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编按：这是一位被时代囚困又从未放弃挣扎的普通青年。他来自小城镇体制家庭，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又自己回到体制内，如今迫不及待地逃离，社会经验与自我认知的断层在他身上不停地崩裂开来——大多数中国青年都或多或少共享着同样的体验。

我来自中部的一座小城，爸妈都在体制内工作。我念小学时，他们看了一本名叫《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畅销书，那时我爸在南京工作，了解到当地高中有一个国际班，就让我去报考。可以说我是在爸妈的影响下出国的。

他们是那种上个世纪末的典型家长，觉得到国外去是生活中的改善。那时正是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想出国再正常不过了，再加上诸如《北京人在纽约》（编注：中国大陆第一部境外拍摄电视剧，于上世纪90年代热播）一类的东西对他们的影响，就很自然地希望我能去留学。我高中时就去了国际学校读书，之后在英国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习。

回国后，我选择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原因非常简单，书是一个可以留下来的产品，能卖一年甚至一年以上，如果做得好的话，书甚至可以反过来影响舆论场，而且和新闻相比，书更能启发读者的想象力。当时，我认为出版是这样的。

但后来，我发现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2010年4月9日北京，一个人在参观一件名为“Feelings are Facts”的装置艺术作品。摄：Feng Li/Getty Images

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关于尊重

出版社有一些重大选题是要报审的，比如涉及苏联、清朝史的部分，但今年我们要报审的内容越来越多了：比如之前，除了涉及中国当前疆域、或者涉密问题的图表需要送审外，我们都是不需要审计地图的，但现在需要了；而且这些东西以前最多交给地图出版社审理，现在要交给自然资源部，审对机构的级别更高了。现在无论国内国外的地图，有没有政治敏感（性），都必须备案。

既有的审批程序也变得不可预测。在中国出版图书，需要一个ISBN书号和一个CIP数据备案号，ISBN是全球通行的，CIP只有中国才有，属于（出版）总署。贸易战开始后，行业里一些美国作者作品的CIP开始出现问题——之前审查起来没有任何政治敏感性的一些书，都会被卡很长时间。被卡CIP在我们看来基本上是个无限期的事，等于那本书搁置下来。我知道一个编辑，为了顺利获得CIP，甚至不得不把一个美国作者改成他的另一个国籍。

以前CIP如果不出来的话，书依然可以做到出版前的那一步，能算作图书编辑当年的业绩。但今年有本书我做了一半之后，突然被要求停掉。这本书至少在一开始是过了社内审查的，但现在出版社否定了以前的决定。书的内容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作者写到一些历史上的政权“不应该”属于中国，这与中国官方当前的观点不一致。其实这个作者在制度史专业上是世界级的公认权威，但这本书还是被无限期的“暂缓”。

因为这本书，我才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这个工作我做不下去了。我把一本书费尽心血弄出来之后，突然告诉我这本书出不来，而且是无限期。被审查倒是在其次，但因为这种飞来横祸，我没法完成今年工作的任务，这一点令我非常恐慌。我不可能再去战战兢兢地处理一本类似的书，还要时刻担心它会因为各种质量和政治上的原因被毙掉。

同时，我还见识了业内为了营销怎样绞尽脑汁。做书之后总是在打折，618或者双11（指线上购物节）时，更是变本加厉的打折。书越来越“精美”，也慢慢的不再是书，而变成依托印刷纸的新型奢侈品、工艺品。

与之相比，真正的内容却很少有人花精力去做。我今年做得最得意的一本书，几十多万字，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译者翻译的，他最后的报酬拿到手只有万把块钱。我作为编辑去交涉这件事情，他也表示理解，但我是相当兔死狐悲的。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尊重的问题。

那些体制教会我的

我真正认识中国社会，是（从国外）回来工作以后。在那之前，对于乡土、家族的人际关系，我都只是理论化的。我几乎没有接受中国的教育，不需要准备高考，没有那种备考的压力，没有补习班，没有参与过集体的社团和值日，更没有什么“组织生活”。

