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卢昱宇1977年出生于贵州，大学辍学后开启打工生涯，2011年开始关注公民运动。2013年，卢昱宇辞去工作，专职搜索记录中国的维权事件。同年，中山大学学生李婷玉联系到卢昱宇，两人一同创立网站“非新闻”，记录中国的维权和公民运动。2016年6月，卢昱宇和李婷玉被捕，随后卢昱宇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李婷玉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2020年6月，卢昱宇刑满释放，并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记录自己被捕和服刑的心路历程，本文是他推特连载的修订版，首发于Matters。CDT英文站正在翻译卢昱宇《不正确的记忆》。
2016年6月15日中午，天气一如既往的好，坐在大理古城一家米线店吃着米线的简（CDT编辑注：简Jane是李婷玉的英文名）对我说，快递站老板发了好几条短信了，要我们赶快去拿快递。
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常。我们吃完米线就骑着电动车往回赶，古城到感通不远，大概七里路。到了快递站简进到淘宝站取快递，淘宝站到路边有一个大约10多米长的过道，我在过道外面的公路上等她。几个男人围了过来，之前我曾无数次想象过这一天到来时的情景以及该如何应对。但一切发生得太快，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恐惧，我被反扭着双手押进了旁边的一辆黑色轿车上，被戴上了黑头套。我想以许他们还不知道简在淘宝站里面吧———这想法太幼稚了。简被好几个女警押着从淘宝站出来，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被押上了另一辆轿车。我开始难受起来。
接着一个中年男人对我说我们是大理市公安局的，依照什么什么对你进行传唤，我没心情听。要我带他们去我们住的地方。一路上都是他们的人，司机偶尔会停下来和他们说些什么。快到家时，在一辆轿车上，我看到了简，被套着黑头套，这是这些年我最后一次见到简，以许是今生的最后一次。
我们租住的地方被彻底翻了个遍，所有东西都要与我合影一次，小黄毛在楼下不停的叫，以后谁来照顾他呢？快过年的时候，小臭离家出走再没回来，以为他会像之前那样玩够了就会回来，但这次没有，我们试着找了一下就放弃了，范围太大，我们又太忙。简问我，为什么不难过不找了，我说人生本来就是不断分离，有什么好难过的。我只是嘴硬而已。
差不多半过多月前，在无数次和简谈判后，我们领回了小黄毛，条件是等他长大后必须做绝育。先领回来再说吧，绝育是肯定不会做的。小黄毛来的时候走路还不稳，不过适应得很快，第三天就能歪歪倒倒的爬到楼上来睡在我边上了。
折腾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后，我坐在了大理市公安局某房间的老虎凳上，开始被问各种问题。我们所发布的信息都是公开的，没什么好隐瞒。我甚至一边回答他们的问题，一边想着小黄毛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放了简？
一直问到第二天凌晨，换了好几个人，中途吃了个盒饭，吃不下，又做了毒品的测试，还好来大理后没去飞过叶子。凌晨4点，被押上了一辆车，不知道要去哪里，我问他们，有没有把简放了，其中一个冷笑了着说，担心你自己吧。
差不多过了半小时就到了目的地，雨一直下，简单交涉之后我被押着穿过了不知到几道大门，最后一道大门前赫然写着“男士止步”。所有穿在身上的东西都被脱掉了，换了一套霉臭的衣服后，我穿过了那道写有男士止步标语的大门。
监舍大约有30平，外面还有10平的放风室，但只有白天的某些时段能出到外面。已经有三个人睡在里面了，其中一个起来帮我铺好垫子并扔过来一床发臭的被子。睡不着，7点就来点名了，没吃早点，看着就没食欲，8点被叫出去继续问，让我辨认那些发布到新浪的信息。当时不是都删掉了吗？是新浪后台提供的数据？又或者他们早就在收集这些资料了？不停的辨认，一起又一起，一直到凌晨一点才回去号室睡觉。
中途要求他们照顾小黄毛，给我取一些钱买生活用品。你一时半会使出不去了，我们给你找人领养了，一个警察说。不知真假。现在不方便取钱，简有300，分一半给你吧。我不要，因为简也要用钱。后来他们说简留200你要100，过几天再给你们取钱，我答应了。
接下来天天如此，疲惫不堪。大概过了4天，我对他们说，从今天起，超过5点以后我就不回答你们问题了。接下来就只问到5点了。就是那天，在签通知书的时候，才知道我们的案子是公安部专案——1517寻衅滋事案，通常就是指15年1月7日，怪不得那段时间邮箱经常被攻击，怪不得那时候开始我的新浪帐号每天都要被删，连dark这个单词都被屏蔽了。
没完没了的审讯，大多数时候就是让我辨认我发布过的那些信息，有时候故意混进一些不相干的图片和文字在文件里面，难不倒我，我对图片的记忆还算是有天赋的。有时候也问些别的问题。
“谁在资助你谁给你卡上打钱？”
“都不认识，网友。”
“网友？网友为什为么给你钱？为什么还有境外汇来的钱？”
