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给张爱华送外卖的单子时，外卖员陈航特别小心翼翼。
那正值新冠肺炎高发的春季，这个荒无人烟的小区，除非是身体不适自我隔离，否则没人愿意住在这里。
穿过野狗与野猫出没的空地，攀着因生锈折断的楼梯扶栏，他来到五楼的旧房子门前，敲打着那个一碰就震落灰尘的老木门。
敲了一会，里边开始有声响，但等了十多分钟，依旧没有人开门。
陈航感到很生气，因为疫情期间，愿意出来送外卖的人不多，他手上的外卖单子数量庞大，不能在这一单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否则会接到一系列的投诉。
他外卖放在门口，点击订单已完成，正要转身走的时候，门里传出了一个老太太的抱怨，“都饿一周了，来了钥匙也没带，故意折磨我啊？”
伴随着说话的声响有些大，陈航回过头，老太太已经把门锁打开，然后马上转身，拖着身子往回走。
这个时候，他才看清这是一个瘸腿的老人，靠着一张塑料凳子协助支撑着她走路。
老人以为他是小儿子，在陈航把外卖拿进屋里的时候，一边劈头叫骂，一边抢着打开外卖盒。直到抬头才发现，那只是一个外卖员。
那是张爱华的第一份外卖。
吃外卖等死
张爱华告诉陈航，她的小儿子原本每周都会来两次，给她洗澡和做好两天的饭菜，没吃完的放冰箱里，要吃的时候就在微波炉热一下。
但那几天，她儿子都没过来了。
原本，小儿子给她打过电话，说现在到处都在传新冠肺炎，他们没法出门，让她省一点，把冰箱里的饭菜多匀几天来吃。但她老了耳背，电话她知道怎么接，却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食物吃光以后，她自己也没法下楼，撑着个塑料凳子下楼，她知道她会被摔个半死。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就拿柜子里的老茶叶，用水泡开以后，一把一把地嚼着茶叶。
在她吃了好几顿茶叶，吃得快要吐的时候，陈航送来了外卖，这个外卖，香到她自己都不信是儿子给点的。
“一定是你为了帮我，给我点的饭菜。”
然而过了几个周以后，她终于确信那就是她的儿子们点的。这些外卖，很快变得像那些茶叶一样让她反胃。一开始，因为饿了几天，她吃得特别满足，但这样的外卖持续近一年后，她已经濒临崩溃。
点外卖，由她两个儿子分工，一人负责一周。原本，外卖员每天给她送两份外卖，两个月后，外卖员送来的有可能是三四天的量。她的儿子发现，这样可以节省配送费。
外卖数量越来越多，但她的冰箱坏了，失去了制冷的功能。在气温回升的那几天，速冻层凝结的冰块溶解，地上流出一条条褐色的水。那些外卖在里边开始发臭、腐烂。
外卖平台的系统，第二次把给张爱华的订单指派给陈航时，他毫不犹豫就接了。为此他并没有接太多其他的订单，来到门口时，发现她已经不再把门锁住。
他知道自己这行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高效又无情，但碰到这种老人，总想着能帮帮她。不过，屋子里卫生实在太过恶劣，让他打消了帮清理的念头。
这一次时隔上次已经半年时间，门外有动静，张爱华就知道是送外卖的来了。很多时候，外卖员成了她和儿子之间的传声筒。
感冒发烧她让小儿子过来，小儿子就用外卖给她买盒布洛芬和头孢拉定胶囊；冰箱坏了，她小儿子来了看了看，说没得修了给她换一个，但也一直没有下文；每个月，小儿子会过来一次，给她擦身洗澡，把那些饭盒一起扔掉，就算搞过了卫生。
最近她长褥疮了，说想要去医院看看。她知道很多老人长褥疮以后，很容易就是走到死亡。但小儿子照例用外卖送药买了一支消炎的药膏。
“他们就是想我死，早点死了，这个房子拆迁他们就能拿到钱了。”
没呆多久，陈航感觉到那里要变成大型控诉现场，赶紧离开。临走时，张爱华要求他帮打电话给小儿子，“跟他说明天就要签拆迁文件了，看他过不过来。”陈航觉得这是撒谎，只拨通了电话让她自己说。
“没时间过来，明天七夕节，是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你帮我问下拆迁补回来多少，要是不吃亏的话，让她自己签吧。”小儿子忽然想到什么，略带兴奋地说，你告诉我妈，我找到了一台质量很好的二手冰箱，过几天有空我给送过去。
不过这次，张爱华听了个仔细，直接破口大骂，“二手冰箱，买个新的才多少钱？你又想我冰箱几天就坏了吗？”
很快，小儿子就挂掉了电话。
一千多公里外，广州海珠区建基路的一处老旧民居里，另一位像张爱华这样远离儿女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外卖骑手马煜淞按照订餐地址找到这儿，可任凭他怎么拍门也无人应答。
