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志标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12月4日，安庆市望江县一名17岁高二女生投水自杀既遂。目前的舆论正在争论两个完全相反的立场：是要谅解出警但徒劳无功的聂副所长及三名辅警？还是要批评他们且希望包括其上级在内的警务系统反省教训？
这两个本是可以兼容的立场，实际上却摆明了无法调和。这个再明显不过的立场相争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一个悲剧发生了，因为涉及公权，第一波舆论自然而然地追求问责，可第二波舆论迅速形成了新的辩题，它殚精竭虑地向大众灌输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问责应该让位于用心良苦的利弊权衡。
中央政法委和央视先后发出了体制内的声音，尽管在标题上各有不同，但内容上都有着一致的机巧，总结起来有三个论点：1女孩溺亡值得同情，2沉水救险有风险，3警察不该被苛责。
央视刊布评论小视频，题目很有心机，《挽救一个生命，不应牺牲另一个生命》，高调展示了强行引导舆论的高姿态，效果相反，惹恼了本来快平息的舆论。
央视这个论调之所以牵强薄弱，一是因为它树立了一个不存在的靶子，在少女投水自杀中并没有第二个死者，更没有出警的警务人员牺牲，所以用“假设”的问题，用伪装的事实谈论此事，相当狡猾。
还有一个，就是央视偷换了概念，在这件事中，不是两个生命孰轻孰重的问题，少女是平民，警察是执行紧急公务的特殊人员，这是公与私的权衡问题，而不是私与私的比较。
就持有的立论基调来说，央视并非“首发”，在望江一事刚出来时，评论区就有“警察的命也是命”，央视只是捕捉了这点，而后利用平台影响力，放大了这一说法而已。
“警察的命也是命”这种论点的陈述方式，也非原创，它又来自于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黑命贵”的口号。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融合在中国舆论场中，挺让人感叹的。
如果没有具体的语境，单单说“警察的命也是命”，当然没什么错，血肉之躯，君子不立危墙，乱邦不入……有太多的古训昭示这些“众生平等”，“人生只有一次”，“谁家没有老小”等平凡的道理。
可是，聂副所长带队的四人救援小组，接警时就知道是溺水警情，却赤手空拳接近与女孩只有一两米的距离，半句话没说的电光火石间，现场局势陡变，女孩扑向深水区寻死，警察慌乱后退，救援以极快的失败告终，批评警察准备不足不专业，这不是很正常吗？
有许多东西被混淆了，有些声音有意无意地加重了此间的混淆程度。
包括：
有人说警察是去救人，不是去送死。这是一种混淆，因为这种应急响应的“救人”应该以什么样貌出现，是不言自明的，不可能是什么救援器具也不带，这不是严肃的、真正的“救人”。所以，“救人”与“送死”不是两个应该混到一起的选项，更不能人为地炮制这样的对立。
一般人遇到的溺水救援的难度，也不该与专业溺水救援相混淆，更不该无视成建制力量理应具备的技能、装备、预案等要求。很多人都在说，溺水之人会给贸然施救者造成麻烦，甚至殃及生命，这固然是成立的担忧，但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警察在出这个警情时，配备了起码的救生装备，救生圈及漂浮的救生绳（淘宝上只要几十块），专业救援本来就要考虑各种可能的挑战，但现场付之阙如，所以单单用溺水者的危险来作辩解，将退缩看成是理性选择，这个不好成立。
从这一混淆点出发，绘声绘色大谈特谈溺水者会将施救者拖下水，进而为警察脚不沾水的无效“救援”找理由，大谈同情之理解，言说者体现了一种非常不诚实的机巧的伪装。
在这么多混淆视听的表达下，还出现了失焦的谈论方式，比如：救下自杀者就一定合适吗？她一心要自杀，你能怎么办？
这样的口舌除了浪费公共讨论的稀少机会，没别的用处。
复盘望江县这一溺水救援现场，警察被寄予厚望，可他们的出现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有可能增加当事人紧张气氛（是好还是坏？）。等到后续信息更新，人们得知几个警察都是旱鸭子，带队聂副所长曾担任过乡镇溺水救援工作组职务，外人更觉得不可思议，专业性欠奉，更缺乏打造专业能力的自觉、自省与愧疚感，如果当事警员也认为捣糨糊般的辩护就能掩盖过失，外界对出警效能倍感失望那就很正常。
从舆论被引导的方向看——也可能默契的既定视野看——另一种被混淆的认识还有：批评望江警察救援不力或许等于抹黑警察的社会形象。一些人毫无必要的、紧张兮兮地喊出“警察的命也是命”，机构媒体不顾事实与逻辑，释放“挽救与牺牲”“生命相抵”的零和论调，大概都出于此种顾虑，惧怕对具体个案中警察的论断影响到警察队伍的声誉。
这一自以为是、自以为义，预先为强者辩护的贱民心态，早已被其他省市完善的警务装备模式所证伪。浙江一些地区的警车上，针对溺水警情配全“五件套”，救生圈、救生衣、跟屁虫、伸缩杆、救生绳，已经是常例。可见，安徽望江警察两手空空到溺水救援现场，至少有浙省同行相比，体现了不同省份在警务意识、装备上的悬殊差异。
望江县自杀的女生不知遇到什么难过的坎，希望有心媒体踢开眼下的舆论障眼法作更多的揭示，为社会认知增添防范的必要。
那种早不早将建设性意见视作洪水猛兽，习惯性把舆情当敌情来抵挡的，以毫无必要的热情，簇拥在“我们不是超人，尽力了”的周围，这是社会一部分趋于麻痹的表现。
望江一事，外界的批评不是冒犯，而是提醒。过度反应，不顾事实搞引导，恐怕适得其反。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处警出现状况，本该由警界反思并公示改进的决心与举措，为何反倒是一般人提出问题？
就涉及警察的那部分责任反思，确有区分的必要，可这种区分不是将基层派出所从失败的救援中摘出去，而是考虑到基层民警居于整个警务指挥链的下游、被动位置。基层处警的需求有繁琐一面，在讲政治讲业务的原则下能否专业化、联动地覆盖所有警情类型？
警务配制规范可能给了聂副所长他们极少的权限，可能很少有自作自为的灵活性去配制或更新升级相关设备，这些稍大的问题需要比聂副所长层级更高的人考虑。
如果像浙江那样，安徽也要实现警务巡逻中的标准化配装，就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部署。而舆论在望江一事中寄予的希望，说到底不是要痛斥具体人，也还是奔着这个大的建设健全的方向。
立场之争还体现在两下完全不同的时间点、现实感上，批评者追问的是下一次怎么办，可那么多虚与委蛇的话语泡沫，汇聚的却是勉强为辩的口水。
一个花季少女死了，难道不配引申出“亡羊补牢”这四个字吗？
望江一事确实挑战了“最美逆行”的主流叙事，它一改“公务人员+危急时刻+冒险营救”三大要素的惯常组合，给这一叙事风格制造了困难。现在那么多“不能盲目牺牲”的论调，在客观效果上都展示了一种很不光明、也不健康的用心，那就是弥补各种卸责的理据，以便保全这一叙事模式的现实基础。
从现有评论的深层忌惮中，让人看见隐约细密的用心，似乎将望江一事看得太重，大有“最美逆行话语”正经受生死锤炼的夸张心态。同样地，在已经显露的事实情势下，若仍旧对标“最美逆行”的宣传话语，以为替失败的救援辩护就是保卫警察形象，就是捍卫“最美”话语的纯洁性，很容易陷入罔顾事实的言诡而辩。它的负面效果之一，或许望江少女投河自杀一事真成为“最美话语”的重要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