“因为我记录新闻给他们看，他们给我订阅费，我在网上发布过一个为我们的项目众筹的帖子，境外不能有网友吗？”
“你们一年能收到多少资助？”
“不清楚，我没统计也没查过，一年大概有5到6万吧。”
“这张收条是怎么回事？”
“别人给我钱订阅我们的新闻，叫我写个收条。”
“是谁叫你写的？不认识，网友。”
“‘人道中国’是什么意思？”
“这几个字很难理解吗？”
“你有没有在境外网站发布信息？我们从你的旧电脑上发现了你在境外网站发布信息的截图。”
“网站还分境内境外吗？我反问，你们有证据你们就拿出来嘛，还来问我。”
那个旧电脑是一个叫河马的兄弟怕我ipad打字不方便，专门给我寄来的，可惜用了段时间就不小心弄碎了屏，也没舍得丢。
“不就是周封锁吗，不就是温云超吗，不就是韦石吗，你怕什么？”
“应该是你们在怕才对吧？”
为了不连累到那些一直默默在支持我的朋友，我养成了每天删邮件、不使用电话、QQ、微信的习惯，也从来不去查看谁给我汇了钱，汇了多少。
“为什么要搜集发布这些信息？有什么目的？”
“个人爱好，收集群体维权事件记录历史，和我小时候收集邮票，年轻时候收集全世界的neofolk一样，都是个人爱好。另外，我是农民，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关注底层不是很正常吗？”
“仅仅因为你的个人爱好就让那么多人给你打钱？”
“他们都是自愿的，我又没有因为个人爱好强迫十几亿人都给我打钱。”
“什么时候开始收集的？因为什么？”
“大概是12年吧，我在接受信息时不喜欢被动接受别人推到我面前的信息，我喜欢自己通过搜索来发现信息。那两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颠覆了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比如艾未未、程光诚，比如沙溪、什邡、启东、莺歌海。那时候我还通过搜索发现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信息，而且越搜越多。就想把它们记录下来。”
“记录历史你可以记到自己电脑上，为什么要发布出来？”
“历史就是要给人看的，不给人看还叫什么历史。”
“你在新浪的账号为什么都要以dark作为前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没有，只是我个人喜欢听dark类的音乐。”
“你头像上那些刀是什么意思？”
“在你们云南文山黑支果一个饭都吃不起的大娘家照的。随手照的，自己觉得好看，没有特别的意思。”
“你不知道你发布这些信息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吗？”
“我只记录真相，至于影响是否负面也还要看是对谁来说，你说对吧。有时候我也想这些信息能够帮到当事人，但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并没有什么用。”
“你又没到现场，你怎么知道那些事情是真的？”
“通过第一次搜索到的信息来找到更多的来自不同网站不同目击者当事人的信息源来互证，也可也联系发布信息的人来求证。我确信我发布的约7万起事件每一起都是真实发生了的，你们调查了这么久，有发现哪一起是无中生有的吗？”
“你都用了什么词来搜索？”
“罢工、示威、游行、堵路等等，具体还有些我忘了，要搜索起来才知道。”
我算是醒得比较晚的吧，直到11年用上微博后，才知道有艾未未、程光诚、王博士这些人。记得有一次看到有人说要去临沂放礼花，我就说了句，去北京吧。结果国宝第二天就来了，那是我首次喝茶，有惊无险。12年，因为沙溪、什邡、启东、莺歌海等一些比较大型的抗争事件，我开始用搜索引擎去看这些我感兴趣的事，结果就像发现宝藏一样，找到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抗争事件的信息，从此走上了一条通向监狱的路。
“为什么不采用我们政府发布的通告？”
“是你们很少发布通告，即使有，也就是几段文字，即便这样，如果我有搜索到你们政府发布的信息，我也会把它们和我收集到的其他信息放在一起互证，但我不会以政府的口吻来发布信息，我只是一个平民，我会尽量以独立第三方的立场来发布。”
“你为什么要在发布的信息中使用’镇压’这个词？为什么不使用’处置’这样的词？”
“我觉得’镇压’这个词更中性，我前面说过，我不习惯用官方口吻叙述。”
“为什么我们警告过你那么多次，你还继续在做？你不知道你是在犯罪吗？”
“即使按照你们的法律，我也是无罪的”。
记得被抓进来之前几个月吧，我骑着电动车和简去古城，快到苍山门的时候，路边停着的一辆suv突然启动，撞向我们。我急忙避让，结果摔到了路中间，还好当时后面没有别的车辆。车上下来的三男一女，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他们只是的冷冷的看着我们从地上爬起来，看着我去扶我的电动车。简忍不住说了他们几句，我出奇的镇静，什么都没说。这次算不算是警告？
“你有统计过你前后用过多少新浪微博的账号吗？为什么你的账号被删了之后你还要继续注册账号发布信息？”
“没具体统计过，应该接近一千个吧。开始自己注册，后来因为数量大，直接在淘宝买了。”
“最近有没有和谁联系？”
