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注 | 原文刊于FT中文网
11月11日发布《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后，大型科技公司股价应声下跌，之后舆论场对科技巨头的批评不绝于耳，加上社区团购、蛋壳危机等事件，公众舆论对科技公司的评价日益负面。市场当然需要监管，垄断伤害市场竞争，也需法律干预，舆论也应发挥作用。就事论事，客观批判对市场是好事，但如今舆论却出现越来越极端化、情绪化的趋势，令人深思。
一、菜贩的故事，是情绪化的，并不完整
菜贩故事里还应该有消费者的位置。一位年轻的妈妈，加班到7点，出了地铁，还得往返1公里去菜场买菜。现在有了社区团购，她只需要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中，把自己定好的菜带回家就可以了，省下1公里的往返体力与时间。她有义务为了菜场的人的生计，每天多走一公里吗？
这个故事里还有被忽略的对象，那就是菜农。社区团购用科技驱动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对农产品上行有正面作用，而且压缩了中间渠道，菜农也能拿到更多的利润。
这个故事里还有被忽略的主角，那就是国家力量。疫情期间的物流、配送，让很多中国人心生自豪。社区团购竞争所要求的效率，必然从全产业链催生更高效的配送体系。在危机时刻，小贩无法去顾全大局，但大平台的配送力量，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如疫情中那样，甚至可以转变为战时配送体系。
其实这个故事里，令人生出同情之心的菜贩的故事也没讲完整。
最初是国营菜场，公社向菜场供菜，品种不多、质量也不高。当时存在少数的“自由市场”，但时不时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后，自由市场越来越大，市民在这里用钱、粮票与农民交易农产品，国营菜场随之衰落。再后来，自由市场被固化下来，变为农贸市场。一部分进城卖菜的农民退出市场，另一部分开始专职卖菜，第一代菜贩出现了。变化不仅仅在于菜贩，在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体系中，效率要求加大，大规模的养鸡场、养猪场淘汰掉了一部分家庭养殖。再后来，中国人收入提高，超市出现了，品种全、品质高。超市抢了不少菜贩的生意，不少农贸市场就此消失。一部分菜贩退出这个行业，另一部分转移到了小区周边的小菜场，辐射范围小了，但单价高了，有了净菜增值服务。这时的菜贩，已经是菜农、批发商，物流之后的第三层渠道了，是一个纯商业经营者了。所以，小菜场并不是一个弱化，而是一个升级。而在这个升级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有人退出市场。可见，菜贩本身就是市场产生的，是市场竞争中的胜利者。如今，这个生态继续向前演进，或许下一个新形态就是社区团购呢？
故事换了一个角度，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消费者想要价廉物美是不道德的吗？不是。那么，满足消费者价廉物美的这个需求的商家、平台，无论其大小，都不存在不道德的问题。
对菜贩的同情和对外卖骑手同情，都是同情与自己高频接触的弱势群体。这种直觉性反应是人之常情。但直觉性、情绪性的东西，往往会忽略真实情况，“压榨菜贩”这个故事，实际没有了买菜人，也没有了种菜人、乃至市场与社会的利益。
二、这样的故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出现
网约车的出现，影响了持有出租车牌照人，进而影响到出租车司机的报酬，使之从能一定程度上享受到垄断利益，变为单纯凭技能吃饭，而开车、认路的技能在汽车与导航普及的时代，并不值钱。如今批判资本最狠的自媒体的兴起，是以无数纸媒关门为代价的，一个当了数十年的校对，可能从此下岗再就业，街边的报刊亭也消失了。
网约车、微信公号、电商、电子邮件、数码相机，每一个新东西背后，都有某个行业的一片哀嚎。那么，该禁掉他们吗？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牺牲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利益吗？
要公平，但方法不该是牺牲效率、牺牲消费者。企业负责效率，政府负责公平与救济。失业后的技能培训，救济，是政府分内之责，现在政府的确在做这些工作，而互联网平台当然也应当承担一部分。
其实，不必担心菜贩的生计。菜贩本来是市场经济中独立经营的个体，他们的市场意识、生存能力乃至学习能力，比一般人都强。即便小菜场作为一种市场形态被淘汰掉，他们可以做快递、做骑手、当社团团购的团长、开店、做保姆，城市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非常之多。讽刺的是，他们真正所需的是，自己的孩子，能与城市孩子一样，接受同等的教育，而不是在“菜场小学”上学。而这个诉求，足以让大多数同情的声音变得沉默，甚至反对。
