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会有一位幕后工作者，会引起这么多的好奇——半个月前，歌手谭维维的新专辑《3811》上线。很多人都在问：尹约是谁？
词作者尹约，为这张专辑的五首歌填词，其中有一首是《小娟（化名）》。这首歌里尹约写那些在新闻中被暴力以对的女主角们，每句歌词都指向我们共同记忆里的社会事件，以及打压、骚扰、家暴、网暴……那些无处不在的、伴随女性一生的暴力。
这首歌上线后，有人在豆瓣短评中写道：「没想到，在这个摇滚都被娱乐驯化到温顺如羊的年代里，会有这样一群女性站出来向社会掷出她们的铿锵之声。」
《小娟（化名）》不是尹约唯一的代表作。2014年入行以来，她参与过一系列歌曲和专辑的创作，包括传唱度极高的《默》、《大鱼》，她的词被评价「雄壮优美」，「兼具才情和胆识」。
2019年春天，哈佛大学的「华语流行音乐四十年」论坛上，尹约少有地做了一次公开发言。她在现场分享了自己作为女性创作者，在男性占主导的幕后音乐圈的遭遇——一些人夸她写得像个男人，有人斩钉截铁地说「女人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歌」，可是，「哪怕一个男性作词再细腻骚柔，却从来没有人会赞美道，这个男人写歌『真像女人』」。她认为性别歧视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双重枷锁。她希望有一天，女性创作者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女艺术家」，但我们首先是「艺术家」。
这种女性视角跟尹约的成长经历、生命体验都有关系。她出生在一个期待男孩的家庭，被冠以一个男性化的名字，然后作为独生女儿在规训中长大。作为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性，她曾在担任节目主编时被当做秘书和助理，从词作者转型音乐制作人时被直接质问：为什么你可以？
那些细微的、无处不在的偏见，让她再无法回避这个话题。
十天前，《人物》记者在首都机场附近和尹约见了一面。当决定接受采访时，她专程飞到北京与我们面谈，确保自己谈得准确和充分。
她很瘦，一张小脸，一头长发，声音温柔，说的内容却有力量。她讲到在今年春天和冬天她是怎么写下了这些词，关于那些边缘的、畸零的、破碎的女人，讲到她的家庭和教育怎么塑造了今天的她，也讲到一个女性如何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里打破天花板，如何为心里的那些「好东西」撑开空间。
以下，是尹约的讲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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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小娟（化名）》写了多久？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三十年，是一直在我心里冲撞的东西。」
《3811》这张专辑的念头，其实好几年前就有了。大概是2016年，我和维维第一次合作，那张专辑发得很慢，我们也慢慢了解对方，发现我们都有很充分的、想表达和创作的东西。专辑发完之后她就跟我说，她想做一张新专辑，关注少数民族的女性，有一些人因为习俗或者贫困等等原因，生存状态可能不是非常好。之后我们断断续续讨论过彝族的哭嫁歌，还有藏族等等民族的东西。
但后来我们逐渐发现，光做少数民族的内容，可能还不足以表达我们所有想表达的。就像她在专辑先导片里展现的，我们想讨论的话题可能是：女人生病了怎么办？女人被暴力了怎么办？女人在生活中她的情欲是什么样子？一年前，她把专辑草案和先导片交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完全被迷住了。
今年年初，我开始写第一首歌，主角是维维的三姨。维维的三姨叫章存仙，是四川一个小镇上的公交车售票员，现在依然在享受爱情，是一个非常勇敢、浪漫的人，她的男朋友叫她「幺妹」。当时我拿到的资料不多，就这么稀里糊涂开始动笔。