“我很久没用手机了。”
“为什么不用？”
“因为我有社交恐惧，也因为我想专注于我喜欢做的事。”
简很少抱怨，属于那种不是很喜欢社交的人，但有一次她突然说，卢昱宇，我想交些朋友，我在大理一个朋友都没有。我无言以对，也许这种生活对简来说太过于枯燥了。我在大理本来是有几个朋友的，但到大理后从来没有联系过。一是有点社交恐惧，二是时间不够用。
“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人？”
“很久没有和朋友见面了”。
其实2个月前，我们刚和香港劳工组织的keegan见了面。keegan是专门来大理找我们的，只是为了说一句感谢，一个普通话说得比我还好的高个子美国小伙，他说他一直在用我们的资料，所以一定要请我们吃顿饭，吃饭的时候旁边来了一桌全是男人。晚上，我回请他们到洋人街最下段的一个小酒吧外面喝了啤酒，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奥地利小伙。
对于会被当局关进监狱，我早有准备，也有预感，只是一直避免和简谈论这方面的事，因为说了这样只会增加恐惧，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和Keegan喝酒的时候，我托付他，万一我们被抓之后，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的资料保存好。他答应了。
号室有视频监控，风室也有，开始的时候没有收音设备，几天后装上了。故意在下面乱说乱讲，小杨也跟着乱操，说某某局长和毒贩是一伙的。小杨说他以前是交警，有一次麻古吸多了，骑着别人的摩托车在下关一圈一圈的转，根本停不下来，后来，后来就进来了，被指控盗窃。
每个礼拜可以吃到两次肉，平时都是吃素，饿不死也吃不饱。
有一天小赵无聊，用指甲在风室的墙上划了些字，我也去划。被发现了，全部都要写检查。是我画的，你们别找他们麻烦，检查我不会写，我说。不写就不卖东西给你们！
他们三个都写了，我不写。果真不卖东西给我们了，卫生纸也不卖。饿，吃不饱。提审时拒绝回答。
“为什么又不回答我们问题了？”
“看守所不卖东西给我，吃不饱！”
傍晚送来了洗漱用品卫生纸和一点吃的，说东西卖完了，先将就一下，下次会卖给你们的。那天晚上小赵说，要是在市看，你肯定要被他们打个半死。小赵说在我被抓进来的前两天，市看守所的所长就已经找过他们，让他们准备好到州看守所，争取立功。在我被抓的那天下午，他们就从市看转到了州看，州看是不关男犯的。
没过几天就换了号室，可能是原来号室的收音设备效果不好。试图打探简关在哪个号室。即使知道你也见不到的，小赵说。小赵被指控盗窃罪，开着辆小面包车假装搬家公司，谁家没人就进去搬东西，已经被关半年了，有次看了他的起诉书，连盆景也搬。
有图书室，不过没什么可看的书。一个月可以去借一次书，有一天小赵他们去抱回来一堆，我选了两本，一本古龙，一本美国大兵回忆越战，晚上消磨时间。晚上可以看电视，天天放芒果台肥皂剧。他们看电视，我就看书或者发呆，琢磨着外面的人一定已经在四处找我们了，这几年我们的推特每天更新，从未间断，这么多天不更新，朋友们一定会到处找。
大概十天左右，有人给我存了1000块钱，不给单子看，找机会偷瞄了一下，存款人是许晖（羊皮鬼），能找到州看守所来，肯定费了不少力。
快到二十天的时候，进来问我，你哥叫什么名字。第二天，萧云阳律师和王宗跃律师就从贵阳来了，带来了外面的问候，说了一长串熟悉的名字，有这么多人关心着，暖心，签了一堆委托书。
萧律师说，我们失踪后，朋友们就开始到处找我，他们找到了我的老家，让我哥签了委托书，才得以来会见我。同时也通过种种努力说服简的家人签了委托书，找了黄思敏律师和葛永喜律师作为她的代理律师，今天也来了。
审问还在持续。有一次我说要是几万起事件的信息都辨认完，恐怕得要一年。上面安排，我们也没办法。二十来天的时候审问突然就停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像是被彻底遗忘了，只是偶尔会从铁窗上丢下来一张换押单。
这期间收到了王力蕻大姐她们送来的衣服鞋子，想得挺周到的。之前在福州的时候和大姐在一个聚会上见过一次，面善。关于她的事情，更多是从网络上了解到的，一个善良的人。
州看不允许抽烟，没费什么力就习惯了，小赵他们不习惯，每天都在说抽烟的事，拿废纸卷成烟卷的样子意淫。他说后悔来了州看，功立不到，烟也没得抽，还不如市看，可以抽烟。偶尔有香烟味会从走廊上飘下来，他们都会感慨一番。
风室和号室之间的上方有警察专用的走廊，通过墙上的小铁窗，他们可以看到号室和风室的全部。除了点名的时候，警察很少进号室，但是每隔半小时，他们就会在走廊上巡查一遍，偶尔会骂骂下面的人。
即便是在夏天，大理也不热，在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偶尔会觉得冷，特别是看守所，有种说法是因为里面死的人太多了。
所方不时会找他们三个出去谈话，从来不找我，想来是向他们了解我的情况。小赵和小杨时常会来劝我，算了，斗不过他们之类的。小王年纪小，骗了别人十多万，还傻到把被骗的人带到自己家里去，从来不说劝我的话。2个多月的时候，忽然就调回市看去了，我猜是因为他从来没劝过我。换来了一个东北人老张。
