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心积虑”，是史里芬自己说的，不同于那些“意外走红”，从准备做短视频开始，他就有规划有谋略，瞄准一块题材，扎根泥土，角度刁钻，往最深处挖掘。“处心积虑”，是史里芬自己说的，不同于那些“意外走红”，从准备做短视频开始，他就有规划有谋略，瞄准一块题材，扎根泥土，角度刁钻，往最深处挖掘。
记者｜驳静
史里芬的youtube频道
“河北人民多奇志”。河北保定动物园里关有非常生活化的家禽，鸡鸭鹅狗，河北真正的“神兽”关在别处，一只大鳖，白洋淀荷花大观园金鳌馆，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鼋（yuán）型建筑，距它35公里处，平山县西柏坡东冶村，还有一个巨龟苑，一只大龟。河北天子大酒店，则是外形“福禄寿”三星彩塑，高41.6米。它们被一位叫作史里芬的短视频博主揣摩重构，以中国魔幻与荒诞的身份登场，立刻赢得网友关注。
2018年5月，史里芬在他的微博发布第一条短视频，内容是“霍格沃茨河北分校之旅”，当天转发就过万，上了热搜，他微博粉丝也从几乎为零涨到两万。这条短视频播放量现在有600多万。之后两年多，史里芬持续为网友输出“中华土味”审美流派短视频，他说，自己创作视频影像日志，是生活史，也是地方志。河北这片土地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史里芬似乎贡献挺大。
他的微博现在有粉丝200多万，发布视频70余条。这些视频当然也不只是简单的记录。除了选题，它们的鲜明特征是史里芬的配音和文案。我见到他之前，想当然地以为配音经过加速处理，没想到他在现实中语速惊人，起码是平常人的两倍。视频独特节奏，这大约来自“顺口溜”，史里芬运用对仗和押韵，为解说注入喜剧质感。信息量密集，总在出奇制胜，情节有时称得上跌宕起伏。
史里芬1992年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高考成绩不错，报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工作了一年，之后申请了伦敦国王学院，读文化创意产业硕士。2018年回国，不久后就开始创作短视频，成为一名vlogger，短视频博主。他身上最吸引人的点是，他不“丧”，不“佛系”，时下流行于年轻人并且很容易上瘾的标签他一个都不沾。
有好些建筑，因为史里芬的拍摄成为“网红”打卡点（黄宇 摄）
以下是史里芬的讲述
2018年，我从英国读完硕士回国，进了一家做微信公众号的新媒体公司。不过我们已经发现，那些熟悉的公众号阅读量在下降。就想做短视频。听人说，短视频已经进入下半场。当时感觉很紧张，怎么刚听说有短视频，就已经下半场了。
奇怪的建筑与雕塑，是我一开始就想做的。门户网站经常会盘点中国奇葩建筑，哪儿修了个特别怪的楼，哪里建了“干”字广场，我觉得这些东西做成短视频会很吸引人。很快我就发现，它们往往只能支撑起一张照片，比如一个铝合金雕塑，是个女武神，捧一本书，书上写“求真务实”，这个东西一看就“很北欧”，为什么会放在这里，为什么又要“求真务实”，很奇怪，但一张高清图片就能完成所有鉴赏。
短视频要求的视觉信息量大，我要去就去那种，不去实地不知道能看到什么的地方。我琢磨了两个月，摸了摸素材，拍了三期，明白建筑和雕塑都不成，得做主题公园。第4期，“霍格沃茨河北分校”，实际就是河北美术学院。效果不错，证明我的思路是正确的。越往后拍，越往这个方向走。
做了这么多视频，我最自豪的是这种情况，这事本来不行，到了我手里才行。比方说最近这期“贵州白宫”，它本来是贵阳一个城中村，拆走居民2万户，耗资27亿元，建起10平方公里大楼盘，名叫“贵阳花果园艺术中心”。去了之后我发现，它全天有人站岗，外人不得接近，按照我本来的思路，这条视频铁定不行，因为我根本连进都进不去，属于刚开始说的“一张图片完成鉴赏”的类型。但是我遇到几个场景，一个是“白宫”外的长椅上，有个流浪汉在睡觉，隔着马路形成反差。另一个是，就在花果园商圈，到了晚上，有大量广场舞、蹦迪，我把这几个场景剪在一起，把故事讲圆。这条视频就非常火。
从拍摄到剪辑，到写稿，都由我一个人完成。如果我自己待在北京，让别人去贵州拍白宫，我不会知道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流浪汉。在素材上进行重构，这些是我的创作方法。我对我的艺术创造非常自信，正是基于我对我的创造足够认真。**我没有团队，不存在让别人帮我拍摄、帮我写稿，一是不信任别人，二是我不敢这样做。**
我的性格也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挺喜欢分析自己的性格，我觉得我身上男性的原始生存基因展露得特别明显，做什么都要赶在前面。比如小孩子写暑假作业，一种是先写完再玩，一种是先玩再赶工。我比第一种更极端，我会用极限速度，能多快就多快地写完。剩下的时间好像也只是发发呆，但我就是享受这种高效率的快感。做眼保健操，到第四节，我就悄悄睁开一条缝，心里想的是，我比你们快一步，我做完了。赶完之后干吗不知道，但先赶了再说。
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所以小时候上学，我爹妈知道万事不用催我，我比谁都着急。这个性格在我的短视频事业上，产生过不良后果。有一回，到了我跟粉丝约定好的发布时间，我发现字幕还有几个错别字，错别字其实是原则性问题，但到点了我就要发，硬着头皮发，被骂那就被骂了再说。所以，假如我是什么奖项的评委，不可能出现某一年头奖轮空的情况。