三、这一波极端化的舆论，是因为自媒体为了流量迎合观念
这一波对资本的极端态度，表象是同情，实质是反资本，最终的暗流涌动是反市场。市场总是要效率的，这会引发朴素的反对，这是大众舆论的普遍性现象，但理性的媒体会把握其中的尺度。实际上，这一次舆论的推动者主要是自媒体，相比之下，传统媒体基于自身的专业性，反而持客观立场。毕竟，政府监管的姿态本身并不激进，强调监管的同时也对新经济给予厚望。因为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升级，还是公共治理水平的提升，科技公司的角色都十分关键。
自媒体是流量驱动的，或者说是利润驱动的，只有迎合群众心智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才能获得赞同与传播，从而获得利润。
首先，中国有传统吃大户的心理，在维权的时候，倾向于大平台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中国老百姓基于中国当下法治不完善的，一种变通的中国式处世哲学。再加上舆论中的政治正确，最终，一些公共服务的义务，都“理所当然”的指向了企业，而硬币的另一面就是愤怒。
其次，反平台反资本话语是最能得到共鸣的，也是最没有风险的。中国虽然进行了市场改革，但是，从根本上只是相信市场经济只是好的，而非对的；是有利的，而非正确的。这属于改革中“不争论”的那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在我们的改革中，必然会反复出现，影响到改革本身，比如，会产生对市场、企业家的错误认识。
所以，这一波民间自发的舆论，反映出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一些深层次的、更深刻的东西。这些东西或许会成为中国改革路上的障碍。
四，要正确认识市场经济
中国人的观念重星辰大海，轻柴米油盐。觉得只有神舟飞船、航母、芯片才能体现国家技术，才能叫做创新，至于电子支付、电商，把猪肉价格搞便宜，把蔬菜搞新鲜，这些东西中国人其实是瞧不上的，不觉得这能叫做创新。
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种粮食、机器、烟囱、芯片才是生产，而商业、金融业，这些都属于剥削，不创造价值。商业模式是无形的、商业的、金融的，所以，在中国的理论体系中，是没有位置的。在中国，对企业家的尊崇，是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者对强者的崇拜，而不是理性的源于亚当斯密的市场观，也并不认为这个群体真正的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民间舆论明白这种潜在的观念，就会去迎合以获取流量，然后，激发这种观念外露，从潜意识变为愤怒、憎恶，舆论也因此变得戾气十足。
但它们忘记了市场经济的目的。
中国人喜欢马斯克，觉得他才是在“踏踏实实做创新，追求核心技术”。实际上，马斯克的生意中，不管是特斯拉、space x，还是星链，本质是面向投资人、政府的。相比之下，外卖、生鲜背后，是供需双方的生活，才是更踏实的生意。更何况，马斯克从来也没说过，自己是为了追求核心科技，为国争光，他的目的，也是为了赚钱。
Uber是欧美最大打车软件，它也在做外卖。全球互联网科技公司的行为逻辑都是一样的：尽可能将流量变现，持续保持增长，保持竞争力。他们跟中国互联网企业没多少区别。那些美国的创新公司，从Intel到AMD、从Nvidia到雷神，哪一家不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呢？
这正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本质：允许赚钱，把赚钱的动机，变为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中国过去40年做得很好，我们要继续相信市场，相信私营企业的创造力，那么，创新、核心技术，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只有放弃所谓的硬核核心科技迷思，真正认可企业家才能，真正明白商业创新的价值，认可产生这种创新的制度，我们才能获得核心科技创新。
那些含着饱满情绪的文章，驱动中国社会朝着直觉的，而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美好的愿望与热情，并不铺就通向天堂的道路。毕竟，反对市场，本质上就是在说：现在生活过得太好了，应该过苦日子，以支持重工业创新，但历史也曾告诉我们，这样既会失掉更好的生活，也会失掉创新。
所以，对于平台，公众舆论在支持监管的同时，切勿走得太远。反垄断征求意见稿出台后涌现的极端声音，反市场的声音，并不真正利于国家、企业乃至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