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徐龙江 巴布尔
编辑 | 杨迪
“你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人，所有人，都是蛋壳的受害者。”
李霞的银行卡还剩 1000 元，下周一要给儿子 200 元生活费，信用卡需还 2316 元，这是最低还款额。信用卡之外，她还有30多万元的欠款。
38岁的李霞，是蛋壳公寓在成都的保洁服务供应商，自今年6月起，她再没从蛋壳结算过任何款项。待结费用共175万元，包括四个月的劳务费120万元和55万耗材垫资等。为了支付工人们的费用，李霞卖了自己的一套60平米安置房，加上从前的积蓄，还差35万元。
12月2日，上午9:00，从成都赶到北京的李霞，急匆匆地奔赴朝阳首府大厦——蛋壳公寓总部办公室。今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只有2摄氏度，她缩着脖子，紧了紧外套领口。首都繁忙的人们从地铁涌上地面，步履急促，穿过马路，一转眼就消失在无数个写字楼里。
朝阳首府大厦门前，已经围了近百人，冰冷的蛇形铁栏杆将人群分成两个阵列。左边“业主”，右边“租客”。
朝阳门外大街的早上，图源/视觉中国
业主们挤挤挨挨，绕成一团。大部分人年纪较大，戴口罩，帽子紧捂耳朵，围巾护着脖颈，只露出一双眼睛，死盯着大楼门口的门帘。“这么冷的天儿，还不能进去排队吗？”有人抱怨。中间的人凑成一堆，“嘿！您那屋还住着人吗？”一说话，水汽就扑到眼镜片上，“俩月没收到房租了！再耗下去，明年都收不回，损失两三万块。”
租客那头，沉默许多。他们把合约卷在口袋里，有人书包里装着电脑，低头在手机上打字，“我就请了俩小时假。”下午还得赶回去上班。
李霞走过排队的人群，忍不住叹了口气，“这些房东房客哦，也被害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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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蹲守
11月16日，消息传出，蛋壳公寓陷入“流动性危机”，受影响的租客接连在微博上爆出被房东驱逐的消息。北京住建委从18日起，陆续在北京设立了 100 多个接待点，处理蛋壳相关的纠纷，并在19日成立蛋壳公寓专办小组。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蛋壳之局，仍旧混乱、僵持。
绕过排队的人群，李霞溜到首府大厦的背面，坐货梯来到二楼。右转五十米，就是蛋壳公寓总部的办公室。“这条路只有我们知道。”她在办公区熟练地拉了把椅子坐下。10月30日，她就从成都来到北京讨债，各地一众讨债的供应商在一起，白天、晚上守在这里，早就摸清了地形。
街头的蛋壳广告，图源/视觉中国
这些日子来，每天上门得到的无非就是“走法律程序”、“回家等”这样的答复。但她还是天天来。“好歹做点啥”，“而且政府的人也在，总会给我们这群人一个交代”。
她不来不行，有人一直在屁股后头催她。十月底第一次到蛋壳总部要钱，到处坐满了人，她坐在会议室里等工作人员接待，手机就响个不停，这是成都的保洁阿姨们，“怕我跑了。”吵了两天，手机屏幕熄了又亮，直到没电。
“我怎么会跑嘛？你们要是不信，就到北京来，我在蛋壳总部！”她在群里发语音。结果三十个阿姨，真的乘火车北上，找到了在总部守着的李霞。晚上，这三十几个妇女找不到地方睡，李霞就领着她们钻进会议室，睡沙发，或者拿衣服铺地上，用背包当枕头将就一晚。第二天，大伙又面面相觑地在办公室坐一天。
第二个夜里，供应商群里蹦出来一条消息，“副总裁晚上会来公司！”凌晨两点，几十个阿姨“活捉”了副总裁崔岩，把他的车团团围住，车里的人吓得锁紧了门。她们拍打车窗，用力扯车门，“一两百万，一个上亿的公司，找到老板，让他给我就是了嘛。这对他来说，只是小钱啊。”李霞说她当时想得很简单。