老张在双廊卖烤鱿鱼，因为争地盘用啤酒瓶戳伤了对方，之前已经被拘留了十天，放回去后过了一年忽然又抓回来了。对方有关系，想我多赔点钱，他说。老张40多岁，看起来50多岁了，十多年前就来云南了。没办法，要生活，他说。
第二天就约我们斗地主，筹码是卤鸡蛋，反正无聊，早上斗到中午，老张输光了，散了。我把赢的卤蛋还给了老张，反正我也吃不完。
老张每天早上都要慢跑，从号室跑到风室又绕回来。我也跟着跑，小赵也跟着跑，每天半小时。
隔壁关着女犯，白天在风室能听到她们说话，小赵经常去敲墙壁，但没有回应。有一次被隔壁举报，警察进来骂了一通，不敢再敲。有女医生，会在风室门的小窗口给里面的人看病。为了能见女医生，小赵几乎每天都要报告看病。
做饭打饭的都是附近村里的阿姨，和小赵一样都是白族，小赵嘴巴甜，每次打饭都阿娘阿娘的喊，用白族话和她们聊，只是希望能多打到一点饭菜。
晚上，看守所的灯是不关的，照在眼睛上很难睡着。有一次，找了件T恤蒙在头上，巡查的胖女警说违规了，要取下来，语气强硬。
我睡不着，我受够了，你们想怎么样？我说。
找了两个男警上来吓唬我，一个四川口音，双手总是抱在胸前，蔑视众生的感觉。另一个东北口音，当过兵。和我说了一大堆必须立刻之类的话，我和他们争辩了几句后就索性不理他们了，半个小时后，他们走了。男警晚上进不了号室。
早上点名的时候，两个都进来了，东北口音那个恶狠狠的说，卢昱宇，站好。
“站不好，我说。”
过来抓住我想按我到地上，我挣扎，头撞到了墙上，又顺手抓了个装有水的盆子，水溅到了我们身上。四川口音那个上来扭我手，把我按到了地上。打不过，就大声喊，警察打人了。他们心虚，放开我走了。
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绝食，用白纸写了警察打人的小标语，对着摄像头。警察也不进来，只是叫小赵他们出去谈话，回来就劝我吃饭，我也不出去，点名也不起来，就躺在通铺上，饿了就喝水。第二天王律师就来了。正好是四川口音带我出去，我指着他对王律说，我被警察打了，就是他，灰溜溜的走了。王律师劝了我一番，要我保重身体。趁机口述了一个声明：我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如果在关押期间死亡或者重病，都是ccp故意为之，我宁愿死也不会向他们屈服，同时也希望外面的人关注与我一同被关押的李婷玉。
继续绝食，心里憋着一口气，到第三天，机会来了，东北口音进来点名，我到门口堵着。你不是要打我么，现在动手吧。他进不来，也点不成名，走了。
接着所长也来了，女的。李婷玉很关心你，那天听到你喊警察打人后就打电话告诉了她律师，她托我传话给你，希望你好好的，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他的？有什么要求？我也希望她好好的，另外就是我想买本英语字典。
能买书，有了简的消息，开始进食。
上学的时候整天玩，逃学，打架，基本没学到什么东西，英语基础几乎为零。简在15年帮我在沪江报了网校，每天搜索的同时跟着录音叽里呱啦一通。简明显听不下去了，卢昱宇，你先学学英标吧！
没几天女所长就买来了字典，红色的，拿在手里会想到70年代的经典场景。送你的，不收你钱，还要别的书可以自己去图书室找。去了图书室翻了半天，找到一本教发音的，美式。一本小说，英国人写的。每天锻炼，看书，学英语。
厕所在风室，洗澡的水龙头在马槽的正上方，有太阳能热水，一星期可以洗两次澡。对面就是监控，没有遮挡，上厕所时用盆子遮挡一下，洗澡就只能背过身去了，小杨不怕，洗澡时故意对着镜头。号室里没有厕所，有一个黑色大塑料桶，晚上关门后要上厕所就用桶解决。为了防臭，每天要把已经用水泡软了的肥皂放在桶里不停的搅拌，直到泡沫快冒出桶壁。四个人轮流。
小杨30来岁，当过交警又是城里人，有点看不起农村来的小赵，虽然两人都是盗窃罪。经常说话打击小赵，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差点打起来，被我劝开了。
到了十月份，终于来找我了，憋死老子了，不会是要放我们出去了吧！来了两个人，一个秃顶领导，还有一个穿了巴萨球衣的年轻人，我是巴萨球迷。秃顶领导手里拿着张单子。
“卢昱宇，我们谈谈吧。”
“谈什么？”
“谈谈晏今峰吧，你和他什么关系？”
“网友，面都没见过，有什么好谈的？”
“那光暴党呢？”
“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认识v是在网上，学识渊博，总是可以简单直接的把问题说明白，脾气不太好，但对我蛮好的，在我困难的时候一直在帮我，给我忠告。有人私下给我说，生活中V是个很热心的人，他自己也因为这些事被关过几次，住的地方还被装了摄像头。有很多事是解释不通的，比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无缘无故的会来帮我？
“吴淦呢？”
“朋友啊，在福州打黑工的时候经常会和福州的朋友聚会，有时候他也会在。”
12年在上海干建筑工的时候，跑到一家广告店做了写有“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把选票还给我们”横幅，准备到市政府去快闪，结果坐地铁到了市政府，发现人不多，就跑到南京路人最多的地方快闪了一回。结果被拘留了十天，从此被盯上，四处被警察驱赶，到处漂泊。后来到了福州，在屠夫的帮助下总算安定了一段时间。
