”（两个“人”，实际上就是社会中的“人”），不再注重于个体的“人”，没有了个人的自觉，伦理道德就必然流于空洞化。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表现的不过是一种空洞化的“道德理想”，而不可能成为“道德事实”。其根本原因是赋予道德的个人，被权力拜物教给异化了。
这样说，并非指中国人没有道德（及其意识自觉），而是指出：中国人没有办法道德。实际上，贯彻中国孔子之后的2500多年历史的权力拜物教，就是中国人没有办法道德的根本原因。中国式的权力拜物教，与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的民主，产生了两种迥然相异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惟有民主条件具备了，人们才能放心地、现实地讨论或者实践“仁义道德”，“道德理想”才能和“道德事实”相互吻合起来。正如被誉为“美国人的良心”的大哲杜威所说的那样：“民主是一种道德理想，而在它变成事实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道德事实。”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道德伦理的意识自觉至今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与孔子教导人们成为尧舜圣人相反的是，西方文明的“两希”（古希腊、希伯来）传统一直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古希腊的理性、希伯来的信仰，始终在警惕基于人身依附的权力拜物教。“两希”的统一，在于契约性。古希腊的民主实质上就是“城邦源自契约”，基督教的“原罪说”实质上也是一种契约精神。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说到底都是个人进一步觉醒的社会思潮。
个人觉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个人不断摆脱权力拜物教，而不断返回自身，从而避免异化的过程。在西方，个人异化的历史，其实就是“个人权力”不断迷失于“哲学”、“神学”等强势话语体系之中，从而使得个人的“存在”处于被遮蔽状态的历史。因此，从政治学来看，尼采的“权力意志”其实质就是通过激活个人的“存在”意识（意志），从而对历史上各种版本的权力拜物教进行“反动”性的清算。
“认识你自己”，这句镌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箴言，是人类思索自身如何生存的开始，实际上它也是民主政治的哲学上的起源。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到尼采的“成为你自己”，人类民主政治一直在处理这个核心问题：个人自由与公共权力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实际上，从道德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个人的伦理自觉，即如何自觉地维持“自由与自律”两难之间的平衡。
看清楚了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就知道，孔子的千言万语根本抵不过布什的这句话的价值：“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辉煌的成就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不是浩瀚如烟的大师杰作，不是政客们巧舌如簧的演讲，而是制服了执掌权力的人，实现了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制服他们，把他们关起来，当政者才不会戕害人民。”
其实，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同时，抵制权力之恶，是社会个体最大、最重要的伦理道德。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所说的那样：“为权利而斗争是伦理的自我维护的行为，是一种对个人自己和集体的义务。”其实，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抵制权力之恶，从根本上讲，就是揭示和披露我们身上的那个一直潜伏着的想成为圣人的“孔子”。一直到现在，中国人还在梦想着成为“孔子”，于是，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一个“孔子”，我们仿佛就像“孔子”的化身。这是一种文化失败，其根源是制度失败。
中国的文化“革命”其实早已完成，经过毁坏性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文化已经革无可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社会土崩瓦解。在“全盘西化”的努力下，那个时代是一个差点真正“与世界接轨”的时代。然而，由于中国的制度“革命”从来就没有实质性地推进过，所以，以“孔子”为标志符的旧文化仍在苟延残喘，并在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制度“革命”。由于制度阻滞的缘故，中国人身上的
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中国”才出现了第一个正常人。他就是韩寒。他毫不犹豫地摧毁了儒学“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语体系。他轻松地消解传统文化压迫性的影响，以一种创造性的精神，自由摆弄自己的语言魔方，重新描述中国社会。他没有留恋任何过去，以一种完全直接的方式投入真实的世界。当很多人无可奈何地在权力高墙的外围叫阵的时候，韩寒却单枪匹马的直接捣毁了那堵看起来异常坚固的东西。韩寒的出现，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追求伪崇高的“孔子”是多么的蝇营狗苟、卑鄙龌龊！
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的是，韩寒的破茧而出，并非来自我们自身的制度或文化，而是来自互联网，也就是“充分世界化”（经过胡适订正“全盘西化”后的概念）的结果。同样，“公民韩寒”的称谓，并非指向“中国有公民（社会）”这个事实，而是指向未来的希望。因为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公民社会”以及“公民”。毋庸置疑的是，“公民韩寒”或“公民某某”，是一个与“圣人孔子”或“圣人某某”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孔子所谓的“名正言顺”，只有在制度变革之后，才会真正出现。如果我们有一个“公民”的身份，那么，“名正言顺”其实就是民主制度下的言论自由。
如果将韩寒放在西方社会，他就太普通、太单薄了。然而，对于13亿“类人孩”一样的“孔子”来说，韩寒无疑就是第一个石破天惊的“人类”。由于互联网的缘故，韩寒跨越了2500多年的作为政治的、文化的儒学的封锁，而直接“充分世界化”了。因此，韩寒正在而且必将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标志符，他成了13亿“孔子”的参照系，他让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都感到振奋。这就像黑暗了几年前的村庄，突然出现电的灯光一样。尽管今后的中国必将是万盏灯火，然而，韩寒毕竟是第一盏。从这个意义上看待韩寒的标志性，肯定不是过分的。
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孔子的学说让几乎所有中国人对于权力之恶不仅熟视无睹，而且还匍匐称臣。所以“天生仲尼，万古长夜”才是确切的。故今人应谓之：“中国出韩寒，长夜终复旦。” 至少是一道微弱的光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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