很快，蹲守捉人的阿姨们被带到了派出所去冷静冷静。十几分钟后，副总裁被“放”走了。李霞急得跳起来，扯住旁边警察的衣服，歇斯底里地喊，“你们不要让他走嘛！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她也知道不能靠这种方法让人还钱，但眼泪忍不住地掉，她拍桌子，捶胸，蹬腿，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无助，“这怎么办？要我怎么办嘛？”瞪着墙壁，在凳子上干坐了一夜，出来后，她们再也找不到任何“老板”了。
李霞自己的老板梦也破碎了。自从初中毕业后出来打工，收银员、服务员，她都干过。前几年，开始做保洁，玻璃、门板擦得干干净净，“我就是做事很让人放心。”客户都喜欢让她来打扫、也给她推荐生意，后来她就给成都的长租公寓当保洁人员，和丈夫一起做，她负责卧室，丈夫负责公共区域，夫妻俩一个月的收入接近一万五千元。
上年初，她打听到成都蛋壳在招新的保洁供应商，电话过去，对方是蛋壳的采购人员，说做这个生意不需要什么成本，清洁用品、工作服，公司都会提供，“你只用注册个公司，自己招人，保洁人员工资都能自己定。”她早就对长租公寓有所了解，除自如外，就蛋壳做得最大，分布在全国各地。
流程进行得很快，三个星期，采购人员就从北京搭飞机过来了，说起话来有板有眼，“钱一定会准时给。”她花了 3000 元注册公司，又把之前的同事招进来，每单比其他供应商多给 5 元。
与蛋壳的合同约定，卫生清扫费以套结算，卧室不打扫，卫生间、卧室、客厅算一套，每套39元。按区域划分工作区，她分到了青羊区和成华区的接近7000套住房。7000套房，每套房每个月清扫两次，意味着每个月至少有56万元的收入。粗粗计算，除去阿姨们的工资、房租费、工具成本，她们夫妻二人每个月也可以有 7 万元利润。
图源/视觉中国
签下合同的那天，她很兴奋，第一次当老板、做生意，去商场逛了一下午，给自己买了件 500 元的风衣，又给丈夫和儿子各买了一条牛仔裤，“那时候感觉好牛逼。”
她没多想，蛋壳这样的大公司，为什么跟自己新注册的小公司签约。现在回想，她觉得蛋壳也许就是故意找又新又小的公司合作，延长账期。
合同上约定的账期是 45 天，每个月 10 号为对账日，供应商需要把发票寄给蛋壳，蛋壳应该在对账日45天之内将款汇入账户。但每次，蛋壳的回款都会跨过两个月，李霞去找蛋壳采购，对方回答，“这么大公司，差不了你这点钱。”
按照常理，甲方不能如期付款，理应算作违约，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违约赔偿标准。但是李霞和蛋壳的合同里，对此却只字未提。
直到她来北京讨债，一字一句念到合同第 7 项，“权利和义务”时才发现，“全是我的义务，蛋壳的权利，欺负我们没读过书啊！”
02 ////
如此解约
9:30，接待业主与租客的时间终于到了。
写字楼大门的门帘掀起，一个脖子上挂着浅蓝色“蛋壳公寓”工牌的人走出来，低着头，把手里的卡片砌整齐。
仿佛鱼塘里投进了一把鱼食，人流迅速地涌向一角。人们厚重的衣服彼此摩擦，手臂越过前面的肩膀，摊开手掌心，在围栏外晃动。“别挤，别挤，今天现场号200个啊！”工作人员说着把一张张纸条塞进挥舞在面前的手掌里。白色的小纸条，手工裁剪的，没有编号，只写着“下午 15:30 前入场有效”。
现场的业主们，普遍的诉求是收回房子。当然最好还能拿到因蛋壳违约而欠下的租金。
在蛋壳总部，这个诉求被模糊地重构和诠释成两个字，“解约”。
田鹤今天就是来拿“解约”证据的——一份解约合同；手机 APP 上显示的”已解约“；或是一份有公信力的解约文件。只要带“已解约”三字的，都成。