我大学毕业那会儿，还没出现创业潮，但我知道我的技能点，我语速非常快，善于快速组织一个话题，说白了就是“输出观点”。说不好听，我挺能给人“洗脑”。我不擅长在一个循规蹈矩的环境中完成上级布置的内容，比方说一篇公文或者领导讲话，固然能写得不错，但与其如此，不如去搞传销或当房产中介。当一个作家，或者去卖房子，对我来说没有本质区别，都是“输出”。所以毕业后，我非常明确一点，不会去体制内，也不会到公司打工，我适合单干，肯定要创业，具体干啥没想清楚。
2018年，我去参加南开大学在甘肃省的校友会活动，得到一本校友通讯录。校领导讲话的时候，我在底下翻，300多页，罗列每位校友的姓名地址电话和单位，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个人在私企自谋生路。其他人在干吗？老干部局、民政局，清一色机关单位与国企。甘肃省一个风景区管委会的副主任，坐在我附近，没到40岁，头都秃了，正在南开读博，到管委会挂职，副科级，看上去可高兴了。从南开毕业，都去这样的地儿。不过我当时也不太震惊，我在南开中文系四年，十分清楚这个学校的特点，同学们平常拿什么标准评价人。我在学校最大的痛苦就是这种判断体系，既不是功利标准，也不是人情体系，而是以一种刻板印象。
我去参加这个校友会活动，就是去看热闹，我就想看他们40来岁还在南开读博并且到甘肃挂职然后沾沾自喜的样子，我觉得非常荒诞。在我眼里，这就是另一种奇观。
当然，虽然在任何场合，我都会坚定地黑母校，但我同时也非常尊重一些人做出的选择。“每当你想要批评任何人，你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人人都拥有你有过的那些优越条件。”比如我老婆从师范大学毕业，她的许多同学出来后是一定要去当老师的，一来是合同所限，二来这的确是最稳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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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里芬
我挺喜欢我现在的工作，虽然还是一个乙方，但是甲方会尊重我的创意，自由度非常大。这个自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大多数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都牺牲了正常家庭生活，大家不找对象，不自己做饭，不能周末去密云或延庆玩一玩。我不太能接受未来我的孩子也过这样的生活，我要有足够多的空余时间去顾及我的家庭，而不是成为北京隆隆作响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从25岁混到35岁后，被这座城市优化掉，回老家买房，我不想这样。所以挣钱，并且是休闲地挣钱非常重要。
做短视频之后，一大收获是认识了很多聪明人，有创造力，能把一个不太好的素材捞起来，重构现实。做自媒体的人有个共同特征，都是冒险家，风险偏好者，今天就把工作辞了去写公众号。与我前几年遇到的人完全不一样。伦敦国王学院，我们那一届135人，中国学生大约五六十个，他们回国后到北京的，大部分都去互联网大厂，留学生到大厂，有北京落户指标。但我假如不干短视频博主，或许就开个小广告公司，给人出策划，从台前走到幕后，但一定是内容输出。
我一开始做视频就做起来了，也没法推测当时如果没做好，我爸妈会是什么立场。我爸是大专生，学声乐，基本啥乐器都会一点，最早在中学当音乐老师，因为是男老师，被派去教全年级最差的班，干了两年觉得学生太顽皮了，就辞职去了机关单位，一直独当一面。我妈在国企做财务，对数字特别敏感，人名老记不住。俩人在那个年代算晚婚晚育，30多岁才有的我，前两年两人都退休了。高中之前，我跟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双休日回到父母身边。我是独生子女，但有一个堂弟一个表弟，一起长大，或许因此使我很有耐心，同时在一个小人群里总是那个“意见领袖”。
不像有的年轻人跟父母谈不上话，我反而很愿意跟他们沟通。不夸张地说，把我爸单拎出来，放到此时此刻北京这家咖啡馆，他可能是这一片最懂新媒体的人，因为我经常跟父母讲我做的事情，以便于他们对我的工作有完善的认知。
比方说我爸，知道微博广告下单要走“微任务”，我妈会注册马甲，知道给我微博评论最好使用小号，在我直播冷场的时候发言，看什么卖得不好赶紧下单。他们现在时间非常多，天天泡在网上摸索，比如看我关注谁、与谁互动多，顺藤摸瓜，也留心关注他们。李雪琴上《脱口秀大会》了、手工耿（河北保定人，因做“无用手工”出名）被央视采访了，看到这些都会拍一段发给我看。有时会在言谈中提到，谁谁谁“起来了”、谁谁谁“上热搜了”，用词非常专业。
不过，他们还是很传统，万事留有后路。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一眼望去，他们周围朋友谁家的小孩工作都不如我，但仍然坚持要留一条退路，退路具体是什么他们未必清楚，但最好留一条。所以他们很愿意让我抛头露面，电台、报纸、电视台这些传统媒体最让他们开心，觉得“以后评职称可能用得上”。有一次我上了南航的航空杂志，他们特地去乘南航飞机，到飞机上搂一排走。我上过的报纸杂志，他们要去报刊亭买空那一期。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短视频博主，按现在的素材来看，再干两年没啥问题，还没到找退路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