如果非要我选一个喜欢的地方的话，一定是福州。那段时间我可以一边打工一边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偶尔出去和福州的朋友们聚会，喝酒，唱歌。那些日子，我认识了很多优秀、善良的人，游精佑大哥、王大姐、游明磊、皮皮……
“好吧，谈谈你吧？想不想早点出去？”
“当然想。”
“我们也想你早点出去，但你得先把你的问题说清楚才行。”
“我什么问题？我早前给你们说过，就是按照你们的法律，我也是无罪的。”
“你的意思是希望走审判程序了？”
“我控制不了你们要走什么程序，我没有罪。”
不欢而散。
日复一日，除了偶尔有女犯到楼上来打扫卫生引起的一点骚动外。小杨在10月底收到判决，1年半，11月初送监狱去了。没有再调人进来。
11月11日中午，广播响了起来，要所有人收好东西。难道要放我了？
抱着私人物品出了会见楼的门，已经有一辆囚车等在外面了，戴上脚镣以后上了车，接着上来了两个武警。囚车开到了市区，是去市看，小赵说。很快，囚车便穿过市区来到了这个城市的另一边，过了一道大铁门后进到了大理市看守所。
穿过了若干大大小小的门，到了值班室外面，所有东西都被警察用脚检查了一遍。小赵和老张很快就被人领到各自之前的号室去了，卢昱宇，你要保重啊，老张临走时说。
剩下我独自不安地站在那里，心里想着要是进了号室被欺负，要不要还击，打不打得过。期间有个警察过来问了下情况又走了，值班室里好几个警察抽着烟聊着天。值班室两边就是囚室，有30间左右，这就是整个看守所的核心地带，像个压扁了的大号四合院。
又过了一会，来了一个胖胖的警察，把我带到了左边最里面的号室，已经有5个犯人在里面打扫着卫生了。又是挑选来准备立功的吧。
放风室和州看一样，也在头顶上装了一层铁丝网，像个笼子， 有几个警察扔下来的烟头躺在上面。风室的地面要比号室矮了20多公分，这样跑步就不方便了，我心想。
想多了，接下来的2个多月，我很少有机会锻炼，也没有心情锻炼。
这间之前闲置了很久的号室，现在成了专门关押我的号室，除我之外的另外5个人都是来监视我的，他们能得到的好处就是不用参加劳动。市看和州看不同，市看是要劳动的，做电子产品。
六个人三个汉族，两个白族，一个彝族。三个云南人，两个四川人，一个贵州人。三个盗窃罪，一个制造毒品罪，一个运输毒品罪，另一个就是被寻衅滋事的我。
年纪最大的老董被警察指定来当“值班员”，也就是牢头。主要任务就是向警察报告号室内其他犯人的情况，有一定的特权，代理一些警察的事务，据说在其他号室牢头是可以随便打人的。老董被指控的是盗窃罪，某个早上骑着电三轮路过某个建筑工地时，拿了几块钢板准备拉走，被工地的人当场打晕，送医院弄醒后就送到看守所来了。我是冤枉的，我只是顺手捡了几块钢板，多次因吸毒盗窃被判刑的老董说。和老张一样，老董也只比我大几岁，但看起来像50多岁的人。
因为有警察撑腰，老董要我们其他几个人每天背监规，理由是警察要检查。轮流打扫卫生，他自己不打扫。
我不背监规，卫生轮流打扫可以，但所有人都要轮流。我对他说。
随后，老董就去找了警察报告，具体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不过，那次之后，老董和我说话就非常的客气了。
市看是可以抽烟的，不能在号室抽，每个礼拜警察会把所有犯人带到一个专门的地方集体抽一次。但阿龙他们总有办法把烟带回来，或者是把警察扔掉的烟头偷偷捡回来撕开，把里面的烟丝用纸卷起来。再用细铜丝连在刮胡子时偷带回来的电池的正负极上，就可以点烟了，点燃后就轮流躲厕所位置抽，铜丝是他们那些制作电子产品的朋友顺过来的。市看的厕所和州看不同，有一个一米高的水泥墙挡住了摄像头，蹲在里面抽烟是不会被发现的。我不抽，一是觉得这样抽烟太窝囊，二是因为已经5个多月没抽，没瘾了。
简很反感我抽烟，刚在一起的时候抽烟总是会被他赶出去，后来我就自己到外面去抽了，之前也有想过把烟戒掉，但只是想想。这次终于戒掉了，不知道出去后还会不会继续吸。
有一次因为电池没电了，咕噜就用鞋底压在棉花条上不停的来回搓，据说这样可以搓出火来。不过从早搓到晚也没有搓出火来，最后还警察发现臭骂了一顿，从此成为笑柄。
二十岁不到的咕噜没有家，这是第二次因为盗窃进看守所了，两次都是因为偷了同一人家的东西，至于为什么叫咕噜，我不清楚，猜是因为长得圆，脾气好吧。
不用干活，阿布、阿龙、咕噜还有小桑他们天天玩双扣，从早玩到晚。老董有时也参加，他偶尔会被警察叫出去汇报情况。我看书、跑步、俯卧伸、仰卧起坐、学哑巴英语，尽量不去想案子的事。
每个月可以买两次货，几乎都是些在外面没见过的食品，但在看守所，这些都是美味。烤鸭18元一只，看起来比鸽子大一点，吃着有点害怕，但顾不上那么多了。卖过一次老干妈，一次买了十瓶，倒在一个塑料桶里，玻璃瓶是不准拿到号室的，天天吃，天天便秘蹲厕所。
转到市看十多天后，王律师和萧律师来了。
“卢昱宇，首先要恭喜你。”
这回怕是真的要放我了！我想，有点激动。
“你和李婷玉刚获得了“记者无疆界组织”和法国电视五台共同设立的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的’公民记者自由奖’。”
能够在这个时候得到外界的认可与声援，当然开心。不过，仍然不知道案子什么时候能了结。
聊了一会后，两位律师又走了。他们是我和外面那个世界唯一的联系。每次看到行动不便的萧律师走出会见室，都会有些心酸。