在蛋壳公寓的长租模式下，蛋壳与业主签订《财产委托管理服务合同》后，再与租客签订《房屋代理租赁合同》，也就是“二房东”的角色。紫梧桐资产管理公司，即蛋壳公寓所属公司，代表业主，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收取租金、押金、定金。
总部一楼被围得水泄不通。
本质上，租赁关系仍然发生在租客和房东之间，但是由房东的“合作伙伴”——蛋壳，替房东为租客提供租赁服务并处理出租事务，因此当蛋壳“跑路”时，房东仍需要继续履行与租客之间的租赁合同，提供相关服务。
所以，“解约”里解除的，只是房东和蛋壳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房东未收到房租的15天后，房东可以蛋壳违约为由终止对蛋壳的委托代理关系，他们需要自行签订一张解约通知单，并且有证据表明已交由蛋壳，到这儿，房东与蛋壳的委托关系才算终止。
两年前，与蛋壳签约时，田鹤没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当时蛋壳管家跑过来看房，“姐，房子我们都会装修一遍，您每个月等着收租就行。”给出的价格比市面价高出 200 元，她想着找中介省心，就签约了。
那几年，租房市场的发展正在享受”租售并举“的政策红利，也是蛋壳风光得意，跑马圈地的时期。2018年2月起，蛋壳陆续拿到B轮投资1亿美元，B+轮投资7千万美元，短短一年，管理的房屋数量从5万2千余间飙升至23万余间。年底，新浪财经揭晓当年“中国经济潮流人物”的榜单，蛋壳公寓CEO高靖排在榜单的第二名。
签约前，田鹤倒是仔细地翻阅了每一页合同，其中，第八条“合同的解除”中注明：乙方(蛋壳公寓)延迟交支付租金满 15 个工作日，甲方(业主)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应赔偿甲方两个月租金。“如果他们违约，即便我单方面解约，我还能多拿两个月房租呢。”
直到一个多月前，她却发现，“解约”的流程和状态的确认，都扑朔迷离。
11 月 24 日，违约期 15 天刚过，她就打了客服电话，“建议您去接待点解约。”人工客服回答她。
她请了半天假，去了通州区物资学院旁的接待点。接待点设在一家火锅店隔壁，很简陋，铁皮搭起来，外侧还喷有办证广告。站在门口等了一小时，进去刚坐下，工作人员拿给她一张解约通知单，姓名，电话，地址，一项一项填完，中间一大片空白里写着“没收到租金”，签个名，五分钟不到，完事儿了，“书面的解约仪式这就办完了？”速度快得让人有点不敢相信。
一解完约，她“名正言顺”地找到了租户这儿，当着两位租户的面，掏出手机，“呐，已经解约了”，结果一刷，又刷， APP 后台显示，合同“正在履行中”。
到底解没解，她也糊涂了。
图源/视觉中国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顾晓明，在“央视社会与法”微博平台开了一期视频，清楚地解释了”田鹤们“的疑问：即使房东单方面和蛋壳解约，但解除的也只是双方的委托关系，而房东和蛋壳在解除关系前的授权行为仍然拥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蛋壳与租客之间的合同仍然有效，租赁关系并没有破除，只要租客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违约，他们的居住权利就受到法律保护，房东无权将其驱赶。
在这样的合同关系中，只有业主与租客达成协议，共同解约。房东才能真正拿回自己的房。
和大多数房东一样，自以为已经解约的田鹤，和租户之间的战火已经燃起来了。
在房子里争执，打12345市民热线，热线让她和租客协商或者叫警察，警察来了，让大家不要闹事，协商解决，实在不行一起去趟居委会，找居委会，登记了一大串信息，折腾一圈，最后还是那句话，“我们建议双方冷静下来，好好协商。”
租客提出，以五折的价格继续签约，田鹤无法接受。她做留学顾问，疫情期间留学业务缩减，她的收入也减少了近一半，每个月不到4000元，房租是她现在重要的经济来源。