外卖是屋主的儿女点的。他们电话联系不上老人，住得又太远，便想通过外卖小哥看看家中老人是否安好。
透过防盗窗的窗缝，马煜淞隐约看到有人倒在浴室，不祥的预感瞬间升腾起来。
他向街坊借来扳手和斧头，试图砸开门或防盗窗，未能如愿。
报警后，消防员很快赶来，直到医护人员到场，老人已经不幸离世。
马煜淞当场就哭了，为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人，也为自己远方的父母。
送外卖每天都在和时间较劲。
因为超时他收过差评，扣过钱，也被顾客训斥过。但从来没有哪次像现在这样锥心刺骨。
他忍不住假设：“如果我早来一步，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
很多人劝马煜淞不要自责，他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本职工作。而本来最应该对老人负责的儿女，却在无数类似的故事中缺席现场。
他们的缺席，大多也有这样或那样之无能为力的因由。
张爱华的小儿子在昆明的一家健身房上班，工作内容就是发传单和拉客开卡。由于业绩和客户转化效果挂钩，一个月工资平均起来2400左右。儿媳妇则在一个学校做清洁工，一个月1700。
“我一个月房租要1200，女儿幼儿园上学得1000，吃饭开销1200吧，剩下的手机话费、买个衣服买个被子，基本上每个月都算着来。我还能剩多少钱？这个二手冰箱，都还是我省了几个月挤出来的。”在小儿子看来，他是实在没有办法。把母亲接过来住，就得租个三房，直接增加了500的房租开支。这样的额外支出，会让他的生活无法维持。
加上微信的陈航反问过他，说你额外时间多做份工，送下外卖都可以把这500块补贴回来了。
“现在发传单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以前只是发传单，一个月就有个3000。但网络发达以后，健身房这些都通过网上推广，发传单也就80块一天，还得把客人转化开卡，才能拿到提成。上下班、午饭与逛街高峰，都得时时刻刻上紧发条，跟互联网推广们抢客户，我哪来的时间去跑外卖？”事实上，他也无法转行去做外卖赚更多钱，因为他有肝炎。
张爱华的大儿子，则因为借网贷做生意失败，带着妻女前往深圳开起来网约车。
网贷他借了12万，五年期，一起得还20多万，每个月5000多。同时，他需要养家，要给两个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所以他需要一份收入过万的工作。昆明他找不到这样收入的工作，只能选择去经济发达地区。
但成本上，他也没法带上他的母亲。在深圳租房，多一个房间就多1000，还得安排一个人力专门伺候饮食起居。并且，跑网约车，要赚够10000块，他每天得跑20多单。连喘口气的空档都没有，更别说去处理老人的生活问题。
按照经济成本层层筛选下来，外卖就成了远程赡养的不二选择。
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养老方式，除了充当传声筒，确认老人是否活着之外，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这绝不是个别家庭的困局。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增速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19年末，国内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8.1%。其中，失能失智老人超过4000万，对比往年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
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之下，年轻人被拖拽着进入高效率高节奏的社会化生产机器之中，越来越“卷”，分身乏术，加上代际冲突等一连串问题，全社会正面临家庭养老功能日益萎缩的困境。
“老人外卖”，不过是这种困境里，最为极**端的一面。**
对众多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而言，疲于奔命的子女难以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也无法提供长期细致的照顾，请保姆又怕对方关起门来称王称霸，这时候，专业的养老机构就成为刚需。