12月中，公安局来人了，这段时间，他们到过我老家，找过我的家人，亲戚，同学，还有我很多年以前的已经结婚了的女朋友。谈了没两分钟就吵了起来，所长跑来劝开了，因为左右还有很多别的会见和提案的人，提审又不欢而散。
第二天又来了。
“卢昱宇，我们是为你好，我们只是找你谈谈。”
“怎么谈？我铐在老虎凳上，你们坐在椅子上，这样能谈？还有，我不相信你们会为我好！”
关了半年了，心里憋得慌。
第三天又来，这次被带到了一间高级的独立审讯室，老虎凳的正前方有一个摄像头。电影里，这个摄像头后面总会躲着一些鬼鬼祟祟的神秘人物。不知道这个摄像头后面都有谁？来了四个警察，有市公安局的也有州公安局的，还准备了一碗牛肉米线，几包香烟，他们显然是误会了我的话。
“以后我们就在这里谈，这样可以了吧，喜欢吃什么就给我们说，我们给你带来，还有香烟，你可以随便抽。”
谈就谈吧，只要有肉吃。半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中午还有盒饭。大多数时间都是他们在谈，我坐在老虎凳上听着，烟我不抽，藏了两包在棉衣里面带回去给号室的人抽。
接下来的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来，什么都谈，天南海北，几十年凶杀案被破、冤案平反、高速路通车、天眼、集中力量办大事……，偶尔放一些别人的认罪视频。暗示要认罪，要换律师。
刚开始觉得挺好的，每天都有肉吃，慢慢的，开始失眠，精神恍惚。
每个出现在我附近的人都变得鬼鬼祟祟，心怀鬼胎。那个警察刚才盯着我看是什么意思？那个保安和我一个朋友长得真像，是要暗示我什么？为什么要放这个电视，一定是故意安排的……
无法发泄，就砸门，用鞋子拍打报警器。警察也不管。有时候实在不想去审讯室，就绝食一餐，第二天就不用去了。他们无所谓，他们有的是时间，第三天会接着来，有时候四个人，有时候五个人，有时候有女警，有时候有他们说的大领导。有一次问我，为什么和杨佳妈妈合影？她是英雄妈妈，我说。结果吵了起来。实在难受，就用头撞老虎凳的铁板，头都撞破了，有个警察过来按住我。
“你敢不敢杀我！”
“你给我把刀！”
那时候我能杀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任何人。
去审讯室的路上经常会遇到一只猫，看到人来了也不跑，像是专门在那里等我。想起了小臭，刚从市场带回他时，脏兮兮的，所以叫小臭。很聪明，几天就学会了用猫厕所，出去玩也知道回来，虽然这期间我们搬了几次家，但他都很快就适应了。有一次，三天没有回来，我们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那天晚上，简突然哭兮兮的说听到小臭在不远的一个小木房子里叫，拿了电筒去找，果然在里面，原来是和别的母猫鬼混去了。
还有一次警察问我。
“小卢啊，你觉得我们级别不够的话，我们可以找更大的领导。你要和你家人谈也行，朋友谈也行，网友也行，要见李婷玉也行，我们都给你安排。”
“我谁都不想找，谁都不想见。”
这种状态下见，我会崩溃。
“有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提出来嘛，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谈。”
“放了李婷玉，她和这事关系不大，你们关了她半年多，也差不多了。”
“她的事她自己会解决，我们现在也在和她谈，给她买肯德基，原版英文小说。你就谈你自己的事。”
“我的事没什好谈，那些信息都是我发的，你们也鉴定了，不要再谈了，赶紧判吧。”
简因为做“非新闻”放弃了学业，一直觉得有点对不起她。有一次，有个女警说，卢昱宇，你毁了李婷玉。“明明是你们把她关了起来，怎么是我毁了她。”我很想这样说，但我什么都没说，因为要不是认识我，她肯定不至于被关到监狱来。
就这样耗着，幻觉越来越严重，怀疑吃的东西里面被下了药，但又禁不住美食诱惑，而且总是要吃东西的。
看守所有节前查监的习惯，他们进来的时候已经快过年了，两个武警和几个警察，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赶紧站成一排眼睛盯着脚尖。十多岁的小武警，走过来很跩的跟我讲。
“把头低下！”
“我低不下！”
抬腿就给了我一脚，他们已经习惯了打人不需要理由也没见过有人反抗。厕所旁边的水泥台子上放着刚买的腐乳，塑料瓶装着的。我抓起一罐就砸了过去，正好砸到嘴上，血从他的嘴角淌了出来。又拿了一罐，旁边的警察马上过来扭住我胳膊。
打倒XXX。
我大声喊着，迅速被无数双手按倒，脸贴在水泥地上。双手被扭曲到了后背的极限，似乎已经脱离了我的身体。接着，我被拖到了风室外面的值班室前面，锁在了老虎凳上。大概三个小时后，又找来脚镣手铐给我戴上，要我自己走回号室，我拒绝，这样很疼。
四个人把我抬回号室扔到通铺上就开始打，两个辅警，一个教导员，一个警察，动不了，只能乱骂。长得最壮的那个警察整个人都站到了我戴有脚镣的小腿上，用力的踩，真疼。头还能动，还能朝他吐口水。
操你妈，你干脆把我腿踩断算了。
显然被激怒了，他跳到地上，脱掉警服上衣，吼着“老子今天不做警察了也要打死你”朝我冲过来。“你不打死我，我看不起你”我也不示弱。其他三个可能是怕他真的把我打死了，强行把他拖出了号室。过了一会，又找来一个摩托车头盔给我扣在头上，头也动不了了。
