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晋

编辑：赵小鲁

 

总有人问受暴妇女“为什么不离开”，甚至将逃离与制止家暴的责任加诸于她们身上。这是个全然错误的讨论方向。

万薇与刘五元初次见面是在医院里，两人就聊了15分钟，那一幕给万薇的冲击实在太大了，刘五元被包得像木乃伊一样躺在病床上，10个手指头都被烧没了。

这是万薇印象很深的一起案子，发生在湖南张家界。万薇是湖南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省家庭暴力危机干预中心特约的维权律师，长期做涉及家暴案件的法律援助，刘五元是她的援助对象之一；这类案子在当地并非孤例。

当万薇听西藏的朋友说到拉姆案时，她想到了刘五元，“她的生命力很顽强，被头部泼汽油点火烧伤后，还一直跟我讲的就是她要活下去，要去赚钱给他的儿子读书”，这让万薇觉得拉姆也能活下来。

据刘五元回忆，2017年2月18日凌晨23时许，前夫李忠明出现在她工作的酒店里，一只手拿着汽油，另一只手拿着汽油和刀子，“他先倒了一瓶汽油，叫我别着声，后来又倒了一瓶汽油在我脸上。之后，就点了火。”

此案发生前，刘五元曾遭受近6年的家暴。她在1997年和李忠明登记结婚，于2016年12月正式离婚，但噩梦并未因此结束。离婚后，李忠明依然纠缠刘五元，向她索要5万元来偿还自己的赌债，扬言不给钱就泼汽油烧死刘五元。很快，威胁便成为现实。

曾参与起草《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的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学者陈敏发现，与配偶暴力相比，恋人和离异配偶间暴力的发生率更高，后果也更严重，比如前段时间的“拉姆案”。

拉姆

2020年4月29日，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发布了《实施四周年监测报告》（以下简称“为平报告”），统计数据显示，从2016年3月1日反家暴法开始实施到2019年12月31日，仅被报道的家暴案件（包括刘五元的案子）就有942起，致死女性（含女童）至少920人，占比76%。意味着平均每5天至少有3名妇女因家暴致死——这些严重的个案，才可能被大家看见；而更多的案子则归于沉默。

 

伪装成“爱”的控制

 

徐璟记忆里的旧家，几乎所有房间的门锁都是被父亲徐烨踢坏的。徐璟说，小时候徐烨醉酒回家，她都会恐惧到从凳子上摔下来，然后跑过去把门反锁起来，和母亲于莉一起躲在房间里哭。徐烨是她心中的恶霸，徐璟不喜欢他，因为他酗酒，每次喝完酒回来就喊打喊杀，说要砍死母亲，砍死外婆一家。

徐璟今年26岁，生长在公务员家庭。父母在同一个系统工作，有着同一套同事，同样的圈子。如果没有疫情，已经离家几年的她，大概也会产生家中早已风平浪静的错觉。

前段时间，徐璟从表弟表妹口中得知，于莉被徐烨打进医院了。但她问于莉，于莉说没有这回事，是小孩子乱说的。徐璟至今也无从得知真假，只觉得不像真的，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有人告诉她。

徐璟目睹于莉被殴打受伤，已经很久远的事了。“大部分东西我都不怎么去想了，我家现在还好，人老了会收敛。”徐璟说，“就是有一次，（我）打开微博，看见一个家暴的视频，里面那种女人和小孩的哭喊声，还有男人暴怒的声音，一下子很熟悉。”她曾无数次置身其中。

在反家暴议题领域，她这样的孩子，属于“目睹家暴儿童”。徐璟记得有一次，徐烨放过了她，但扬言要掐死她养的小兔子。徐璟抱着那只兔子拔腿就冲出家门往楼上跑，她很想向楼顶的邻居求助，但到了门口，觉得自己很狼狈，突然不敢敲门打扰，于是在天台的楼梯坐着，没有声音的哭，怕被找到。受惊的小兔子尿了徐璟一身，那个晚上她整个人就在尿和眼泪里浸着。没过多久，徐璟的小兔子死了，从此她再也没养过什么。

徐璟从大人们口中得知，于莉嫁给徐烨是因为不想闹出人命。当时，徐烨威胁于莉，若是不嫁给他，他就要自杀，于莉妥协了。徐璟说，“徐烨很幼稚，（他）至今仍会因为于莉去参加同学聚会而心生嫉妒。”

类似的“嫉妒”行为也存在于刘五元的婚姻中。刘五元离婚前一天的下午，送煤来她家取钱，在她四姐（刘五元在家排老五）在跟对方聊天时，李忠明就闯了进来，说刘五元和卖煤的像两口子，把她叫至二楼，李忠明提出离婚要求：车归他，儿子归他，并补贴一万五千块钱给他。李忠明扒着她的头发，送煤的人过来劝，也被李忠明打了一拳。

万薇说，虽然在案发时刘五元已经与李忠明离婚，但并没有逃脱李忠明的掌控，刘五元离婚仍后被迫回李忠明家过年，如果不顺着李忠明，依然会被威胁，被殴打，这些都是受害人一直处于被控制状态的证明。事实上，刘五元被泼汽油点火严重烧伤，也只是以往家庭暴力的延续。