社会学家蓝佩嘉称之为“孝道的市场转包”。
表面上看，养老产业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可实际上，却有大量民营养老院在垂死边缘挣扎。
养老院的种种症结所在，也是中国式养老困境的集中体现。
送进养老院
老人和子女们对养老院的态度，处于两个极端。
在张灵眼里，养老院是他们这个家庭唯一的选择，“如果不找养老院，我们兄妹几个可能要反目成仇了。”
突如其来的脑梗塞，让张灵75岁的父亲张建军彻底丧失对身体的控制。他卯足力气，却无法将腿抬高1厘米；想说话，僵硬的舌头并不配合；就连五官也被紊乱的神经牵扯成极不协调的形态。
稍不留神，口水就顺着嘴角淌下来。
住院期间，他由三个孩子轮流照顾。每天4次鼻饲，要将食物打成糊，轻柔缓慢地注入胃管，温度适中，不能让空气混进去……胃管封盖扣好后，用纱布包裹，再用皮筋缠紧。完事以后拿温水冲洗，避免食物囤积变质。
长期卧床容易引发褥疮、尿路感染，所以还要经常给父亲翻身，开放尿管，以及换尿垫——父亲150多斤的重量，身上又缠着各种管线，这些工作每次都要手忙脚乱折腾半天才能完成。
脑梗塞留下的后遗症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加上张建军的梗死面积较大，医生推断，能恢复正常的概率微乎其微。
父亲出院前，张灵和两个姐姐向母亲王凤霞提议：“不如二老一起住到养老院去。”
王凤霞并不愿意，人年纪越大，越不想离开熟悉的生活圈。为了留在家里，她一度开出条件：谁愿意照顾我们，退休金就给谁。
三个女儿却大吵大闹起来，互相推脱照顾父母的责任，一连几天的激烈交锋之后，王凤霞妥协了。
当他们着手去找养老院，才发现养老院也不是这么好进的。
公立养老机构收费便宜，床位竞争也异常激烈。除了由街道推荐的“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和曾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外，其他人都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光大证券此前出过一份养老报告，里面提到，全国标杆公立养老院——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全院只有1100张床位，排队登记的老人一度超过1万人，每年轮候只能入住几十位，很多老人等到去世都没轮上。
三个女儿做主，把老两口送到广州白云区一家已经成立十几年的民办养老院。虽然占地面积大，房型选择多，还有经卫生局批准设立的医务室，但因为很久没有翻新，院内处处透着凋敝的气息。
按照能否自理，养老院被划分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五楼以下的自理区，老人生活相对丰富，可以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牌搓麻，闲话家常。活力更充沛的，还能获准到楼下花园晒太阳散步。
五楼以上，则住着那些失能失智的老人，每张床都配有应急呼叫器，四周摆着轮椅，吃饭的小桌子，坐便器。
管理借鉴医院住院部的模式，医务人员每天早晚两次查房，三餐由护工配送。这里的活动区弃用已久，墙上歪七扭八贴着用红纸写的几个大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普通养老院活动区（图片拍摄：蓝字计划）
王凤霞陪张建军住进六楼的夫妻房，宽敞的房间里放着老旧掉漆的实木家具，儿女们风风火火地张罗着布置。
坐在刚铺好的床上，她看看张建军，又看看准备离开的儿女，眼帘慢慢耷拉下来。
“想起以前送你们去大学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包小包。但你们是为进入社会做准备，我和你爹，可能就是进坟墓前的最后一站了。”
三个女儿并不理解目前突然的伤感，在他们看来，住进养老院，已经称得上是享福了。
度死日
“吃饱穿暖，不用干活”就是儿女们眼中的安享晚年。但到了老人那儿，却像是坐上开往死亡的列车，四周空气里都是缓慢流淌的“老气”。
这一点，直到半个月后张灵单独来看望父母，才真正读懂。
为了方便打理，失能失智的老人统一被剃成寸头，张灵总是会将阿婆错认成阿公。
在这里，性别仿佛只剩下一个个模糊的符号。
