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中盛、徐梦露
来源：环球企业家
编者按：中国知名企业家、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午11月11日凌晨被警方带走，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官方并没有通报孙大午被调查的具体原因，但有传闻指他可能是因言获罪，但也有消息指，此次被捕与徐水国营农场纠纷有关。现年66岁的孙大午于1984年创办大午集团，因经常对时事发表评论而引发关注，中国数字时代也曾在2015年收录孙大午所写的文章《面对恐怖你能怎样》，他在文中回忆2003年时，警察因自己涉嫌犯罪而对家人也展开追捕时说：“他们要摧毁的是人的反抗意志，让人们恐怖而畏缩，像蝼蚁一样屈辱地活着。”《环球企业家》杂志曾在2012年对孙大午进行过长篇报导，以下是报导全文。
“我常常觉得这种屈辱和不安全感一直伴随着自己。”
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三缓四”的孙大午，在事情过去9年后，依然无法释怀。
他垂着头，把弄着手里的手机，平缓的言语中流淌出不甘、无奈与悲愤。“你想做个干净的人，你就做不成。你想做个好人，你就做不成。你非得把自己染黑，再把自己漂白;或者人家不把你弄脏，你自己得弄脏自己，这样你才能混下去。这是我感到非常悲哀、悲愤的地方。”
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水浒”式的农民企业家，因为一场无妄的牢狱之灾，变得悲愤、无奈、缺乏安全感。但也因为这场牢狱之灾，开启了他对西方法治的学习，对中国历史的反思。
不变的是，依然豪放的性格，依然将大午城的建设当成毕生努力的目标。
“水浒”式的农民企业家
孙大午并不把面前的摄像机当回事。一个多小时的访谈过程中，以摄像师的立场来看，显然他并不怎么“配合”——半眯着眼，自顾自地泡茶，喝茶，咳嗽，抽纸，擦汗，甚至擤鼻涕。
“领导接见时他也这样。”离开大午集团时，孙的秘书给我们解释说。虽然创办企业已近30年，被称作企业家的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淳朴、豪放。
从河北徐水县城搭车前往大午集团，有些颠簸的柏油路旁，麦田正绿油油地抽穗。电线杆和民房墙上，不时地出现大午的广告：“大午饲料，常年大量收购玉米小麦”、“大午牛(饲)料，真牛!”
30年来，大午集团深入到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当中。司机告诉我们，周围的农民很少出去打工，农闲时就去大午集团干活。
而直白、利落的广告语，就像孙大午本人。《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同时，大秤分金银——“一个人富不算富，有本事把整个村庄富起来，把这一带富起来。”而这，也是他提出建设大午城的初衷。
他有过水浒英雄般的草莽经历。“我9岁就去做买卖，十几岁的时候就搞过经营，也偷偷摸摸地搞‘投机倒把’。”9岁的孙大午做的买卖是，去地下赌场里叫卖瓜子和烟卷;而十三四岁时，还曾徒步到二百里外的北京倒卖自行车;从部队转业后，则与人合伙雇用货车贩猪，赚到了不少钱。随后创立大午公司，企业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投毒，放火，毁机器，毒打，暗杀，绑架都经历过”。
《水浒传》里有草莽李逵，也有书生吴用。孙大午虽然经历草莽，但初中学历的他，爱好读书，勤于思考，又在部队里开阔过眼界，做了企业后，因为离北京近，常有机会进京参与各种讨论，并结交了秦晖、秋风、于建嵘等知识分子。种种熏陶，孙大午逐渐以关注“三农”问题的农民企业家形象，活跃在京城企业和知识圈中。
2003年3月13日，他应邀在北大讲坛做了《十八年感受三农——来自底层的声音》的演讲，直言“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
弟弟孙二午对媒体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孙大午，热衷于这些公共话题，甚至连企业经营都常常耽搁。
这场演讲的另一句被人记住的话是，“我想建一个大午城，一座世外桃源，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未来的大午城里，人人自食其力，家家丰衣足食，没有贫穷富贵，高低贵贱。
大午集团建立了免费的农民技校，不赚钱的中学，以及非常便宜的合作医疗。由此，大午城成为了媒体蜂拥报道的对象，“慈善家”的称号也随之而来。但孙大午认为，“外界的说法拔高了我。”
“我做这些好事儿，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事儿，对我大午集团是有好处的，对我本人也有好处。我需要凝聚这个地区的人气，这也是我做好事的一部分原因。”
