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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夏天,我正准备去深圳实习。隔壁宿舍的老谢一天下午跑到我宿舍,说去啥南方呀,文化沙漠,走跟我一起北京去。

当时其实已经联系好了一家深圳的单位。但奇怪的是,面黄肌瘦、满脸青春痘的老谢仿佛有一种现实扭曲力。

想了一夜,眼睛一闭一睁,把去深圳的票退了,买了一张K字头的硬座。背着一个背包,就和老谢老曹一起,坐了十五个小时的硬座,到了北京。

但出了北京西站,两眼一抹黑。最开始在老谢实习单位旁的一个小旅馆住下。说是小旅馆,就是阜外大街一个老破小社区里的地下室。一扇门,一条狭长的通道走下去,便是一个个小房间,公厕在中间。

空气里弥漫着说不出的味道。

地下室人员流动性大。旁边是阜外心血管医院,除了天南地北的北漂之外,还有很多外地的病人家属。随便拉个房客出来,都能说出很长一段故事。细细切来鸭颈一般长。

我们仨住在一个屋。十几平米,只有三张床,一台电视,不能多放任何多余的东西,和楼房相比,地下室除了便宜很多,最重要的是房费可以一天一交。每天15块,不要押金,想跑路随时。

老板娘人也不错。看我们刚踏入社会,有时房费拖个一周,也不会把在我们房门上贴个公告,催我们搬走。就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空间里,我们迎来了北漂生活。

老谢在北京有能留下来的实习单位。我跟老曹都是“裸奔”来的,头两个月太苦了。投出去的简历回复寥寥,有时候有面试,坐一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回来也跟挨了锤的牛一样。

最难时口袋经常只有十几块钱。那会没有微博微信,没有长租公寓,更没有什么租金贷。当然,当时如果有租金贷这种伟大的金融创新,我们肯定会去借的。因为就算地下室,房租也还是北漂的最大开支。

有一天老曹实在坚持不住了,说要买火车票回家。我拉他去万通大厦附近的一个路边摊,喝了十几瓶燕京,把他喝得回房间抱着垃圾桶吐了。就这样,我帮他一口气把他的车票钱吃没了,他也就没再说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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啰嗦了这么多,是因为前几天看到另一个二十岁毕业生的故事。

广州蛋壳公寓的租户小钟,在凌晨三点钟零七分发了人生最后一条朋友圈“对不起”,然后把自己的公寓点着了,从十八楼一跃而下。

2000年出生的小钟刚从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毕业。九月份他和蛋壳公寓签了一年的租约,租了一个小单间。因为没有工作,他选择了蛋壳的租金贷,租金加其他费用共计每月1450元,一年总共一万八千元不到。

住在单间的三个月里,他偶尔会出去面试,其他大部分时间窝在屋子里打游戏。舍友说,他在找工作,但一直处于待业状态。上个月月底,房东的通知也贴到了他公寓的大门上,房东说自己已经两个月没收到蛋壳的租金了:

限你们看到通知后,一周内搬离本房间。

12月1日的下午,他突然和舍友说,我要回老家了,在这里又要房租又要吃饭,还要水电费。回去打工两个月就能还清租金贷了。

这是一个悲剧。小钟的自杀目前还没有官方结论,他不管室友安危的纵火是什么动机、蛋壳是否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有待更深入的调查。

但看到他的故事,我总想起老曹躺在隔壁床位,喊着要回老家的那个下午。

和小钟不一样的是,老曹没有租金贷,没有一走上社会就莫名其妙背上一万多的负债。如果那时他有,他能不能扛下来,命运会发生什么变化,真是个未知数。

顺风车出事时,有人说为什么不打专车;长租公寓暴雷了,有人说为什么要借租金贷;现在蛋壳租客跳楼了,又有人说一万块而已。

当代不食肉糜者,就是内味。

毕业头两年对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讲最重要的。命运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发生巨大的分野。一个同学的忽悠,十几瓶燕京,就能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更何况是一万甚至几万从天而降的负债。

这届长租公寓,光蛋壳公寓这所“社会大学”,就在寒冷的冬天,教育了几十万年轻人。疏导不好,这很容易让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怀疑世界的。

其实走过这个地下室、一地啤酒瓶、租金贷的青春。走过这个二十岁,后来再遇到任何事,也都不是事了。打不倒我们的,使我们更坚强。

很遗憾,小钟等不到这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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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孤陋寡闻,我第一听说蛋壳公寓,还是2018年8月1号水木论坛那个刷屏的帖子。那篇帖子标题叫:

资本盯上租房,要吸干年轻人的血吧。

水木那个帖子作者网名叫仙翩。他真名叫刘伟伟,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员工。他说自己在北京天通苑一套三居室挂到58同城出租,结果几家公司过来抢房,轮番报价,挂牌7500元一个月的房子,最后被蛋壳公寓以10800元抢了下来。蛋壳还承诺每年上涨2%。