2020年，现在说到这个年份我心里都有点抖。那个春天其实我过得蛮痛苦，当时置身于一种巨大的割裂里，一边是在跟周深上湖南台的《歌手》，那个节目里我们做了《达拉崩吧》，一个非常欢脱的作品。一边又是疫情，整个世界很压抑，我心态也有点垮掉了，过敏很严重。有天吃完饭，我整个人全身红肿，喉咙也肿了，感觉无法呼吸了，人生第一次叫了救护车。但到了医院，医生也没有找到原因。后来我跟医生说，我看了太多悲伤的新闻，医生说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要去写一首浪漫的歌，真的很难。我想了很久，想到了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就有了《章存仙》里面那句「就算只有蜡做的翅膀，也要飞向太阳」。我其实很怕大家说我写东西很美，好像他们看不到这个文字下面是什么。比如之前写一些影视的贴片歌，你是按照片方要求为某个角色去写，很难有自己的表达，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藏一些私心在里面。这句就是对那段时间心情的表达，我们大多数人的翅膀其实都只是蜡做的，不是吗？
之后的一首歌是《鱼玄机》，因为我们想写一首歌给LGBT群体，之前写过一首《昨天涯》，有致敬《春光乍泄》的意思，这一首我们就想写女性，就选了鱼玄机。之前也有很多人写她，各个角度的都有。但我只想写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不想去追究这个爱情故事多么不朽，只想写那个晚上所有的瞬间。我在作品诠释里也写了这样一段：女人愿为情欲付出多少代价呢？女人要为情欲付出多少代价呢？很多人这样规训我们：女人是要为这件事赔上性命的。只是很少人告诉我们，情欲浓烈时，女人本来可以有多美。
紧接着写了一首极其纯真的歌，《阿果》。这首是最初就打算要写的。灵感是来自维维之前的一次采风，她在西昌那边看到了彝族的「换童裙」仪式，就是当地少女的成人礼。在第一次来月经当天，少女要换上童裙，被父辈背出去，嫁给一棵树。我看过那个视频，一个彝族小姑娘，眼睛很干净，懵懵懂懂的，还是无忧无虑的状态。但是，好了，从今天开始，你以后就是要嫁人的，你就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分子了。
我们想在这首歌里讨论女性的月经初潮，初潮时很多人都很恐慌，家里人会说这叫「做大人」，但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另外我们也是在讨论，为什么她这么小就要被规训，要忠贞，要嫁给一个树一样的男人。我之前读到一篇深度报道，就讲那些逃婚的彝族少女。她们为了不嫁给自己的表哥或是父母安排的谁，选择逃到沿海一些城市去当女工。
其实最初这个姑娘的名字不是阿果，而是曲别，一个更少数民族的名字。但是我在她的另一个采风资料里看到这个名字，我说我不要曲别了，我就想要阿果。写完我发给维维姐，说这个名字就是天意。阿果阿果，还没开花，就要结果了吗？
这首歌的旋律很克制，词也很克制。阿果的一生可能就跟这首旋律一样。轻描淡写，白描克制，并不波澜壮阔。但小样出来那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哭了。
后来就是《小娟（化名）》，这首歌的想法也是专辑开案就有了，想写针对女性的暴力，规训、打压、家暴、网暴、污名化、骚扰、性侵、杀妻……很多伤痛和疑问，伴随女性一生。在世人看不见的地方流血，在不能被承认的时刻默默流泪。
但这首歌之所以卡这么久，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旋律。最开始维维给我的旋律，我写不出来，我说这个旋律太美了，只能写情歌。到了十一月，她又给了我两个demo，我听了一耳朵，说我就要这个。真的就是缘分，它整个的律动，包括可以写很多字。我不是来玩文字游戏的。我们接受文字训练的人，当然都可以玩出东西来，但我不是来炫技的，我要写，我要表达。
当时我在家，就写了三个小时，当天就给她了。她都吓到了，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快。而且这种后坐力还蛮大的，那天我晚上没睡着，吃了各种药都没有用，我想那算了，那就不睡了。后来也有人问我写了多久，我说这不是三个小时，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三十年，是一直在我心里冲撞的东西，所以写得快。也有很多人问我，写这首词查了多少社会新闻，说实话我一个都没有查，我不需要查，这种事经常在发生，我不需要去查才知道这些事情曾发生过。
歌词里的「奻奸妖婊嫖姘娼妓奴，耍婪佞妄娱嫌妨嫉妒」，也是我听到旋律，才决定要写的。这个念头最早是小时候学汉字，你会看到这些带着「女」字偏旁的贬义词，你会有疑惑，本来不分性别的事情，为何都由女人承担？这个问题其实学术界是有过讨论的，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包括这首词出来之后，也会有人说，「女」字旁还有好的字，我也知道，但大多数字都是跟外表相关的，这跟形容一块玉、一匹马有什么差别？