现在，徐璟回想父亲徐烨暴怒的原因，她觉得徐烨像一个要糖吃的小孩，每一句其实背后都是质问自己跟母亲于莉“你们为什么不爱我。”徐璟想，“于莉不爱徐烨，这可能是徐烨暴力问题的根源。但于莉要怎么爱徐烨呢？”

 

她为何不离开？

 

门合上后，里头便是家。徐璟身处的环境告诉她，“家丑不可外扬，”这也是于莉经常和她说的一句话。可她知道，黑暗的东西怕光，她得往光亮处逃。

采访过程中，徐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她的母亲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社会上人缘口碑都很好，却被自己的丈夫欺压了二十多年。 “难道仅仅是因为，那个人在体力上多了那么一点优势，暴力，辱骂，死亡威胁，自由限制，一样不少。”她想问的是，“如果社会环境不去纵容父权暴力，如果他能在众目睽睽下得到约束，有所敬畏，他就不会把自己的人生糟蹋至此，如今他人生的唯一乐趣就是折磨我和我母亲。其实男权社会里大家都是受害者。”

徐璟记得，六七岁那会，她和母亲睡一张床，会一直抱着母亲，因为怕母亲被徐烨砍死。小学有段时间，徐璟经常半夜藏家里的利器，把菜刀、水果刀、剪刀、螺丝刀，以及锤子这些全部装进袋子里，挂在窗户后面。等到次日中午放学回家，于莉做饭找不到刀，问她藏哪里去了，徐璟才会把挂在窗户后面的刀取下来给于莉。

那时候，徐璟她特别盼望父母离婚，就经常问于莉为什么不离婚，总是叫于莉快点离开徐烨。她想要个新爸爸，这个愿望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18岁生日那天。徐璟说，小时候看《家有儿女》，就觉得很好玩，重组家庭挺美好的。

徐璟说，每一次发生暴力的当下，自己都会很想改变这种局面，但也仅限于此，过了便不想记得了。“离婚这件事，我妈也是一会想，一会又不想的。”徐璟说，“我妈就不是那种会主动改变生活的性格，她的忍耐力比行动力强很多啊。”在徐璟的印象中，从她记事起，于莉似乎都没有发出过求救信号。

在反家暴行动者们看来，这是受害人“习得性无助”的表现，亦是家暴行为周期性循环的结果之一。“习得性无助”一词源于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在1960年代做过的一次试验——不断被电击的铁笼中的狗，从最初积极寻求逃离，到发现无处可逃之后，终于放弃了积极的反应。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雷诺尔·沃柯表示，受家暴妇女对家暴的反应亦是如此，她们在心理上处于瘫痪状态，从无数次“电击”认识到自己的无助。

 

受害者逃离之困

 

每次针对严重家暴案件的讨论——譬如网络上对拉姆案的讨论中，总有人问受暴妇女“为什么不离开”，甚至将逃离与制止家暴的责任加诸于她们身上。在反家暴一线行动者看来，这是个全然错误的讨论方向，受害者很难真正的逃离暴力环境是行业共识。台湾家暴研究数据显示，家暴受害者平均需要7次逃离，7次折回，方能真正摆脱家暴。

束航是昆明市五华区明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核心成员，专职反家暴社工。在他看来，受害者会因长期受到控制而丧失自信，如果身边的支持系统又比较薄弱的话，“可能是因为没有钱……可能是因为周边的人，亲人，朋友的指责给她压力”，受害者真正的脱离暴力环境是很难的。束航说，“离婚只是最基本的，真正困难的在后面。因为受害者本身会有‘受虐妇女综合征’，是很容易再次回到暴力环境之中的。”

“受虐妇女综合征”理论提出者沃柯认为，受家暴妇女离不开施暴者，是因为周期性暴力使她们对施暴者的道歉和保证抱有幻想，而习得性无助让她缺乏行动的力量。

徐璟说，她后来从大人们的一次谈话中得知，于莉在她两岁那年就提过一次离婚。当时，于莉抱着她回到娘家，徐烨很快追了上来，抢了徐璟就跑，还害家里的老人摔倒了。徐烨威胁于莉，敢离婚，就砍死她全家。

图片：视觉中国

孩子和亲人是受家暴妇女的“软肋”。束航也发现，受暴妇女可能会因为爱孩子，想要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是想给孩子一个所谓的完整的家而再次回到暴力环境之中。

刘五元曾和万薇说过不离婚的原因，因为儿子小万要考大学了，她不希望影响到儿子的学习。“她被头部泼汽油点火烧伤后，一直跟我讲的就是他要活下去，还要去赚钱给他的儿子读书。”

刻板印象中，人们常认为受家暴女性无能。其实不然，万薇接过一个案子，这里面受暴妇女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这个案子让万薇很震惊，因为对方的能力特别强，在职场上拼搏，收入越来越高，买房买车。尽管如此，这位女性依然生活在家暴的恐惧之下，不敢离婚，害怕别人说她富贵了就抛弃老公。对于这样一个五六十岁的人来说，最大的压力来自社会舆论，因为在她成长的时代，社会就是这么教她的。