养老院里的老人（图片拍摄：蓝字计划）
最里面屋的蒋校长90来岁，得了阿兹海默症，智力退化到学龄前儿童的水平。她坐在轮椅上，轮椅后面用绑带缠住栏杆，防止乱动摔伤。
才踏进走廊，张灵就听见她歇斯底里地喊叫，“好心人过来啊，给我解开吧。”
半个小时不断重复这一句，不知疲倦似的。
护工偶尔走到她跟前安抚一句：“乖啦乖啦。”她更加急切地央求，“天黑了，我要回家，好心人让我走吧。”
仿佛一张被揉皱的报纸，枉图铺展自己 。
在蒋校长几步外，另一位80来岁的老太太也被布条禁锢在轮椅上，盖着毯子，闭着眼睛晒太阳。
一位护工经过，指着老太太的长耳垂打趣：“一看就是富贵长寿命。”
听到这话，老人皱纹深刻的脸上没有任何波动。
对他们而言，长寿真的是值得欣喜的事吗？
在张灵看来，老人们就像屋里的有声摆件一样。静默地杵在那里，定期被擦拭一番，只要不磕着碰着，这一日就算是功德圆满。
被绑在轮椅上晒太阳的老人（图片拍摄：蓝字计划）
时间流动的痕迹，遍布他们的身体。但在更深的精神层面，时间则停滞了，几乎不再向前延伸。
父亲张建军尚未恢复语言功能，看到小女儿到来，张大嘴“啊啊啊”个不停，努力想要抬起手来，张灵小心翼翼，握住父亲颤抖的手。
“我在这里是很轻松，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就感觉特没意思。”
王凤霞说她现在就盼着张建军能快点好起来，像以前那样痛痛快快跟她吵上一架。
她有时候觉得，住养老院跟蹲监狱区别不大。
这里的照顾是一种全权代理的，看管加保护的模式，它以保障老人的身体安全为第一要务。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即便能自理的老人，很多护理员也会限制他们走出自己看管的范围，所以他们的日常活动空间非常有限。基本就是围绕床的一小块空间打转，偶尔再去门外的走廊坐一会儿。
即便在划定范围内，老人的一些自主性行为也被视为“不安分”的表现 。
陶九妹是个闲不住的人。瞅见桌子落灰了，地板脏了总忍不住自己动手清理。护理员每次看到都如临大敌，立马制止她：“放着我来，你顾好自己就行啦！”
在她们眼里，行动总是与危险相伴。因此，避免行动就等于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 甚至有些护工会觉得，还是那些卧床不起的更让人省心。
普通民办养老院住宿环境（图片拍摄：蓝字计划）
过多的规范和约束，反过来也会让老人相信自己真的非常衰弱，让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再离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大半年来，陶九妹连自己所在的楼层都没出过。
她总是拄着助行器在门边四处张望，像放学后等待家长来接的小孩。一旦有人出现，她的目光就会静静跟随，直到对方消失在视线之外，才无声收回。若是经过的人和她眼神对上，她就忍不住上前攀谈一番。
她说话声音轻，神态又郑重，像在跟人交换什么秘密，但实际上聊的也无非是日常琐事。有时候还会热情邀请别人去她房间参观，屋里有张床位空了很久，她很希望有人住进来。
张灵也去过她的房间，里面有种微苦，冷清，恹恹的气息。仿佛文火煮过，隔了夜的药渣。
陶九妹的房间（图片拍摄：蓝字计划）
娱乐活动匮乏，老年人睡眠又少，无处消耗的时间大多只能用闲聊填充。但因为缺少新见闻，到最后每个人翻来覆去，说的都是自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听久了护工连敷衍的兴致都没有。
为了打发时间，王凤霞托张灵带了一块水写布。她在上面认认真真地抄写有关生肖与节气的内容，过不了多久又看着它们消失于无形。
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吴心越，曾经在苏南一个县级市的养老院做田野调查。那里的老人都不约而同地用“度死日”来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
“度死日”在吴方言中的意思就是混日子，吃完早饭等着吃午饭，吃完午饭等着吃晚饭，吃完晚饭忍不住感慨“一天终于又混过去了”。
没有热情，没有期盼。被以保护的名义剥夺自由和生命力之后，活着，似乎已经成了一项沉重的任务。
就连儿女来看望时的欣喜，也会在他们离开后，被更大的落寞吞噬。
