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人口的增长过快基本上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令人担忧的反而是人口增长缓慢。如凯恩斯认为，人口增长缓慢正是30年代欧洲工业国家经济停滞的主要因素。斯大林曾禁止公布1937年人口普查结果，因为那个数字与他宣布的苏联人口1.7亿相差太远。不过，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水平以及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如疟疾、天花的治愈，以及青霉素等重要药物的发现，死亡率迅速下降，这就使得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40年代的1.3%增长到50年代的2.1%。这种人口增长率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是死亡率下降，另一方面是生育率居高不下，这导致有的国家人口增长高达3%之上，每个妇女的生育率在50年代初期达到6个，70年代初期，每个妇女的生育率依然有为5.5个孩子，短短几十年人口便翻了一番。多子女也成为几十年来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的国家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在各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国家采取各种政策进行积极干预，如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有的国家主要靠私人机构支持，政府只是偶尔提供基金或是支持，如巴基斯坦、台湾、新加坡、南韩等；有的政府完全不过问，像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等，因为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因素，政府即便想管也管不了。其实，国家实行强制性手段进行计生的，也并非只有中国一个，印度某些地方也曾出现过。

印第政府从1952年起，便开始致力于抑制人口增长，是第一个开始控制人口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制定过了好几个五年计划，不过效果不佳。到1976年，英迪拉·甘地政府决定加大力度，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节育计划，除开给予更多的物质奖励给节育者外，还提议各邦议会通过法律，在第三胎之后强制绝育。不过，只有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个邦通过这样的法律，事实上也没执行。因为这项政策引起激烈抗议，成为1977年3月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在大选中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不过，在现实中，强制绝育在印度仍不罕见，除开各种惩罚性手段之外，也会对妇女进行不可逆转的绝育手术。尤其在印度北部农村，当实现“绝育目标”的日期临近时，就会通过各种高压手段将贫困的妇女送往绝育营。

那么，撇开自由与权利不说，这样的强制性计生手段对于抑制人口增长到底有多大效用呢？为此，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特别就这个问题做了回答。其中，他将中国与印度的一个邦克拉拉邦进行了有趣的对比。克拉拉邦的出生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44%下降到1991年的18%，这个下降速度绝不比中国慢——“1979年，当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克拉拉邦的生育率高于中国：克拉拉邦是3.0，中国是2.8。到1991年，它的生育率为1.8，低于中国的2.0。”“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拉拉邦的生育率是1.7，中国是1.9。”这中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克拉拉邦是没有任何政府强制性手段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就是说，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的克拉拉邦在人口控制方面，比采取了强制措施的中国还要做得好。

此外，在文中，阿马蒂亚·森还指出了强制性生育控制的几点危害：第一，当然也是最受到谴责的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妇女的生育自由和其他自由的丧失；第二，在存在强烈偏好男孩的国家如中国、印度、亚洲和北非的一些国家，这会对女孩造成致命的忽略，当然今天在中国，这个问题不仅是对女孩造成忽略，男孩的婚姻也成为社会问题；第三，阿马蒂亚·森还指出，强制性手段造就的人口变化其实具有不稳定性。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发言人就曾公开承认：“现在中国的低生育率并不稳定。这是因为广大群众的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此外，还有一点，阿马蒂亚·森没有指出的是，那就是容易造成社会人口结构的不合理。一个社会正常的人口结构是起伏的宝瓶状，强制性计生，便容易使得人口结构先是呈金字塔形，随后是倒金字塔形，即容易造成一个社会人口过于年轻化和过于老年化，这都将是不合理的强制性计生容易带来的后果。

那么，一个政府应该如何来进行人口控制呢？阿马蒂亚·森不否认降低生育率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对经济繁荣所产生的效果，而且因为高生育率在减少人们——特别是年轻妇女——享受她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自由方面所起的作用。事实上，生活中最受频繁地生育、养育子女之苦的人是年轻妇女，在当代世界的许多国家，她们成了生产后代的机器。”那么，为什么妇女会处于这种地位呢？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家庭中，妇女很少有决策权；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频繁生育作为一种传统，未经检视便被作为一种实践，也即传统惯性使然，毕竟人类人口增长过快也只是这一个世纪的事情。