租客这边，也已经提前交过一年的年租，她们同样不能接受解约。
田鹤想过直接起诉蛋壳。去咨询律师，“至少要六个月诉讼期”，她耗不起，又回到收房子的战场上。
中间也好像有了“转机”。11 月 28 日，蛋壳 APP 的首页出现了新的模块，“业主自助解约”和“租客自助解约”。点解决按钮，“您一旦确认结算解除合同会立即生效，无法恢复。”点击确认，收到的却是一条包含租客电话号码和姓名的短信，旁边有文字贴心提示，“您可以联系租客。”
回到个人中心，查看合同状态，依旧是“履行中”。
田鹤问群友，他们说，“有个屁用，那帮租客不解约，就一直耗着。”她坐在办公室里抓狂，“这不又绕回来了吗？”
12 月，距离没收到房租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月。她再一次打电话给蛋壳客服，“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解约？”她觉得自己很可笑，明知道对方的答案，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问。“这边需要您去和租客协商，让她们也点击解约。”啪，她直接挂了电话。
“感谢您致电蛋壳公寓。下载‘蛋壳公寓’官方 APP，关注每日更新房源动态，优惠活动时时更新，您口袋里的租房管家。”蛋壳的短信随之驾到。
她决定趁着剩的最后一天年假，去趟总部。
03 ////
业主请排队
进入蛋壳总部办公室的队伍，又在一楼大厅停了下来。
通往二楼的电梯停了。两个黑大衣上别着红袖章的人站在起点把守，中间放着一个维修牌，人们无法跨过去，“他们是住建委的人。”挂着蛋壳工作牌的人指着带红袖章的人说。
“不要挤，不要挤，站稳。”几个人大声喊。
门外冷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门里继续等。”还等啥呢？“十几分钟后，一位光头大哥忍不住，冲着前面喊起来。旁边的人起哄，“外面等，楼里等，你们到底办不办事儿？”抱怨、咒骂在大厅上空飘荡。
直到又有蛋壳工作人员出现，栏杆才打开。守着扶梯口的人要求查验号牌——他们也看不清号码牌，瞥见个白纸攥在手里，就放行。
田鹤随着人群向上涌，生怕随时伸出一只手把自己拦下。到了二楼，她发现不远处还是在排队？彷佛为了消磨掉人们的耐心一样，他们又被带到左侧的通道里，继续排起来。
队伍前面，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戴红袖箍的住建委工作人员和带着蓝色工牌的蛋壳员工在组织秩序。一个站在队伍旁边的保安，是三天前才被叫来的。
他说，自己没有固定工作地点，哪儿缺人就去哪儿，疫情时还去过一些小区门口守着。前几天，老板联系到了这个活儿，就带着他们一起过来站岗，主要就是维持秩序。至于到底是帮谁干活，他并不关心，反正在这儿，站累了可以找地儿坐着休息，一天能拿一百块钱。
有红袖章们向队伍走来，通知大家扫码。打开微信扫码，是一个登记系统，业主们再一次填写了一系列信息：名字，住址，最后一次收到房租的时间。
蛋壳总部的排队标识。
队伍里的人大多是老人，手机上的字像豌豆那么大，微信界面只能容下两句对话，把手机摆得老远，眯着眼，打出几个字，勉强把表填完了。一个戴深蓝色帽子的大爷，填完登记表才反应过来，房子是他儿子的，他填了自己的名字，“他要上班，哪有时间过来这里。”
这些信息，田鹤不知道填了多少次了，去通州的接待点填，打12345电话的时候被问，现在到了总部还在填。她实在不能理解，这些基础的并具有共性的问题为何要一遍遍填写。
上午的接待就在这里排队那里排队中结束了，还有 20个人的队伍停滞在原地，巴巴地等着，没有人下楼吃饭。办公区的二楼到处挡着铁栏杆，门口，电梯口，队伍头，队伍尾。
唯一畅通的，是离开的电梯，可即便饿着，也无人离开，“只要下去，再上来就难了”。