二次抛弃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构建威权式看管模式，压缩老人世界的过程中，家属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吴心越曾经看到一个奶奶的家属气势汹汹地冲到院长办公室，因为这个奶奶在养老院的院子里早锻炼，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家属谴责养老院没有尽到照顾的职责。
院长觉得很委屈：每一个老人都有早锻炼的自由，工作人员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在旁边盯着，这样的风险要怎么去防范呢？
后来养老院还是作出了经济上的补偿，也加强了管理，比如提醒老人走路尽量使用助步器，行动不便的尽量坐轮椅，最好也不要再早锻炼了。
从老人角度看，很多民营养老院的看管理念的确缺乏人文关怀，不尊重他们的主体性。但当你把诸多现实因素纳入考量，放眼整个大环境，似乎又的确没有更好的选择。
按照广州市政府规定的照顾比，养老院通常是一个阿姨同时照顾5至10名老人。当她帮其中一个老人穿衣服喂饭的时候，视线之外的其他老人有谁不小心摔倒，工资就要扣掉大半。
摔倒，是老人世界的头号大忌。
上了年纪后，老人普遍骨质疏松、肌肉萎缩，一旦受到外力冲击，很容易骨折。骨折本身不致命，但骨折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肺部感染、褥疮、尿路感染、血栓栓塞等却会要人命。
租赁场地、建设以及基础设施的修建及设备购买等前期投入，加上经营期间的员工工资以及日常生活开销这类运营成本，本身已经让民办养老院普遍入不敷出。
2006年入行的河南某民办养老院院长张玲，用了十年时间依然没能盈利。在她眼里，养老是个高风险行业，“入院的老人本就身体虚弱，而且不少本身就身患疾病，对于一些失智、弱智的老人，或者处于痴呆界限的，往往风险特别高”。
入住民办养老院的老人，不少只交付了床位费和伙食费，家属并没有为这些老人购买护理服务，但老人只要在养老院里出任何闪失，家属就会发起诉讼。
法院在下达判决时，基本都会以养老院提供有偿服务为由，同意家属的赔偿要求。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签订入住合同时附上特别约定，比如事先约定如果出现老人摔伤或者死亡等事故，只要不能判定是养老院的直接人为责任，就不该由养老院赔偿。但在实际操作里，这样的约定很容易引发家属的抵触。
困在走不出的狭缝里，看过太多同行因为类似事件背上债务的张玲，只能祈祷自己养老院里不要出任何岔子，尤其是不要有老人摔倒，“一旦出事，一家养老院就完了”。
所以，为了防范安全风险，也为了减轻照顾的负担，约束就成为养老院中通行的保护手段。
大家都默认为了安全可以剥夺老人的自由，但限制的合理界限在哪里呢？尚没有清晰定论。
所以很多时候，照顾也同样蕴含着暴力和伤害。
2019年4月7日晚，102岁老人高仔死在了南昌市一家养老院内的床上。直至去世前，她还是没能挣脱绑在右腋下的约束带。
待尸体被火化、安葬后，家人在收拾遗物时向院方提出，想看老人去世前的监控录像，以确定去世准确时间及去世前的状态。
公安机关调取了从高仔去世前4月1日到4月7日的监控视频，发现她连续7天都被护工强行束缚。
4月7日的监控中，侧身躺在床上的高仔被两名护工用约束带绑在床上，高仔挣扎着示意不要绑，但护工视若无睹，还用力将约束带打结处再次拽紧实。
护工离开后，高仔靠一只手费力解约束带，半个小时后，她终于解开了，把约束带掖在了被子下面。没多久，男护工开灯进入房间，在两人撕扯中，再次将高仔绑上，力道明显比上一次更大。高仔不断用力拍打被子表示不愿意被绑，仍旧无效。
这一次，高仔折腾了一个小时，还是没能将右腋下的约束带解开。她想了另一个办法——钻出约束带。但很快又被男护工塞了回去。男护工解开那截从垃圾桶捡出来的短约束带，将高仔右腋下的约束带向下拽后与另一物体捆绑，这回想钻也钻不出去了。
监控视频显示，20时47分之后，高仔始终没有动弹过。她向左侧躺、蜷缩着。这段监控视频让家人揪心不已。
女儿胡如兰清晰记得，当天她去看望母亲时，母亲状态还很好，绿豆糕和茯苓饼都吃了不少，喝粥坚持不用她喂。可转眼间，那就成了她和母亲见的最后一面。
外孙女彭淑芳想起，早在去年年底，高仔就曾埋怨护工会对其使用约束带，“我又没有偷东西，为什么绑我的手脚。”
但当时养老院的答复是，“这样年纪的人说话不能全信，跟小孩子一样。”
他们相信了院方，不再深究下去。