那么，该如何像克拉拉邦那样有效的降低人口增长率呢？出版于1999年的这本书（《以自由看待发展》出版于阿马蒂亚·森获诺贝尔经济奖第二年），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其实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发展就是扩展自由。”从这个观点出发，要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就是要给予年轻妇女更多的自由，要扩展那些最直接受到过度频繁的生育和养育子女影响的人们的自由，“促进妇女识字、妇女就业机会，以及自由的、公开的、知情的公共讨论，能够引起人们对公正与不公正理解的迅速变化。”“人口的问题的解决，要求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自由。”

在书中，阿马蒂亚·森引用了不少例子来证明“发展就是扩展自由”的观点，此外，我还愿意补充墨西哥的例子作为一个小小的例证：扩展自由才是真正的发展和有效控制。

在谈到计划生育方面，如今有着一亿多人口的墨西哥几乎是一个必谈的正面例子。

一战后，墨西哥曾经也实行鼓励生育政策，从1950年到1970年，墨西哥的人口从2579万增长到4831千万，几乎翻了一倍，每年的增长率为3.2%，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几乎同时，这与常见的经济发展会让生育率降低的情况相违背，乃至于有一个专门的词“墨西哥悖论”来称呼墨西哥特殊的人口增长的情况。1977年起，墨西哥正式在全国实行计划生育。十年后，效果显著，1980年，人口出生率从过去居高不下的45%下降到37%；之后人口增长率从过去的3.2%下降到2.5%。每个妇女的生育率从过去的3.1下降到2.8。

墨西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口是天主教徒或是基督教徒，堕胎即便是在今天也是非法的。2005年，墨西哥政府将紧急事后避孕药列入墨西哥公共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名录，在墨西哥社会引发强烈争议，因为反对者认为这种事后72小时的避孕药和堕胎药性质是一样的，可想，在墨西哥政府若想要强制性手段进行生育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墨西哥政府又是如何做到呢？

自1973年开始，墨西哥政府便发起一项家庭计划项目，让妇女们更加容易获得有关避孕的知识和措施。从1976年到1982年之间，在总统Lopez Portillo执政期间，墨西哥政府又发起两个专门针对农村居民的健康项目，即农村健康项目（Rural Health Program ，SSA)和墨西哥社会安全学院（ Mex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Security ，IMSS），并在农村修建有3000多个农村医疗诊所和73所地方医院。这些项目和医疗机构都强调“家庭计划”，重点是教育妇女认识到小家庭的好处，鼓励她们避孕。所以的这些服务都是免费或是收费极其低廉，并且强烈把这些服务推荐给刚生完孩子的妇女。

为了更好在农村展开服务，墨西哥政府会在村庄里挑选一些上过学的有些文化的女青年，在医院进行培训，然后再回到村庄传授计划生育知识，给妇女们发放避孕药，给儿童打预防针等工作，有的村庄甚至会为每一个育龄妇女做卡片，了解她们的生育观念，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到1995年，即便是在农村，墨西哥人口出生率也下降到4以下，使用避孕措施的已婚妇女达到53%。与此相配套，墨西哥政府还进行大力宣传，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家庭观念，并大力培养相关专业人员。

1990年3月，墨西哥进行了第11次人口普查，调查结果是，全国人口为8114万，从1980年到1990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2.1%，人口结构的金字塔形不再恶化，开始好转，基本达到了对人口控制的目的。也因此，成立于1965年的墨西哥计划生育基金会——墨西哥的一个民间、非盈利性的计生组织获得联合国授予的“2000年度人口奖”。

再次强调，这是在没有任何政府强制性手段之下进行的。回归到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进行生育控制和人口发展最有效的手段便是给育龄妇女以自由，亦如阿马蒂亚·森在书中质疑的：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增长率的降低，有多少是强制性手段带来，又有多少是因为妇女自由的扩展而带来的？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今天，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怎么改变，阿马蒂亚·森的结论依然是警醒的：唯有扩展自由，才是真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