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多的等待，弦子终于等来了她起诉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一案的开庭通知。 12月2日下午，本案将在海淀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庭审 。
但这个消息还是让弦子受到震动。因为紧张，担心材料准备不足，她的肠胃炎犯了，疼得胃痉挛。
2018年7月26日凌晨，弦子写下了自己的经历：2014年6月10日，她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组实习，于化妆室采访朱军时，遭对方猥亵数分钟。事后她和老师一起报警，朱军虽也被警方询问，但后来不了了之。
2018年8月，朱军的代理律师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帖子的转发者麦烧告上法庭。弦子被迫应战。9月，弦子以侵犯人格权为由，将朱军也起诉至法院。但此后两年多，两案均无下文，直至最近通知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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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采访到被告朱军，这里只能呈现当事人弦子一方的视角。
以下是弦子的自述：
监控录像证明朱军方撒谎
11月23日，我的律师王飞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我们只有10天的准备时间。我很焦虑，因为紧张，那天我在家哭了一晚上。
就在上个月，我跟律师交谈时，他们还说，这个案子很难开庭。没想到突然接到开庭通知，很多事情都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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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6日，看到一个姐姐遭遇性骚扰的陈述，我很受触动，为了声援她，我凌晨写下了四年前的遭遇。帖子被麦烧发在微博，得到几位同学的证实，我当年跟他们讲过这件事。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直到8月14日麦烧被威胁退租，8月15日朱军方律师否认事实，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到法院告了麦烧，我才开始面对法律上的事。
但我们一直没收到朱军方起诉书的副本。9月25日，我和律师向法院提交了起诉朱军侵犯人格权的起诉书。之所以我们起诉朱军的案子会先开庭，法官说，名誉权案的核心事实，要取决于人格权案中的性骚扰是否成立。
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为六个月。中途我自己去法院催过两次，始终无果。我本以为会一直拖下去。时间隔得太久，这期间，有一年多时间我都没再去管这个事。现在突然通知开庭，我们要熟悉案情，要去阅卷，写质证意见，还有我的那些证人，许多在外地，我担心开庭那天他们不能来。好在他们很支持我，包括我的父母，确定都会出庭作证。一个在外省电视台工作的同学，也请了年假要来北京。
这次开庭，我心理上还是有点回避，担心被问到一些侮辱性的问题，一些让我爸妈难堪的问题，比如性、人品、作风那种羞辱性质的。因为2018年10月第一次庭前会议，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2018年10月庭前会议上，朱军方的律师否认性骚扰的事实，说朱军不认识我，还说我有妄想症。他们提供的证据，是2014年我看病的一条微博截图。我的律师告诉我，这是对方的故意羞辱，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产生负面情绪，击溃我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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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看的病只是神经性皮炎。但2019年1月，我还是去北大六院做了精神鉴定。这个事情也确实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很害怕开庭。
2018年我的律师王飞递交民事起诉书时，还提交了一份申请书，包含三项申请：调取2014年的报案材料；要求朱军本人到庭；希望本案公开审理。
2019年1月的庭前会议中，我们看到了2014年报案的公安卷宗。卷宗内有我当时的两次笔录，以及我大学老师、大学室友的笔录，详细说了事情经过，还有当时警方去台里调取的监控录像截图。
朱军方的证人包括两个制片人、一个化妆师、一个实习生。那个男实习生，当时和我关系不错，所以我才请他带我去化妆室采访朱军。他们都证明：没有带我去过化妆室，我和朱军不认识，我也没有和朱军单独待在一起的时间。但监控视频证明他们撒了谎。
监控视频对着化妆室门口。视频显示，男实习生带我进了化妆室，然后离开，走廊里陆续有人走过。监控也记录了我出来后，有一个擦嘴的动作。2014年报案时，警察就是指着这个画面说，“这个视频可以作为你被朱军强迫的证据”。这都和我2018年的陈述非常吻合。