他说，他的好事儿不会做到城市去。“我有这个能量我会就近做。就近不就远，就亲不就疏，就农不就城。我为农村做事儿，不会为城里做事，我没有这个能耐。”
豪放、仗义疏财、为农民打抱不平、真实——俨然一位水浒英雄般的农民企业家。
然而，就在北大的那场著名的演讲后不久，这位善不出乡里的践行者，突然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使得他的名字一时间传遍整个中国。
伴随左右的不安全感
158天的牢狱生涯，也许不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但9年后的孙大午，面对腾讯财经的镜头诉说起那段往事时，不再像当年北大演讲那样慷慨激昂，虽然平缓的语调里难掩不甘、无奈。
从他出狱，到最近因为另一桩非法集资案的热议，媒体不断地到麦田深处去探访孙大午。他在各种报道中的形象，不再是象牙塔中痛陈农村基层管理弊病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是2003年初次预审时高喊“你们好大胆，竟敢抓我?审我?”的地方“枭雄”。
那段日子，他被关过“小号”，6平米的狭窄空间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与他对峙，分不清白天黑夜。他曾对朋友说，“小号”关久了，人是会发疯的!
事情要从上世纪90年代讲起，他那时是带领农民创业致富的模范企业家，却仍然苦于融资无门，于是，便自己开创了一种既能解决资金问题，又能使农民获益的融资模式。
最初，孙大午和农民一起摸索出了“粮食银行”：农民把粮食送到孙大午这里，如果过一阵子再来收钱，可以比收购价高一点。农民很乐意，而大午集团拿到了粮食就能生产饲料，不用立即付款，资金周转得以更加灵活。后来，这种灵活的方式延伸到了工人工资上，进一步帮助企业解决了银行贷款无门的问题，工人的工资成为了企业扩大规模的本金。
然而，1997年，孙大午与徐水县国税局发生了一场138万元的税务官司，虽然最后罚款降到了17万元，但孙大午仍然不认账。而这个案子，被孙解读为日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的预演。
2003年5月，孙大午被徐水县纪委宣布“双指”：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交代问题。两天后他被拘留;又过了37天，被正式批捕;4个月之后，孙大午被起诉审判，涉案资金1.8亿元，轰动全国。
媒体蜂拥报道，学者、舆论直指金融行业的国有垄断体制，就连“受害人”——存款在大午集团的工人们也集体为其求情。最终，法院在压力之下对其“判三缓四”，158天的牢狱生涯，是孙大午成为挑战制度缺陷的先行军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代价不止如此。“这是我的一个心结。”伴随左右的不安全感，使得孙大午很能理解当下的民营企业家移民潮，虽然他的大午城心愿将他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一句“我无罪，但是我伏法”代表着他的悲与愤，9年后，这种悲与愤远未消逝。
悲的是，再硬的汉子，在“小号”面前，为了家人，为了企业，不得不低头，不得不“伏法”，以换取缓刑。
愤的是，迄今，孙大午仍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罪名不成立，却再也无法彻底洗清，“你想做个干净的人，你就是做不成。”
早年间，他曾自学函授法律课程，在出事后，更是对法学进行了长时期的学习和研究。他对腾讯财经条条分析，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条件(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列举此案的众多的疑点。
四年的缓刑期间，孙大午大量阅读中国历史，结合自己的遭遇，给出了“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并且一定对失败者进行了抹黑”的结论。
拿出手机，孙大午念起了他在手机短信里写作的有关“比干剖心”的诗歌，“叹息千年忌讳，人云亦云。天下之恶皆归纣，都信我也不信”，认为这个故事不过是周武王抹黑失败者商纣，而刻意美化比干。
在被抹黑这一点上，孙大午引史书上的“暴君”商纣、“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为同道。他曾评价自己是一个“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