在江西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中，涉事护工称，捆绑高仔的约束带是用被单撕成的布条做的，绑老人是因为老人不久前从床上摔下来过。
当时家属提出希望能增加费用，找一个可以始终陪护在高仔身边的护工，防止高仔再次摔伤，院方以“人手不够，请不到护工为由”拒绝了。
家属也没有继续争取，默认了院方将约束带作为唯一的防线。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合谋。儿女将照管老人的责任转嫁给养老院，结果丧失主体性的老人又被养老院“二次抛弃”。
所以，面对监控录像，院方才有底气抛下一句：
“100多岁的老人死也正常，一根绳子怎么能绑死人？”
养老院折叠
对大多数民营养老院而言，“人手不够”这四个字背后，藏着他们持续多年的痛点——难以盈利。
通常情况下，养老院入住率需要达到75-85%才能实现盈亏平衡，而实际情况是，全国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只有50%。
走普惠路线的养老院，为了保证入住率，不能把价格定太高。为了让营收覆盖运营成本，他们只能尽量削减人工支出，设施修建也能省则省。
北大教授穆光宗曾直言，中国经营最困难的，就是民营养老机构。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51%的民办养老机构收入只能持平，40%民办养老机构长年处于亏损状态。
在决定创办广外老年公寓时，张福祥没有想到，以“为世上父母解难”为宗旨之一的养老院，却在3年后成了他最大的难题。
房租每年200万，40余名护工、近20名后勤人员、5名医护人员，一期投入700余万元，二期截止到目前已经投入500余万元。然而，广外老年公寓现在每个月仅有40余万元的营业额，“不要说现在盈利，就是几年后都不敢想象。”
“民办和公办差太远了。”张福祥不禁感叹，“政府建养老院，土地、房子、设备、人员，一切都有财政支持。我们创办养老院，一切都要靠自己。”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养老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员成绯绯也说过，“公办和民办最主要的差别在于资金支持。”
以土地为例，公办养老院是免费拿到国家土地，民营养老院却要以市场价格拿地。即便政府在用地、运营资助补贴等方面持续助力民营养老院的发展，但面对用工、租金成本、耗材支出等多方面的压力，多数机构的成本与收入上升依旧不成正比。
这也就决定了它们的硬件配套、服务质量只能满足老人最底层的生存需求。
如王凤霞所在的养老院，房屋老旧，设施简陋，伙食选择有限，看护模式以约束为主，文娱活动只在应付检查时出现，就差把“得过且过”四个字当成门幅贴起来。
而在生存之上，更抽象细微的东西，或许只有财力雄厚的中高端养老院才有能力触及。
以广州越秀区某高端养老院为例，人性化设计渗透在房间装潢的每一个细节里。这里每个护工最多看管3个老人，营养师会根据膳食金字塔搭配一日三餐；养护院内配备康复医院，有方便快捷的转诊通道。
活动空间按照不同功能划分为12大区域，棋牌室 、书画室 、怀旧室 、禅思室、做心理疏导的感官疗法室…….开设老年大学，请老师过来教书画声乐，社工团队每天组织文娱活动，教授数码产品的使用。
对失能失智老人也采取积极干预的态度。有专门的康复室进行肢体训练和脑部保鲜。
高品质，意味着高收费。
高端民办养老 院设立的书画区（图片拍摄：蓝字计划）
一个双人间，购置费加床位费、护理费、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每个月少说也得8000以上，护理级别更高的，尤其是认知症专区，每月得奔两万去。
这个门槛，足以将绝大部分的工薪阶层拒之门外。
像王凤霞这类普通收入家庭的老人，没资格企望高品质的晚年生活，他们最大的希望，无非是朝夕相处的护工能够友善一些。
鄙视链底端的“阿姨”
在中国的养老院，护理员通常是本地的下岗女工，或者外来务工的中年女性 ，她们普遍学历较低，缺乏专业护理技能，有些甚至是半文盲，即使参加培训，也拿不到国家要求的上岗资格证。
同样被称作“阿姨”，养老护理员的待遇完全没法跟月嫂、育儿嫂相提并论。以广州为例，一个育儿嫂的月薪可以达到八千，但是养老护理员的月收入普遍只有三四千。
维持老人和周边环境的清洁，是护理员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老人的身体乃至排泄物。