当时警察的调查工作还是很细致的。卷宗内有我衣服上的DNA鉴定结果。但当时警察只是去台里给朱军做了笔录，并没有抽取他的血样，所以无法比对。这次，我们申请了重新比对朱军的DNA。
卷宗里也有朱军当时的笔录。笔录里，他没有承认性骚扰，但承认和我共同待在那个房间里，还讲了一下他跟我聊天的内容。这也与他后来说完全不认识我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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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面，我们都会拥抱一下
这件事情，对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人生方向都被改变了。比如麦烧，她本来在工作，两个月前，她去了英国读书。这次人格权的案子，因为与麦烧无关，所以她不用回来。
2018年曝光朱军性骚扰后，我经常作息不规律，要忙一些网络上、维权上的事情，身体和精神都会受到损害。2019年1月，我被迫去北大六院做了精神鉴定，其实是一个抑郁的状态。在微博上，我经常接到很多女生的求助，那些倾诉也很影响我的情绪。
从2018年到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接触了很多性侵的案子。我们和当事人从来没有过什么矛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秉承了两个非常高的社工原则：保密原则、无限容忍原则。
性侵案的当事人一般选择在网上发声的一个很大原因，是Ta没办法在现实生活中取得进展。像上财的案子，她一开始就没办法在学校取得任何进展，去报案也没进展。
性侵案的当事人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网络求助的时候，Ta们很容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即使不讨论应对经验的问题，Ta们也很无助，不知所措。这时候，他们非常需要一个支援网络，去应对和处理各种状况。你不能把一个当事人独自丢在互联网上，让Ta自己去跟所有事情对抗，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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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话题被封的时候，我们怎么帮Ta传递、发声；当我们考虑公共发声的时候，采取什么节奏，在什么节点向大众给出什么信息，我们要采取一个强对抗还是一个软对抗的策略，什么话题上我们要强对抗，什么话题上只需要发出公共倡导就可以——所有这些大家都要商量好，然后一起去做。
Metoo的很多经验，也是逐渐积累起来的。2018年我写下自己的经历，只是为了声援那个姐姐。但麦烧和这个姐姐都是媒体人，因此在公共发言上有着丰富经验，她们告诉我怎么跟媒体交流。直到现在，有些问题我们拿不准的时候，还会去问一下麦烧。如果不是她们，我当时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说什么。
正是因为当时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也知道帮助别人很重要，后来你看到一些个案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说“不”。
很多时候，志愿者做的只是一种情绪上的陪伴，尤其在公共发言的时候。相比起来，metoo运动中，很多当事人都比我要坚强得多。我每次跟公安、法院打一次交道，就觉得没命了一样，因为做笔录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二次伤害。最后，这些影响还是要当事人自己去消化。
但是陪伴、共情也是很重要的。去年日本的伊藤诗织来北京，见面后，当她知道是我，我们的第一反应，也是互相拥抱。其他受害者也一样，见面后，我们都会先拥抱一下。
虽然平时网上沟通，大家也知道对方有多么努力，但是在地的支持，在场的陪伴，也很重要。有的案子，虽然大家进不去法院，但是在外面等候，也是一种支持。见面，你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其实会给你一种力量。一个简单的拥抱，可以替代很多语言上的交流。
所以这一次开庭，我的很多朋友也从外地过来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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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若不到庭，庭审就很荒诞
其实朱军对我而言已经是个很遥远的形象。诉讼阶段，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当年，我们只是要完成电视课的一个作业，老师鼓励我们争取去采访一个主持人。2014年6月10日事发时，在我进入那个房间之前，我都不觉得朱军认识我。
当时朱军已经不主持周播的节目了，前一年也没有主持春晚。我也没想到他有那么大的名气。所以后来反响那么大，大家那么关心他，我就觉得奇怪，因为他也不是追星女孩会注意的那种人。