还有一句词是说「囚禁我身躯，割断我舌头，无声将眼泪织进绸缎锦绣」，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写过的一个故事：菲洛米拉公主被施暴者强奸，并被割掉了舌头，但她勇敢地将自己被强暴的事实织进锦缎，「被噤声亦可控诉」。
11月4号那天我把词给维维，到了11月15号她就把demo给我了，特别快，那时候她已经想好了要捂着嘴唱。我记得收到小样的时候，是在傍晚，我一个人正在路上散步。那天还挺暖和，听说第二天就要大降温，我说赶紧出去。打开那首歌的时候，我正好走过一个公园，很多小朋友在那儿玩。我就一边听歌，一边看着那里面的小女孩，夕阳照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个还是有意义，至少希望以后能少一些小娟。
这首歌录了很多轨的人声，做得非常细致，最后从「隐去我姓名」到「知晓我姓名」，整个空间和层次感都做出来了。维维姐是我很钦佩的人，她可以不停去上综艺，或者做别的什么，但她选择了做这个。
线上演唱会那天，她第一次公开唱这首歌。我看到台上那么多女孩子摘掉墨镜的时候，很震撼，如果不是旁边都是赞助商的人、陌生人、各种工作人员，我想，我肯定会放声大哭的。
这首歌发出来之后，也引起了很多争论。发出来之前我是担心过的，会紧张。写完它到现在，我可能也瘦了快十斤，当然是很多原因掺杂在一起，但确实也有这首歌的压力，像刮骨疗毒。但我不认为这首歌是在挑起性别对立，更不是要攻击所有的男性，我们都置身于这样的性别结构里，这种压力一层层传导到每个家庭、每一对伴侣，而女性相比之下，当然是承受了更多、更不容易的。都已经这样子了，这些人、这些事还不能够被记住吗？这是我很大的一个疑问。
这个时代这么扁平化、碎片化甚至粉尘化，我也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像当年一样，一首歌可以改变很多，但哪怕有些微小的改变呢，你有看到吗？《小娟（化名）》发出来之后马上就有一个新闻，记者就给那个13岁的小女孩就取名小娟，我不知道记者是听到了这首歌，还是一个巧合。但是如果有一天，「小娟」真的变成像英文里的Jane Doe（在英文中，Jane Doe特指无名女性），这个名字一出来，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一种改变啊。
谭维维演唱《小娟》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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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只能生一个，但你（的性别）偏偏不是他们想要的，你就得比男生更努力、更优秀。」
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但后来没有选择做这个，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比较纤细，有什么风吹草动我都很难过。记得大学的时候出去拍片子，可能就是一些很平常的人、很寻常的事情，但如果有一个细节戳到我了，我回去就会很难受，每次基本都要哭。我一个好朋友就说，我心太软，太感性，太敏感，做不了一个很好的记者。
但今年疫情的时候，我们还互相发短信讨论，就说虽然我们都放弃了这些东西，但你看到新闻人在前线，你还是会觉得很不一样，你会关注那些事情，你的新闻魂还是时不时会燃烧。
后来《小娟（化名）》发出来了，她又给我发信息说，觉得我用音乐把我们当年的理想实现出来了。那个时刻，我会觉得被懂得，你当年受的教育，这个东西不管被埋得多深，它就是个种子，总有一天会长出来的。
但这种对性别的敏感，不仅仅跟学校的教育有关系，也跟我从小长大的环境有关。
我是独生子女，我生下来的时候我奶奶说什么都好，就是少了一样东西。因此他们给我取的名字，不管大名小名，都特别man，因为家里特别希望你是个男孩，我有其他的朋友也这样，有个特别霸气的名字。后来上了学，就会遇到男生和我叫一样的名字，他是男某某，我是女某某。尹约是我的笔名，是我后来自己取的，尹约就是「音乐」的谐音。
还有我的头发，小时候都是家里的长辈带着去剪那种特别短的短发，直到读初中，我的头发都非常短，短到老师还会问我是男生还是女生。但那时候太小，你不会觉得是不对的，没有这种意识。
我妈妈也很不容易，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外公人也很好，但是他的三个女儿都送人了，儿子都留下了，所以我妈妈其实是个弃婴。她被送到老表家里，人家最后实在养不了了，又把她送回家。在这点上她很幸运。虽然很不受重视，但她还是考上了大学，留在了省城。但是她的两个姐妹没有，她们没有机会读太多书，一辈子留在农村，我长大之后知道了这件事，也看到她们甚至都不被允许出现在外公的葬礼上，觉得很痛苦。