大厅里，保安垂着头坐在大厅的角落，两个查验预约号的蛋壳女员工，胸前悬着工卡，摆出一张桌子，放着登记表格和递进来的外卖。
外卖盒饭随即“引爆了”一场口水仗。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哥，噌地跳到大厅的灯光下，他先把口罩褪到下巴，后来又一把撕下，睁大两只眼睛，朝着吃外卖的员工嚷， "我们在这站着，座儿都没有，这么死等着，你们不办事儿，还弄个大饭盒跟这吃着，你们是大爷？你再吃试试？”
大厅安静了，原本无处不在的嘈杂声瞬间停顿，过道里的，大厅里的，门口的，都望向他一个人。接下来的三分钟里，他送上了27句“他妈的”。
“你们不作为，我们民间作为！”后半句声量又上了一个台阶，“来，谁岁数大的，您甭客气，你们先进去。”他朝着过道用力挥了挥手，鼓舞站在过道里的人“行动起来”，坐到大厅里来。
没有回应。业主们沉默地站立在原处，互相望一望，没人走出来。
二楼的排队队伍。
出来了一位警察。住建委的人介绍，这是“王队长”。
王队长口罩裹得严实，语气却出乎意料地温和，“来，大家都近点。”人群里头发花白的几个老人，坐到王队长身边的小凳上，离得稍远的人，举着摄像机，按下了录像键，人们预备好了，听他有什么“说法”。
“我一个月前就开始接触这事了，在这里当差，什么事都见过，但这公司的情况，是我十年以来遇到最复杂的。”听到这位王队长语气诚恳，很多人放下了手里的摄像机，“我要告诉大伙，你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人，所有人，都是蛋壳的受害者。”
两个蛋壳的员工受骂后，没有再动筷子。她们也没走开，只是僵直地坐着，钳起外卖盒藏到不显眼的地方，严严实实地拉上蓝色的口罩，遮住半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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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话术
下午2点钟，办公室重新开始有了声响。总部的办公区域分成四块，左面接待租客和业主，两者分批进，每次进十几人。
继续等了两小时，田鹤被领去了一个五平米的小会议室，和另一个业主一起。田鹤先说了自己的情况，“您这很简单，您再去找他们，心平气和唠一唠，您就说我这接受的是最大损失，最后给三天，如果三天不搬走，我只能断水断电。”
工作人员说得太快，田鹤没跟上。她打开了录音，让再说一遍，对方跟背课文一样流畅，“您就说反正警察也来过了，也记录在案了，你们爱搬不搬，三天后我准时去物业断水断电。”
“警察不是说不行吗？”田鹤从没想过真的这么做。
“您听我说完。您把合同打印下来，再拿着房产证，警察来了，您就拿给他看，告诉他合同中有明确规定，超过 15 天收不到钱，我就可以自行收房，我已经提前三天说过了，他们不走，活该。”——这是一套话术——“其实刚到 15 天时，我就应该把他们赶出去了，出于我的好心，让他们住到现在，他们不领情。”工作人员加重了语气，“在警察跟前，您就这么说。”
“有任何疑问，您让他们找蛋壳。”工作人员直白地说了出来。
“找蛋壳有用吗？”田鹤也有点懵。
“您想不想收回房子？您就告诉他们房子是我的，房产证也是我的，我现在就断水断电，这是我的合法权益。”
“那如果他们说合同正在履行中怎么办？”
“你让他们去找蛋壳履行，告诉他，你去找蛋壳，爱怎么履行怎么履行，我就履行我对房子的义务。”
在办公室里呆了十分钟，她被送了出来，获得了一套话术。她说不上哪儿奇怪。走出大楼，风吹过来，才意识到，飞盘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租户们都是中午之后才来的，他们被零散地带到各个工位上。
蛋壳总部的工位都已搬空。