刘伟伟还说资本进入租房市场,高价赔本抢占房源做运营,搅乱市场,长期下来垄断了大量房源,最终提高房租,吸干了年轻人的血:

想来真是可怕。

刘伟伟想不到的。他随手写的几百字,日后竟然会被资本起诉;他更不想不到,自己竟然无意间,成了中国长租公寓业最早的吹哨人。

这篇帖子发之前的几个月,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住宅租金正面临一轮史无前例的上涨。到了2018年7月,北京住宅租金同比上涨了22%,上海上涨了16%。二线城市的涨幅也不落后,成都竟然涨幅超过了三成。

高房价让年轻人望房兴叹。比这更残酷的是,他们发现自己很快也要租不起房了。北京的一个单间,可能要赶上他们小半个月工资。

这两年不少北京年轻人南下深圳和杭州。甚至有激进说法是投资不过南宋版图。这跟北方经济整体不景气有关,也跟2018年前后北京的房租跳涨有关。

跳涨的原因很多。不过,长租公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更让人侧目。资本加持下,为了快速抢占市场,长租公寓公司们不惜代价。这与过去摩拜与ofo、滴滴与快的之争如出一辙——短期大量烧钱,用资本换市场份额。

所以到头来,资本做的事儿,看上去是亏的,但他亏的钱,都是让别人买单。他单单把赚钱这个事儿,自己拿走了。

蛋壳创始人高靖,瑞幸老板陆正耀,嘴上都喜欢说主义,心里想的都是这件事。连投他们的资本,都有交集,比如愉悦资本。

蛋壳累计亏损了60亿元了,其他长租公寓也并不好过。有很多长租公寓公司本身就是P2P转型而来。但他们亏损的,最终买单的是全社会。

某种意义上,蛋壳们的本质比P2P更坏。P2P收割了中产和富人,蛋壳们收割的,几乎百分百是社会底层年轻人。他们为了节省几百块钱房租,愿意通过租金贷,一次缴一年房租。一被驱赶,很多人流落街头。

租房是最民生的领域。有房住不炒,也本应有房租不炒。因为一暴雷,对于年轻人来讲是几千甚至上万元的损失。这点钱对于资本来说不叫钱,但对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那不是钱。那是梦想,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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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听说蛋壳公寓,是从我爱我家前副总裁胡景晖嘴里说的。

在刘伟伟发了那个帖子后的半个月后,胡景晖突然炮轰长租公寓:以蛋壳公寓为代表的长租公寓,为扩大规模,以高于正常价格的20%到40%争抢房源,破坏了房屋租赁市场。

当时我爱我家刚借壳上市,并推出了自己的长租公寓品牌“相寓”。我爱我家董事长连夜给胡景晖打电话,让他管住自己的嘴,还发了公告说,胡景晖的言论跟公司无关。

第二天,胡景晖就从我爱我家辞职了。但他又开了发布会说:

中国前十大长租公寓将有一半会陆续爆仓,一定比P2P爆雷更厉害。

当时,行业很多人说胡景晖的抑郁症又犯了,他有病。

蛋壳公寓也很快把刘伟伟把告上了法庭。蛋壳说这篇贴子导致他们几次被主管机关约谈,社会形象一落千丈,遭受重大经济损失,要求刘伟伟赔偿100万元。

一年多后,北京不许做“N+1”了,疫情也来了,房租开始下降了。经营激进的长租公寓公司,开始资金链断裂,一个个暴雷。租客的钱打了水漂,房东也没收到租金。

对于蛋壳来说,日子可能更难过一些。他们创始人高靖突然被带走调查,外部股权、债权融资全部骤停,资金链彻底断裂。

一切如胡景晖所预言那样。被行业挤兑的抑郁症患者,真的成了长租公寓的吹哨人。

蛋壳告刘伟伟的诉讼也被驳回,北京法院认定蛋壳加价抢房的事实客观存在。蛋壳竟然不服,接着上诉。今年3月份,蛋壳再次败诉。

他们真的,还有脸告。

十一个月前,蛋壳在美国上市。它把一个为年轻租户准备的实景样板房,搬到了纽交所门口。蛋壳创始人高靖说,他希望为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壳。

这几天,一个流泪的视频让很多人感动。一位平时严肃的父亲去上海看女儿,来到女儿的小出租屋时,父亲心疼落泪。他觉得女儿受委屈了,两人一边擦眼泪,一边转账。

半年前,蛋壳发布了2020年一季度财报,这是他们上市后发布的第二份财报。一季度亏损12.3亿,一年内到期的负债90亿,旗下还有41.9万间房源。

这意味着,这个冬天可能有几十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要伤心了。

上个月月底,证监会公布了对瑞幸咖啡前董事长陆正耀的处罚。涉嫌关联交易、子公司并表等多项信披问题,合计对陆老板处以30万元的罚款。

不知道蛋壳这场商业赌博的推手们,会付出什么代价。

周作人感叹过,读了那么多书,就总共得到两句话的教训:

好思想都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

坏事情人间全做了,书本上只记着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