感观层面的肮脏，是她们需要跨越的一道大坎。除此之外，性别和身体界限的逾越，还会带来一种道德上的“肮脏感”。
照顾张建军的顾阿姨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帮男老人换尿布、洗澡的场景，尴尬得直咧嘴，“简直不敢睁眼看……”
差不多过个半年，才能不带情绪的，将这视为一项日常的标准化的劳动。
直到现在，她仍然觉得这份工作很不体面。入行7年，一直对老家的亲朋好友谎称自己在超市打工。
工作强度与收入严重不匹配，既无法从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感，也无法获得来自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与肯定。
在一个负面反馈环环相扣的工作环境中，阿姨们很难真正发自内心去同情和关爱老人。那些年深月久不断积累的负面情绪，会在不经意间转移到老人身上。
田野调查中，吴心越曾经目睹这样一幕：护理员气喘吁吁，连抱带拽地把一个失去自理能力的奶奶从床上搬到轮椅上，奶奶突然转头指着吴心越说：“要是这个妹妹来抱我，肯定是抱不动的。“
护理员一听这话瞬间炸毛：“你想得好！人家是大学生，博士生，人家出去是要当干部的！她们年纪轻轻的，哪会到这里来做这种活，只有我这种年纪的人才来弄弄你！”
人员流失严重，一直是困扰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留在这行的阿姨也很少有出于对行业的热爱，更多的，是走投无路后的认命。
跟阿姨们所抱怨的不同，养老护理并非没有技术含量的苦力，它其实是融合沟通、护理学、管理学、心理学、营养学等多领域的综合型专业。
为了向行业输送年轻血液，提高护理队伍的专业程度。近年来，大中专院校陆续增设老年服务等专业。然而，真正留在一线的年轻人少之又少。
从顶岗实习的第一个月开始，他们就要承受身体和心理的轮番冲击。很多人看到严重溃烂的褥疮会呕吐，吃不下饭；因为频繁帮失能老人移位，工作量吃不消得了腰肌劳损；碰上便秘的，来不及多想，戴上手套就得开始“人工取便”。
即使能够克服心理障碍，很多事还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失智老人，前一秒相安无事，后一秒就莫名其妙挨了他的巴掌。“你也没法计较，毕竟他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还有老人三更半夜不睡觉，起来“砰砰的”敲门，闹着要出去，要回家。把值夜班的小姑娘吓得半死。
每一天的兵荒马乱，都会在年轻人心里积攒下无数个辞职的理由。
调研显示，北京市的老年管理与服务专业毕业生仅有30%的行业留存率。按照目前培养速度，10年内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为了留住年轻人这项稀缺资源，很多机构会拿管理岗做诱饵。
“谈钱多俗气，我跟你谈谈未来，现在行业内没啥大学生，只要你入行，坚持几年就是管理者，拿年薪。”
一次面试中，沈阳市家缘兴养老院负责人周立国如此对应聘者说。
“那现在工资是多少呢？”
“扣了保险，到手2600元。”
“当个餐厅服务员都比这多，还没这累。”
周立国当场被噎得没话说。
目前国内养老与家庭服务人才补贴政策还不完善，相应工资标准也有待提高，而且家长们也不愿孩子毕业后去干“伺候人”的活，这就导致涉老专业培养的人才，大量转去其他“来钱快又体面”的行业。
结构性困境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尚未离开的年轻人，大多是在与“衰老”同行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世俗成功之外的意义。
28岁的景源，是王凤霞所在的养老院里最年轻的护工。当年和她一起实习的同伴几乎已经全部转行，开店的开店，搞销售的搞销售……朋友圈日常动态看起来都热气腾腾，而她养老院的生活混杂在飞速更迭的信息流里，怎么看都格格不入。
她经常觉得这里像个无底洞，不断吸食自己的青春活力，却依然没能改变暮气沉沉的底色。
可也总有些细碎的温暖，一次次将她留住。
白天吐了她一身的蒋校长，那天晚上难得的没有吵闹。给蒋校长掖被角的时候，她的脸突然凑了过来，在景源胳膊上磨蹭两下，嗫嚅道：“谢谢你，阿姨。”
那一刻她的心彻底松软下来。人老了，真的会变回孩子。
而正年轻的她，暂时还愿意做托举的臂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