我妈妈那一代的母亲，很多都上了节育环，但还是有人会再怀孕，孩子又没办法生下来，经历了很多身体的折磨。但是我也知道，正是因为政策，我是一个独生女。如果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很多事情肯定是轮不到我的。我很清楚自己是变相的受益者，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受害者发声。
那时候在家里，就有这样一种感受——觉得自己是全家的希望，因为只能生一个，但你（的性别）偏偏不是他们想要的，你就得比男生更努力、更优秀。我得去学习，学特长，参加比赛，比赛也要是第一名，不然家里人会失望。我从小是有这个心结在的。我很早开始认字背诗，很小就能自己看书，当大队长，高一时候竞选上全省城中学的学联主席。这种社会的驯化，就是真实存在的，我也被驯化得很厉害。
包括家里长辈对我的期望，会有一种「奖杯心态」。我从很小开始学音乐，包括乐器、声乐、舞蹈……都学过，幼儿园就已经上过省电视台了，小学就进了录音棚。家长就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又上电视了，又唱歌了，又表演了什么。那时候跟着家里出去，我就会被叫起来，大家在喝酒吃饭，我在表演。就感觉为什么娱乐的娱是「女」字旁呢？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心态，我是可以供大家娱乐的，如果是个男孩，你很难叫他们这么做，至少我成长的时候，是没怎么见到过的。
但从中学开始，我的心态开始有一些变化了。那时候正好都在讲三农问题，我在回家路上就会看到农民工，慢慢觉得你也许能用文字去表达和改变一些东西，就想学新闻，死活想离开家，当时所有志愿报的都是北京的，就是想离家里远一点。我妈妈自己经历过那些事情，她是很支持我的。她鼓励我自己做选择，自己去飞。我爸爸始终是那种：你就不要出省了，就留在省台播新闻，不挺好吗？
到了后来我读完大学，大学时候拼命考试、实习，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出国，先读了一个理学硕士。接下来又很任性地转专业，修了亚洲研究的文学学位。我记得当时谈恋爱，对方的家长就会说，女孩子留学学个语言就够了，以后就去教语言就行了，你就做这个吧，你不就会这个吗。我听到这句话，就想起当年我爸说，你就去省台播音不好吗？当然不好，这不是我的理想呀。
在国外上学那几年很辛苦，上完学回国，我就开始在《晓说》工作。最开始做策划和文案，过了两年就做了主编。我中文英文阅读速度都很快，擅长整理资料。这个节目又需要去世界各地采访，我也有语言优势。所以这份工作确实很适合我，也做得挺尽兴的。
但是这种年龄偏见和性别歧视，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事情出现过很多次，比如出去谈事情，或者采访，或者跟什么机构对接，我站在那儿，拎着一个粉色的电脑包，别人很自然地会认为我是一个助理或者秘书。有时候可能我正在做我的本职工作，别人就说，哎小姑娘，你来一下，他们会觉得我就是旁边一个花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组里那么多人，你不认为其他人是，为什么是我呢？
有时候我的同事或者晓松老师也会出来说，她不是助理。我也会讲我不是，我不会当面生气，还是会很配合地把事情做掉。但是工作中我会特别认真，特别努力，特别想证明说，你看看，我是来做这些的，我还可以做这些。我还特地把自己的头发烫卷了，看起来成熟一点。后来我过30岁的时候特别高兴，我想我终于可以不被当成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了。
尹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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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会说：啊，居然是女人写的。但片方可能会嫌你写得还不够男性化。\」**
我真正开始写词，进入这个行业，也是在《晓说》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给节目写文案，被看到了有文字能力。2014年，在棚里经人介绍认识了钱雷。我们两个人都很腼腆，几乎无法组织语言，很不好意思地加了微信。