而拉姆和刘五元的案子，两人都已经选择了离婚。万薇说，即便受害者不离开，也要了解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她不想离开，但实际上是其不具备选择的权利。家暴（是）包含着各种威胁和控制在里面的。”

在万薇看来，家暴并不是个人选择问题，受害者并不需要选择离开，关键在于用什么机制来保障受害者权益，对施暴者进行惩戒，让他不敢实施家暴，而不是纠结于受害者为什么不离开。如果这一步做到位的话，根本不存在着受害者还要继续去选择的问题。

 

要问施暴者为什么不改变

 

几年前，万薇办过一个案子。施暴人对她说，自己不知道打老婆犯法，他家里长辈和周围邻居都这么做，也没有受到什么法律的惩罚。“他便认为这是稀松平常的事”，万薇说，“有些人就觉得老婆打一打，孩子打一打怎么了？我是一家之主，有管理的权利，又没打死打伤？”束航在做施暴者矫正教育时也发现，一些施暴者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之间的冲突，只会用暴力手段去解决。

在工作中，束航和同事会根据台湾的经典分类，把男性施暴者大致分为“普通型”、“两幅面孔型”和“疯狗型”这三类。除疯狗型施暴人中的精神病患者外，绝大多数施暴人的心理是正常的，并且大多数家庭暴力行为人属于“两副面孔型”。他们施暴是为了控制家庭中处于弱势的妻子和孩子的思想和行为，并且他们会计算施暴成本，对外对内表现出不同的形象，是典型的家庭暴力施暴人。因此，提高施暴成本——让他们得到相应的司法处置尤为重要。

对于“不知道打老婆犯法”的人，万薇的解决方案也是警方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在她看来，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意思就是说，如果一次家暴发生之后，受害人不报警，或者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对施暴者进行认知的改变和行为的矫治，那么家暴行为就会循环加强，就会越演愈厉。如果受害人在第一次家暴发生时就选择了报警，选择了求助，或者受害者周围的人都能站出来说施暴者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么一半以上家暴的行为都会终止。

图片：Stocksnp

万薇说，从她自己干预过的案子来说，司法处置是有用的。“签署的23个保护令中，只有1例有肢体上的违反，因为签署了保护令就意味着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动手打人。”施暴人的暴力是习得的，任何习得的行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约束而改变。

反家暴法规定了“家暴告诫书”，可是如果警察没有出具，那一切便成了奢谈。在反家暴法实施的第四年里，为平报告观察到，“从一线反馈来看，相当多的地方还没有做到家暴法上的要求，其中还包括对家暴出警不积极、出警不规范、对家暴行为不处理、对受害者没有协助就医和协助寻求庇护，一些地方对轻微家暴施暴者不发放告诫书，容易引发严重后果。”

万薇所在的湖南省妇联、法院和公安有比较多的反家暴专业培训，是国内反家暴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但即便如此，在申请告诫书的时候也会遇到许多困难。

在做反家暴援助的过程中，束航所在的团队跟警察有过很多次的交流，包括给警察做培训。有警察向他们表达过，很多基层警察的确不知道《反家暴法》，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家庭暴力。束航发现，很多警察的思维是“一次性解决”，而无法理解家暴受害者的反复性， “可能今天说，我要离婚……但明天俩人在外界看来又‘如胶似漆’。” 最后，在社区警务中相对危险而又耗时的家暴处置，成为让他们很头疼的一类案件。“所以做来做去，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只能用一种我们看上去很敷衍的方式去完成它。”

2018年，万薇去美国西雅图做了一次考察，她对一个警察局印象深刻，“警察局里有社工队伍，他们专门做性侵和家暴，不仅有警察和社工支持，他们的检察院里也有专门处理家暴和性侵案件的的人。”万薇认为，反家暴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司法固然是最重要的一环，但仅仅公检法行动是不够的。

束航他们对受暴妇女的服务，一般会从最紧急的需求入手，譬如让她们入住庇护所来逃离施暴者，提供紧急的生活援助金，同时去协助到她们走司法流程。在他看来，社工的角色，是帮助受害者对接资源、理解流程，并给予陪伴与支持。但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有反家暴所需的人力资源、受暴妇女援助金和昆明那样符合国际上惯常做法的隐蔽型庇护所。

一切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束航服务的地区，90%的施暴者为男性。总会有受害者选择不离开，这就涉及到他们提供的服务——对加害人进行矫治，帮助双方调适婚姻关系，来改变暴力环境。为此，束航所在的团队会建立施暴者小组，帮助社区男性去学习如何建立关系、认识情绪和表达情绪。

相对于引起公众愤怒与恐惧的大案，这些“和风细雨”也许显得微不足道。束航知道改变之难。因此，他审慎地评论，就现阶段反家暴事业具备的条件而言，与其去追责那些不作为的人，不如去激励良好的创新与示范。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于莉、徐璟、徐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