但出版社都是体制内的，这份工作才让我真正体验到中国的社会生活。出版社“工会”过年过节会发福利：哈根达斯的月饼、安格斯的牛肉、电商平台的消费券……这让我联想到老家的一些情况。我妈在机关单位工作，她去老家一个连锁蛋糕店时从来不带钱，因为去那边之后刷单位发的蛋糕卡就可以了，类似的还有商店商场的券。就像《黑镜（Black Mirror）》里有一集，一切都是点数值，可能去见个人、骑个车，你就够点数换一顿饭吃了。这样一个像科幻电视剧里的环境，不是通过技术管理去实现的。很久以前，在小地方的饭卡和代金券构成的体制内的社会里，一个残缺但又健全的流通体制就已经实现了。

体制内还是个各方面都很有保障的地方。我曾经待过一个企业，因为始终没有盈利，裁了一半的人。当时老板把员工一个个带到楼下去谈，有人因此情绪失控；但是到了出版社之后，就你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保障，而且是高度制度化的。除了那些节假日福利，在食堂吃饭也不花钱，我一般点菜花二、三十左右，完全就单位补贴的钱。我对北京户口没有什么需求，但如果想排的话，也是可以排到的。

但我有一个在海淀那边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朋友，经常加班，周末几乎约不出来。他就是那种典型的，要去跟北京的房价、物价、车牌号、教育这些东西去竞赛的人。他可能还需要去跟比如说下一代程序员、或下一代会计精算师之类的去竞争，他就几乎只能不断地上满发条——所谓的中产阶级焦虑。

在体制内，你能感到时间流速都不一样，这本质上是两种经济活动的流动：一个是一线城市正在内卷的、不断激化的竞争；一个在体制内，你不必有工薪阶层买东西时计算的心态，你甚至不会用钱去计算自己的时间。时间对你来说，更多的用在等落户名额、等晋升职务、等年限、等工龄之类的事上。

这挺可怕的，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状态——不通过市场或者文化的交流，不通过一种自发的过程去让人的需求变得更复杂多元，而是在所谓“工会福利”的引导下，让人意识到高档消费品的存在。我没有从中发现金钱交易的痕迹，这些所谓体制内福利好的地方，在我看来不是一分钱一分货的，我感到非常不安：我为什么要拿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太好了，这就是其他所谓中产朋友们会用的，在网络舆论上被当成新型奢侈品的东西，而我的单位在体制内都属于相当末端的，我个人在其中的位置也是相当基层的。我有理由相信，在北京其他（体制内）部门，工会能送出的东西是更好的。

而我那本出到一半不能出的书，在我看来和享受的福利是一体的——人不可能在一个需要有自我审查压力的体制内，同时享受市场的自由。我不可能接受一个而不接受另外一个。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编注：《人物》杂志一篇讲述外卖骑手与算法系统关系的文章，曾引发舆论场热议）那篇文章火起来时，一个微信群里的人在吵，我正好在食堂吃午饭，在他们争论外卖骑手到底辛不辛苦、危不危险、配不配得起高工资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食堂的大妈，发现她们其实特别好，不需要考虑任何生命危险的问题，在她们给你盛饭的时候，也不需要考虑服务态度如何。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体制里那种静止的劳动力和体制外的那些劳动力之间的天壤之别。我觉得内循环背后的推动力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计划经济可能正在以一种体制内生活方式的形态，委婉地调节着人们的需求。

但周围人会认为你因此“定”了下来。我家里人都在体制内工作和生活，我自己也进入体制后，再回老家时，所有人对我的预期都变了。在民企工作时，他们会觉得我是去北京“闯一闯”，而做上这一份工作，他们都觉得我在北京是“定”下来了，他们会认为出版社是一个体面的、有很多知识分子工作的地方。进入出版社之后，我妈开始给我介绍对象了，之前是没有过的，好像我在北京终于有了一个身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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