开始绝食，连水也不喝，不说话，不提任何要求，各种警察、所长、领导、检察官、法医陆陆续续的来。
”当时的监控视频我们都给你刻盘了，你可以告他，但你要吃饭才行。”所长说。
“不管你认不认罪，都要接受警察的管理。”检察官说。案子在检察院和公安局之间来来回回退来退去好几个月了，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语气相当强硬。
晚上，又从别的号室调来了好几个人，都是其他号室的牢头，晚上轮流值班，监视着我。
第二天，法医来做了伤情鉴定。持续的愤怒让饥饿感不是那么强烈，只是觉得就这样死了也挺好。
第三天一早，检察官和所长都来了。
“我们看了监控，那天的事是那个武警先动手，是他不对，我们叫他来给你道歉。”
“我不要那个武警道歉，他打我，我也砸了他，我要打我的那个警察给我道歉。”
到了下午，所长进来把我叫了出去，叫来打我那个满脸横肉的警察给我道了歉，有点勉强。所长接着说。
“你是看守所有史以来第一个敢和武警打的人，个人相当佩服，但案子的事是上面安排的，我们也只管关押，以后有什么事都好说。可以先把头盔取掉，但脚镣手铐要等公安局的批准，等你情绪稳定后才能取掉。”
又叫人煮了面条，犹豫了一下就吃了。之后有点后悔，应该再坚持一下，把脚镣手铐给取掉。
还有10来天就要过年了，天气已经很冷了，几十斤的铁链套在手脚上，晚上根本睡不热，后来阿龙设法把秋裤给我套进了脚镣里面，这样好睡了一些。他原来的号室有个死刑犯，知道怎么在有脚镣的情况下穿或者脱裤子。
阿龙是四川人，20来岁，和他师傅一起因为买感冒药制造毒品被抓进来。
整天就躺床上，白天也不起来，提审的人也不来了。晚上躺着听他们吹牛，才知道原来除了这个号室以外，还有一个号室也是不用干活的，都是些有学历的人，在外面也不是一般老百姓，每天只要写些文章、诗词之类的登在一份叫“心灵之窗”的正常人都看不下去的报纸上就可以了。
自从成年后，我就对所有节日都无感了，春节也一样，简似乎也是。在一起三年，我们几乎没有过任何节日，天气好又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会去洱海边骑上半天的自行车，或者去古城逛逛，去下关沃尔玛买点东西。最远骑到过喜洲，简骑得慢，我总是骑到前面一段再停下来等她。你不要那么快，等着我一起。她有一次说。
春节那天，小桑家里托关系送进来一些菜，管号室的警察把我们全都叫出去一起去吃了顿，算是过了次年，戴着脚镣手铐。简是这个春节是怎么过的？
过完年没几天，所长叫人来帮我解了脚镣手铐，问我有没有什么要求，我说要买书，吃不饱。过段时间帮你解决。
大理的冬天不算冷，但在太阳晒不到的号室里，要穿棉裤棉衣才行。没有热水，有自来水，中午太阳晒到风室的时候，可以跑出去洗澡，冷水淋在身上，感觉骨头都碎了，要大喊两声才能坚持洗完。
春节过后没多久，王律师来了，最终没有把被打的事告诉他。他们从贵阳跑来大理已经很幸苦了，我能自己解决事就尽量自己解决吧。
一天天耗着，每一天都像被复制了，起床、点名、吃饭、睡觉，麻木了。每个月拿到王大姐的汇款单时候，才能感受一些温暖，知道外面还有人一直关心着。
3月24日，大理州检察院的来提案，说案子已经转到中院了，由“寻衅滋事”变更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换押证上已经没有了简的名字，难道他们已经放了她吗？之前曾想过，开庭的时候见到的简是什么样子，彼此会难过吗？不过，现在看来，见面的机会都已经没有了。
所长没有食言，帮我买了一套新概念英语，时不时送些吃的进来改善一下生活。号室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打双扣、斗地主、下象棋的都不差人，比之前热闹了。
愚人节那天，案子又回到了大理市检察院，罪名变回了“寻衅滋事”，两个女的送来了起诉书。总算要开庭了，可以知道自己究竟要被关多久了。
4月底的时候，检察官和公安局的几个又跑来找我，说他们已经放了简，开庭之前简用了他们指定的律师，还神神秘秘的把判决的最后部分给我看了。估计是想要我也换律师吧或者认罪吧，假装不懂。
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不知真假，只要出去了就好。我想。
天气慢慢变暖，有些人接到判决走了，咕噜，阿布。又送来些新人，来来往往，有时候睡不下，新来的就睡地上。有一个因为偷了一部几百块的手机被送进来的，正常情况几百块是不会立案的，但是他倒霉，偷了外国人的手机。看了单子，叫特蕾莎∙XX。
有一次，他们叫来了我父亲，连续来了三天，劝说我要认罪。我没什么好说的，也不好发脾气，只是说：
“爸爸，你先去查一下我是因为做了什么再来劝我好不好。”
“还不是因为你在网上乱说……”
老董最终判了5年半，叫我帮他写上诉，知道没什么用，还是帮他写了，反正也无聊。
6月，总算接到了开庭通知，只是庭前会议，但起码离开庭更近了。心里开始盘算要在法庭上说点什么，要不要先写点什么，最终什么都没写。
检察官又跑来找了我，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不然以后后悔都没用了，在我表示不会后悔之后，他失望的走了。
正式开庭前开了三次庭前会议，每次我都只是像道具一样被安排坐在被告位置，问一些我认为无关紧要的事。中途吃东西的时候有个白族老法警和我说，你的事不是我们大理人要整你，是上面要求的。看守所警察也这样和我说过。