在现场就知道他的琴是有感情、有灵魂的。他在回去的路上就给我发了一首曲子，我填了词，这就是我们合作的第一首歌，就是《默》。我们在棚里录歌的时候，认识了其他音乐公司的人，入行就是这么入的。
后来晓松老师说可能有个契机，就把《默》发给了那姐（那英），后来又碰到这个电影（《何以笙箫默》）需要一首歌，就被大家看到了。2014年初这首歌写完，到2015年发出来，发得也很好，就误打误撞进入到OST（影视原声）这个工种里了。
我最开始其实也没有特别说要做OST，做贴片音乐，其实远离国内的语境很久了，我也不太知道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样的。但在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幕后音乐圈里，作为女性，你很快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我在去年和维维一起观礼格莱美，她在微博上发了我们的合照，很快上了热搜，有人说，「尹约居然是个妹子」，还有人说「《默》的词怎么可能是女人写的」。包括在棚里，其他的朋友也会叫我「玉女汉子」。我蛮诧异的，可能在我看来我不认为什么风格就是男性的，另外的就是女性的，但是你硬要这么归类的话，我会被归类为男性。这个信息我接收到了，我也觉得挺有意思，也跟唱片公司的人聊过，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们就说，如果你要商业化的话，你就得像个男人。他们的意思是，男性的歌曲更好卖。在当下的环境里，男艺人的价格就是更贵。同一场商演，有的男艺人能到非常高的价格，但女艺人是不可能的。当然有特例，但普遍来讲，差异是存在的。我跟这些合作者们，平时都是很友善、沟通很多的，但是这块铁板就是在这儿，它不是为了伤害我而存在的，但是我往前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踢到它了。
特别是前几年，影视行业特别蓬勃的时候，很多歌曲都是为影视作品量身定做的，业内都把这种作品称为「贴片歌」，其实挺悲哀的，音乐变成影视的附庸了。那另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电影里真的没什么女性，或者它表达的都是男性化的东西。比如说贺岁片，每年大家投入最多资源、渴望得到最多回报的电影，女性角色都少得可怜。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腹背受敌的状态。观众会说：啊，居然是女人写的。但片方可能会嫌你写得还不够男性化。比如我写过那种纯男性参演的电影，导演向我表达的东西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有偏差的。但他最后就直接说：女人写的就是不如男人，男人的东西就是应该找男人写。我当时还挺吃惊的，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呢？也有时候这个词就不给我署名了，或者让一位男性作者来改，署男性的名字。有一次甚至是让剧组的一个男演员来改，他每次发给我看，我都说你这里有个错别字，你还改不改，到底改不改了？特别荒诞。
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次哈佛的演讲上我要去探讨女性创作者的处境。当然我也可以讲别的，可以给自己树立一个别的主题和形象，我知道肯定有男性朋友、男性网友看见了会不高兴，但我觉得有责任站出来说点什么。
我想表达的是，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就是个伪命题。因为男性创作者实在是太多了，以他们为主导，所以他们写什么你可能都感觉不奇怪，而女性表达了就会被惊奇。我写的那些词，是因为这就是我要写的，并不是模仿男性在写。这种性别歧视里其实也包括对男性的歧视，比如男人不能娘，一定要做个大男人，大家都是受害者，为什么男性不可以写出那样的呢，为什么女性不可以写出这样的呢，我连这个形容词都不好找。在我心里大家都是可以的，既然创作有这么大的空间撒欢，你就应该去跑，跑起来看看。
这几年我跟周深合作了很多次，也做了他第一张个人专辑《深的深》的制作人，制作《大鱼》的时候，有一个合作伙伴不是很认真，我说你不能这么混音，周深是新人，声音这么好，你把他声音混得这么泥泞，不可以的，你这个压缩得太厉害了。我不喜欢加太多的混响，我觉得这样演唱不真诚。对方就「咯咯咯」地笑。甚至对方还说，“你在工作中像个男人，你工作起来这么不女生。”那女性应该怎么工作？遇到问题就撒娇吗？我直接把那个混音换掉了。