还好，事情不是完全悲观。搜索引擎里输入“孙大午”，人们可以获得大量资料，几乎一边倒地为其洗清罪名——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终究进步了。“因为有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白天不怕夜的黑，使人们能够把话说出来了，免除了一些恐惧。”孙大午说。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列举人类的四大自由，其中便包括“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温家宝总理也在去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掷地有声：“使人心平静下来，使每个人都有安全感。”
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矛盾
风波过后，孙大午用了一年时间恢复自己和大午集团的元气，然后便开始实行自创的“私企立宪制”，退出了管理第一线，成为企业监事长。缺乏安全感、或者说对经营企业有些心灰意冷的他，退回到了他最后的防线：大午城。
他向腾讯财经描绘着大午城下一步的规划，“未来我要建一个大型超市，天津和北京来这儿就一个小时，停车场很大，我们也赚城里人的钱。”
“我还要建一个大型的医院。很多大城市的医院占地都非常小，我就想能不能建一个宽松的、比较生态的、环境优美的这么一个高档的医院?城里人有的我们有，城里人没有的我们还有!”
“另外我还想建个体育馆，非常好的体育馆，我也可以请明星来这儿演出，搞一些比赛。”
这个创办于1985年，从郎五庄上的养鸡场发展起来的农村企业，如今已占地3000亩，年产值达到10亿元，构成了养殖、育种、饲料、食品加工、温泉度假和酒业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再加上作为教育和生活保障的大武学校与医院，支撑着近8000人的生活。
孙大午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大午集团网站上“企业文化”一栏，可以看到很多他谈儒文化的演讲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是他做好事儿的理念;“私营企业不姓私”的提出，来源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孙大午说，传统的儒家思想、现代的法治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这三者的结合是大午集团的企业文化。他曾说，“我有一种倾向，愿意实现欧洲的那种生活。就是富人可以富，但是他不可以在天堂，穷人可以穷，但是他不可以在地狱。现在我们生活城乡差距太大，贫富差距太大。”
虽然对西方法治思想进行了大量学习，但骨子里，儒家对他的影响更为深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孙大午与儿子孙萌在企业文化理念上的冲突。“他去清华、北大读那些企业家的培训班，回来之后就跟我说，西方人是把人看成恶的，用制度去管，可我却是用人情、情义去管，他说我这一套过时了。”最终，孙大午声称自己说服了儿子。
尽管曾经深受权力之害，但孙大午仍然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人情、情义的力量可以大过制度的制约。
这种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矛盾也体现在其自创的“私企立宪制”。他觉得，西方的股份制是一个陷阱，“上亿资产，我拿钱给大家分，最后我还成为坏人。我把钱分给大家，最后还得搞成内讧。”他设立了监事会、董事会、理事会，董事会成员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董事长、总经理由董事会民主选举产生……
但最终，历次选举，还是朝着有利于几个儿子接班的方向发展。“你看，不是我要家族传承，是民主，是大家伙儿选择了家族传承。”2008年的选举现场，在呼啸的寒风中，孙大午感触很深地对媒体说。
聊到妻子刘会茹时，孙大午很自豪：“我妻子很听我的话，都是我说了算!这几年，她虽跟着我担惊受怕，但也锻炼出了不卑不亢、沉着冷静的气质。”大午公园内的惠儒亭就是孙大午特意为妻子建造的，“惠儒”也即“会茹”二字的谐音。
如今的孙大午，有着大把自己的时间，他积极地学习英语，学习新的科学知识。饭桌上，他给我们倒上自酿的“孙氏家酒”，张罗着大家一饮而尽，然后用手机刷起了微博，聊起正和网友争论的决定生男生女的XY染色体的问题。
“你们看，女人有的X染色体男人也有，但只有男人才有Y染色体。这个基因只传男不传女，这充分说明，社会体系当中，为何是男性主导，男性只将主导地位传给男性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