当时案发后，我把经过告诉了电影史课的Z老师。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有性别意识的人。我第一次接触到女性主义，就是在她的课上。她给我们讲女性主义电影，其中一次是朱迪·福斯特的关于强暴的一个电影，内容是朱迪·福斯特是一个很放荡的女性，她在一次醉酒后被强暴，然后进入司法过程。 Z老师告诉我们，哪怕她醉酒，哪怕她很放荡，但被强暴也不是她的错。
Z老师还让每个女生发言，讲自己对性别的不舒服的地方。我就讲，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邻居，老是把我裙子拉起来，说要看我长胖了没有。我就一直记得他那个动作。Z老师当时就非常坚定地说，他这个就是性骚扰，就是在侵犯你。所以Z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第二天是她陪我去羊坊店派出所报的警。
但电视课的M老师，表现完全相反。我报完警回到学校，在寝室睡觉，她跑到寝室，把我从铁架床上摇醒。我当时整个人还是晕的，她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领导，说，“领导，我找到这个学生了，学生一点事都没有”。然后她可能怕我录音，把还穿着睡衣的我叫到外面走廊谈话。她一直说，她的工作关系就落在央视，如果我把事情说出去，她在央视的工作可能保不住，还会被学校老师非议。后来一直到大四毕业，我再也没去见过她。
由此可见，有没有性别意识非常重要。但Z老师当时听了我的遭遇之后，虽然确定我遭遇了性骚扰，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担心后果。她咨询了她的一个律师朋友，律师的意见是：一定要报警。那个律师说，报警之后，此事就算最后没结果，但起码朱军肯定会被问询，而让朱军被找一次，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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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幸亏当时有Z老师和那位律师的警惕意识。如果2014年我没有去报警，那么这件事情就永远被掩埋了。而且直到毕业，我的大学班主任也不知道这件事，因为Z老师保护了我的隐私。
事情曝光已过去两年零四个月，我完全没想到会走到今天。当时帖子传播开后，每天有大量工作要做，整个人是被推着走的。对于我来说，很多事情就是必须要去做的。8月份，朱军都把麦烧给告了，难道我不去做证人吗？在这之前，我和麦烧都没见过。很多过程都是偶然推进的。如果现在让我重新做一遍，我也没办法打开上帝视角。
2019年看了卷宗之后，我当然觉得比之前没看卷宗，胜算要大一些。但结果很难预测。
但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实验。自从2019年民法典将性骚扰的案由列入以后，国内还没有一个实际判决的例子，司法层面还没有形成一个经验。司法实践上面怎么走，法官的判断依据是什么，会不会存在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案子的意义。
我们对朱军的要求，之前只是书面道歉，现在改成公开道歉。此外还要求他给予一定的精神赔偿。接到开庭通知后，我们从海淀区法院得到的消息是，法院拒绝公开庭审，朱军是否到庭也还未知。
之所以不公开庭审，我想可能是因为涉及到2014年警方为什么未予立案的问题。当时，警察来来回回对我说的是：朱军是一个很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你要考虑社会正能量，他主持春晚，中国有很多人都喜欢他，他代表一个国家的门面。
但我认为朱军的到庭非常重要。因为事情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朱军既然撒谎了，他必须得接受质询。我希望问他：为什么撒谎？为什么提交了这么多跟监控不符合的证人证词？2018年8月4号为什么要去看我的微博故事？
之前，他的律师已经对一些所谓的证人证词做了公证。我认为那些是假证。如果他不到庭，法官怎么能判呢？朱军本人都不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法官的判决依据会是什么呢？
所以，如果朱军本人不到庭的话，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很荒谬。不管我的结果是输是赢，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结果。
面对这个案子的开庭，我的内心并不轻松。最近要开庭，我的肠胃炎就又犯了，消化不良，不能吃东西，甚至紧张得胃痉挛，每天喝药。
从2018年开始，我能够公开发声并坚持到现在，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与声援，也离不开我们彼此的守望共鸣——向历史要答案。并不是说我一定在当下要这个案子的结果。作为最早的性骚扰案由的官司之一，我希望给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而且我们相信，历史可能会反复，但它一定会往前走。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生态。
（来源：凤凰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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