我们就这样，很不容易地把《大鱼》以及专辑做出来了，整个环节和品控都在自己手里，很费心。但我记得一次发布会上就有人问，你只是作词而已，为什么能做制作人？我当时都傻眼了，很惊诧。我不是第一个这么做，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姚谦老师是写词的，也制作过很多专辑，确立了很多歌手的音乐路线，我当时很想反问，但是我是幕后，这不是我的发布会，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尹约和周深、那英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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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我一定要把歌词写成这个样子，而是，我不能不写成这个样子。\」**
另一个层面的腹背受敌，其实是全体音乐创作者共享的。就是现在这样下饺子一样地生产idol，这里面其实是把他们的个性磨掉了，就像开了滤镜一样，这种音乐的生产是非常迅速的。甚至有些业务水平不够的爱豆，他们唱什么都不重要，只要「啊」一声，只要发出声音，有感情地朗读一遍歌词，在棚里都可以修，现在很方便，也很快。只要是他们唱的，粉丝都会买单。另一个极端就是那种神曲，今时今日大家都选择下沉，很多时候片方都要求你这个副歌要断，要利于短视频传播。这种歌曲的制作成本非常低，包括现在还可以用AI写曲子，这种流水线会越来越快。
去年在哈佛的那次活动上，我跟罗大佑老师聊到这个问题，谈到现在很多东西，其实是反流行文化的精神。流行文化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个性的表达，说出你想说的东西，就像他以前那些振聋发聩的作品。这本来就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大家被娱乐久了，看到一个没怎么见到的，就说：原来还可以这样。
在这个行业里，我有一个很好的录音师朋友倪涵文（第3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项获得者），也是女孩。很多时候在棚里工作，经常就只有我们两个女生，这都很常见。我前段时间读过一个报道，统计说女音乐人本身就很少，幕后的就更少（根据《音乐财经》发布的《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从性别维度看，音乐人整体男女比例为8：2）。这份工作真的很苦，你要天天在棚里，大部分的棚为了隔音，是没有窗户的，要一直坐在那里，要经常熬夜。
几个月之前，我俩跑到一个古镇，喝着特别甜的咖啡，就坐在那儿聊天。也是检讨自己吧，我们五六年前认识，算是一起入行。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每天的工作是重复的，现在发一首歌太容易，大家不珍惜，随随便便就丢出去了。但是我们从最开始认识，就知道我们是想做好东西。口水歌可能流行一阵子就过去了，但我们的东西应该过了十年、二十年还能留下来，我们是有这个心气在的。
后来就谈论说，我们不要再做机器了。我上个月也去了我的代理公司，我跟他们说，觉得有时候接工作很不舒服，没有话语权，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文字女工。虽然写贴片歌挣的钱更多，可能是做专辑的五六倍，但是我从小学音乐，做这个行业不是为了来挣快钱的，我也推掉了一些工作，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
入行这些年，其实我已经非常幸运了。今年甚至还拿到了完全由我一个人作曲作词的全新作品集合约。这对一个年轻的创作者来说太难得。一路走来岔路口是很多的，就像走迷宫一样，我最后到了这里，一个从小这么喜欢音乐和创作的人，能回到这里，有作品能被大家听到，这个概率是很小的。你会看到很多有才华的人，大家一起成长过一段时间，每个人经受的压力不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生活无穷无尽，要真的守住自己，可能要90%的时间是咬牙撑起一片空间，10%是让创作的种子呼吸成长。
前两天，《小娟（化名）》发出来之后有同行说，我是开了新的赛道。我倒不觉得有那种意义。创作其实更像是生理需求，它不是我的工作，要996或者有个KPI。不是说我要写，是我不能不写。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把歌词写成这个样子，而是，我不能不写成这个样子。
尹约和罗大佑、高晓松、方文山参加哈佛演讲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