王诗怡和高昊，两人是室友，前者的租期到明年五月，后者早一点，到三月份。上个星期，房东来过三次，想让她们搬走。一次次被上门驱赶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她和高昊分别请了假，决定来蛋壳总部问问。
“还剩五个月，我这钱怎么办？”
工作人员俯下身，胸前的吊牌在两腿中间晃，“你等业主解约，然后你们就可以无责解约了。”
“无责解约之后呢？”
“蛋壳会把钱退回你的账户。”钱退回的是蛋壳APP里租户的账号，租户可以发起提现。
“可是钱提不出来啊。”
“那你们就不要解约。”
排队两小时，谈话十分钟，“没有保障，至少房东能拿回房，那我们租户呢？”他们不打算申请解约，这两个年轻人清楚，如果租户发起解约，就再无法行使合同赋予他们的房屋使用权了。必须等到钱能提出来，再发起解约、搬走。
离开的时候，王诗怡问工作人员，“房东上门闹怎么办？断水断电怎么办？”对方马上回答，“你们找警察、居委会，他们不能这样做的。”
是不能，但却发生了。
租客严锰选择离开。一天下午，在公司，他从电话里听到那头室友吐出“房东断电”，这四个字像马桶里抽水的黑洞，迅疾把他的生活吸进了黑洞。赶回家时，天已经黑了，打开门，两个室友就一声不吭地坐在黑漆漆的客厅里。他们平时各自在房间里，很少见面，这晚也仍然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对着眼前的浓黑说出了最差的打算——如果硬要赶人，就辞职回家。
房东最后没有赶人，而是第二天抱着一叠厚厚的英文账单，敲开了他们的门，一页一页，向严锰细数了自己的儿子在加拿大的不容易，“他那儿生活成本高，又没有收入，就指望着我这点租金过日子”。
等到严锰离开后的第二天，他猛然觉得那个眼前铺满英文账单的下午，是一场租户和房东之间的“比惨”，被套路的痛楚感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他都北京两套房了，我一个四川农村来的人，就该找两张照片甩给他，告诉他，我们全家都靠我一个吃饭呢。”
可回头一想，白天手头的工作就已经疲于奔命，晚上回去还要和房东纠缠，“太累了。”
下午3点30分，最后一批租客与房东陆续进场，大厅变安静了。人群被拆散在各个细碎的角落，隔间里，工位上，一个员工对着一个访客，看不到外面的境况。
本不开阔的空间，被围挡出一种迷宫的格局，想找人，更是不容易，房里有人说话，循着人声过去，是墙，绕过墙，又有墙。
图源/视觉中国
迷宫的边缘，到处散布着零星的出口，打开，门后面是漆黑的通道。人们从这些地方陆续离场。
也有人还不愿意离开。“蛋壳公寓”四字LOGO墙，一张“解约通知”从一个黄棉衣老太太手里，啪地一下，贴在了“壳”字上。她逐字逐句地宣布：“我单方面和蛋壳公司解约！”
她在进行某种仪式，近乎粗暴地把来往的行人赶开，给自己留了一块空白的范围，掏出手机，打开镜头，调整、直到视频里能看到“蛋壳公寓”四个字，也能清晰地看到“解约通知”上的每一个汉字。
她开始一字一顿，熟练背诵出提前写好的书面语句：“我是业主，现在身在蛋壳公寓，蛋壳公寓已拖欠我房租20天，本人多次通过蛋壳公寓服务电话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并且本人数次到蛋壳公寓位于朝阳首府的办公地址，尝试与蛋壳公寓交涉房租事宜，均无人接待。故此，本人宣布与蛋壳公寓解约，即刻生效，同时本人保留通过法律程序追究蛋壳公寓违约责任的一切权利！”
田鹤看到了这一幕，觉得可笑，业主这样的单方面的解约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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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没有说法了吗？