开庭那天，6月23日，管号室的警察早早就来叫我出去吃了东西，法警也来了，其中一个体型庞大，接近两米，很胖，估计是故意安排来站我旁边以显得我矮小吧。来了三辆警车，我坐中间的那辆，一路呜呜呜吼着到了市法院，法院周边戒备森严，三三两两的警察或便衣紧张兮兮的守在外面。
在四楼法庭旁边的小房间呆了一会后，我被那个胖法警和另一个带进了法庭，法庭很小，坐满了人，除了两位律师和检察官外我都不认识。忘了是怎么开始的，反正也不重要，两位律师在和他们争论，偶尔会问一下我。中途，法院的监控系统还坏掉了一个小时。中午，吃盒饭的时候，看到楼下院子里蹲了好几十个便衣在吃盒饭。
下午继续开庭，我继续麻木的坐在被告席上，像一个被迫看无聊烂片的观众，只希望早点结束。接近傍晚，夕阳照到了法庭里面，透过窗户，我看到了外面的蓝天，大理的云真美。到晚上快结束的时候，法官突然叫我做最后陈述，我一下紧张起来，匆忙的感谢了两位律师，结结巴巴的表示我愿意用我的自由去捍卫我所做的事。
我性格内向，不喜欢社交，特别害怕在人多的场合说话，小时候因为这个性格没少受欺负。到了初中，慢慢开始学会了反抗，也开始结交朋友，一起喝酒、打架、离家出走，在夜晚的街道大声唱“我们只是去送葬”。不过不敢在人多的场合说话这个毛病一直没改过来。
9点多才回到看守所，如释重负，倒头便睡。
转眼就一年了，还是不知道究竟要被关到什么时候，还得一天天的等下去。不断有人去判刑去了监狱，又有人被抓了进来，监狱是不会缺人的。6月到9月是大理的雨季，雨水特别多，一下雨心情就不好。
8月3号上午宣判，虽早有准备，但知道要入狱四年的时候，还是有点意外。当即表示要上诉，并不是抱有改判的希望，而是因为这样才能见到律师，保持和外界的联系。王律师下午就来了看守所，签了上诉以及二审的委托书。期间提到简判缓刑的事，我说我能理解她的决定，但我自己会坚持下去。
她已经承受了太多本不该她承受的一切，在专制面前，命如蝼蚁的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选择。坚持也好，放弃也好，都只对自己有意义。
和简认识，也是在网上，13年的上半年，我还在福州打着黑工，一边做着搜索。简私信我说她对我搜索出来的资料很感兴趣，觉得对社运研究很有用。断断续续的聊，有一句没一句的，知道了她曾参加过南周事件抗议活动。后来，我辞掉塑料厂的工作，专职搜索，到了5月经济开始紧张的时候，我一度靠卖v字T恤来维持生活，简买了两件，还拍了T恤的照片给我，之后又给我买了一个ipad的键盘。开始聊的多了起来，每天都聊。
有一次，因为情绪低落，发帖表示不想再继续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简提出要以私人身份对我做一次采访，希望借此让更多人知道群体事件统计的重要性，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由于有了那次采访和很多朋友的帮组，资金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也是那时候开始，简每天都会把我搜索的到信息保存到墙外的网站。我们每天都要聊很久，有一次简突然说，其实我去年年底就开始看你微博了，还看过你的QQ资料（我几乎已经不用QQ了）。很自然的，我们就开始恋爱了。
简本来件准备放暑假后来福州找我，但考虑到我福州租住的房子太小环境太差。最后还是决定我到珠海找她，不过一直拖到了那年的8月份。
8月的大理，三天两头的下雨，除了所长偶尔送些肉食进来，我还争取到了一份死刑犯才有的“营养餐”。吃不完，分给别人吃。和之前一样，锻炼、学英语，看书。
9月13号的二审在大理中院进行，和一审一样，也是戒备森严，法庭比市看的大了一点，旁听的人也多了一些，都不认识，明显是被安排来旁听的人，不过即便如此，也听到有人在悄悄的说，两位律师的辩护很精彩。好不容易挨到结束，审判长又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这些年我差不多记录了7万起各种各样的群体事件，按照你们8条信息判4年的标准，我的刑期应该是35000年才对。旁听席上一下就炸锅了，萧律师和王律师也笑了起来，审判长面无表情的宣布庭审结束，我又被带回了看守所。
二审宣判那天是9月22号，结果早就能预料得到，2020年6月15日刑满，唯一的意外是没有见到两位律师，进法庭时候看见有医生护士带着氧气袋，难道是怕我晕倒吗？
10月12日，所长跑来说，卢昱宇我们明天就送你去大理监狱，你把东西收拾一下。之前已经听其他人说，大理监狱是带不进去任何东西的，我还是把买的书都装了起来，准备碰碰运气。第二天一早，我戴上脚镣手铐后被带上了警车，朝大理监狱开去。路上，曾经打过我那个教导员对我说，卢昱宇，以前我们有点小误会，不要往心里去。穿过隧道后下了高速没几分钟，警车就到了大理监狱，有一个警察下车去办手续，我和其他的就等在门口。
没过多久，我就被叫下了警车，戴着脚镣手铐一边走向监狱大门一边想象着这个将要囚禁我2年零8个多月的地方，想象着满刑时候走出大门的情形。
两扇巨大灰色的铁门缓缓打开，我看到了监狱的一角。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