下午4点，租客们大多都赶回公司上班了。房东们在办公室来回转悠，回张望有没有“战友”在附近，等着互问“战果”。
有人收到一条短信，“租户可与业主友好协商，建立新的租赁关系。”截图发到“业主战友群”里，两个小时里，只有一句回复：“系统发的，都一样。”
5点，外边的天黑了，租户和房东们人语渐息，然而总部里边的战争还没完——受害的不仅是房客与房东。
办公区右边传来吵闹声，“既然早就没钱了，那为什么还要我们干活？”十几个维修工把供应商围了起来。声量最大的那个工人，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也鼓起来。站他旁边的人，反身摸出一个腰包，掏出绿色的药盒，是治糖尿病的，他在空中挥了几下，拳头握紧，“我就问你，你是要我活，还是要我死！”
“今天没有人会死。”警察又出现了，推门进来，原本围得水泄不通的黑色人群让开一条路来，警察径直走到圈子中央，“你们有什么事情找蛋壳，供应商也是受害者。”
“这里不就是蛋壳吗？”“难道就没有说法了吗？就这样了吗？”第一个提出质问的人声音越来越小，大家都不说话了，听着他的抽泣声。
被对峙的供应商里，有从广东坐火车来的家具供应商，想讨回自己的 90 万，他手底下有 12 个工人，拖欠两个月工资。有从上海来的保洁公司老板，被拖欠 310 万，牵连 60 个家庭……据目前被统计到的数据，涉及被拖欠的账款有一亿两千万，牵连家庭达到 4027 户，“这只是一小部分。”
不完全统计下，供应商拖欠情况，图源/受访者提供
李霞也站在这些人里，默默抹眼泪，这几天手机微信群里一直有人“喊”她，“2020 年还剩一个月了，”“年底了，工资怎么回事？”满屏的问责。
李霞找个位子坐下，扯着身上背包的拉链，“这是我儿子的书包。”她已经一个月没见到儿子了。十月初，丈夫和她办了离婚，她不想谈这件事，只说“我欠着债，也不好拖累人家。”只是和儿子没法在一起，心里堵得慌。
她卖掉的是自己仅剩的房子，拿到钱马上发了工资。现在，看到员工还在逼问她，她也生气，“一起吃肉的时候，谁说过我的好？现在都来落井下石。”
站在她旁边的张哥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她。他是窗帘供应商，被拖欠近两百万。他拿下了重庆的窗帘生意。前几次来总部时，是闹得最凶的那一个，把桌子的角都锤断了。现在，他也不敢回重庆，工人们堵在他家门口。
他们都住在蛋壳总部的对面，拐进一条小巷，绕到楼后面，一个居民楼地下室里的旅馆里。李霞，张哥，还有一个装修工头张叔，聚在一起。150 元一晚，一天一交。
朝阳门外大街的夜晚，图源/视觉中国
下午7点钟，人群终于散尽。
白天一直维持秩序的一位蛋壳女员工，用力蹭了蹭那些划在棉袄上的笔迹，彷佛要擦去黏在身上的怨气。她是蛋壳的一名质检员，2018年，大学毕业从河北来到北京，蛋壳公寓给她开出每月 8000 的工资，不用坐班，到处跑着验收房屋。在蛋壳的三年，她挺满足，公司氛围很轻松，领导没有架子，时常和他们聚餐。
从今年十月，她就再没拿到工资了。第一个月时，公司发通知说资金马上到位。那几天传出消息说链家要收购蛋壳，公司股票蹭蹭往上涨，他们都觉得公司不缺钱。到了第二个月，每天都有人到公司来闹事，办公区域里站满了人，一开始是零散的房东、租户，后来碰到几十上百的工人，就站在旁边，盯着他们办公。
如今领导和同事都已不见踪影，每天看着办公室人影幢幢，吵吵闹闹，她有些疲惫，作为员工，她不知道下一步可以去哪里上班，作为蛋壳租客，也不知道自己的“家”还能住多久。
黑暗灌进写字楼，她低着头，默默收拾书包。此时一看，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不知怎么回事，到处都是电线。
黑色的，白色的，从天花板的破碎处，从外卖盒堆积的角落里，探出来，伸出来，有的悬着，有的摊开，好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