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为爱远嫁藏区却遭家暴”的故事，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热点。
关注点之一，在于故事主角的特殊身份。马金瑜曾是一位一线女记者，在国内顶尖的媒体机构南方报业供职，写过深刻的调查性新闻，做过针砭时弊的报道，获过亚洲出版业协会新闻奖等媒体类大奖。正如她的朋友洪峰所说：“她不是愚昧的人。”
在她刷屏的文章《另一个“拉姆”》里，她却自述了自己闪婚辞职，远嫁青海藏区后遭受的家暴经历：丈夫扎西（原名谢德成），将她打到鼻青脸肿、尿失禁、眼球血肿，眉骨骨折……
事件引来的网友评论中，除了谴责家暴，质疑的声音也渐渐占了前排：
“她为什么不在第一次家暴后就立刻逃离？”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什么快被打死了还要为加害者生孩子？”
那些看上去“本可以离开”的家暴受害者，为何迟迟不离开？
在比马金瑜条件更优越的莱斯利·摩根·斯坦纳（Leslie Morgan Steiner）身上，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莱斯利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沃顿商学院，手握世界顶尖的名校学历，事业也相当成功，曾在《华盛顿邮报》、强生公司任职……这样一个优秀女性，在2013年的TED演讲里，公开了她曾遭受亲密伴侣家暴并被威胁生命的经历。
回顾往事，莱斯利总结了她当时“没有立刻离开”的两个原因。
第一，她一开始不知道自己在被家暴被虐待，家暴者大多是伪装高手，在当时，莱斯利以为她是在帮助她所深爱的、饱受困扰的男人，这世上只有她能帮助他、支持他、拯救他；
第二，离开施虐者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有时候，家暴受害者之所以不离开，甚至是为了保命，因为她和她的孩子、家人、朋友，遭受着切实的生命威胁。70%的家庭暴力谋杀，发生在家暴受害者下决心离开之后——施暴者因为失去对猎物的控制而发狂。家暴莱斯利的前夫有三把枪，他会用上膛的枪指着莱斯利的头，把她推下楼梯，在高速公路上拔掉车钥匙，威胁杀掉她养的狗……这些都是切实存在的恐惧和威胁。
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朱迪思·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一书里写，“从未经历过长期恐怖或不了解高压控制手段的旁观者**，**总以为他们在类似的状况下，会比受害者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及抵抗力，因此倾向于从受害者的性格和人品中找寻弱点，借以诠释受害者的行为。”
三种认知错误，
让人们容易责备受害者“做得不够好”
假如我们不曾经历过长期的虐待、造成永久伤害的暴力、担忧自己生命的恐惧……那么，我们是幸运的。这种幸运，可能会让我们难以想象家暴受害者的真实处境和感受，让我们在评价家暴受害者时，容易落入三种认知错误——公平世界谬误（ just-world fallacy），后见之明偏差（Hindsight bias），和基本归因谬误（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公平世界谬误
公平世界谬误，是以为“ta肯定做错了什么才会导致受害”。比如“一个巴掌拍不响”，“有果必有因”，“为啥别人不被打就ta被打”之类的对家暴受害者的评论，就犯了这种谬误。
相信公平世界谬误，是因为我们需要拥有“控制感”，需要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作恶才会招致噩运，做好事就一定有好报，这样我们才能继续保持乐观，觉得自己不会遭遇到类似的坏事。我们不愿相信人会无缘无故、无法预防地受伤害，不愿相信这世界有随机降临的坏运气，不愿相信好人也会倒大霉而求告无门，这样会让我们觉得无助和失控。
后见之明偏差
后见之明偏差，就是事后诸葛亮。在已经得知事件结局后，人们容易过度乐观地认为，假如是自己，当时肯定能看到各种迹象，预料到事情的走向。因此，受害者也理应能看到各种迹象，预料到事情的走向。
然而，很多事情在当时的环境里，其实是难以预测的。当事人知道的信息有限，在受到家暴后处于应激和创伤状态，可能会退缩麻木而难以求救，也可能会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对方以后会改，有些事后看来的“理性选择”，受害者当时可能根本想不到或者做不到。
基本归因谬误
基本归因谬误，是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内在因素，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外部因素；而将别人的成功归于外在因素，将别人的失败归结于内在因素。
我发财了，说明我聪明能干。我被抢劫了，说明社会太乱，治安不好。别人发财了，说明风来了猪都能飞上天。别人被抢了，那小子整天炫富早晚要出事。
这种基本归因谬误放到家暴问题上就是：我没被家暴，说明我看人眼光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别人被家暴了，说明那人傻，看人眼光不行，去的地方不行。
别人遇到家暴，难道就没有偶然因素和环境因素吗？
有时候，就连受害者本身都会陷入这三种错误，因为受害者过于迫切地想找回安全感和控制感，想重建对他人对世界的信心，以至于拼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我当初不那么傻/不那么做”就好了。
然而，正常的生活从来就是伴随着风险的。没有人能100%地确保自己的安全，同时正常地生活、学习、工作、社交，也没有人能100%准确地预测未来……也因此，认定“都是我的错”的受害者，可能会矛盾挣扎得更久，更难以走出痛苦重建生活。
以被害人为主语的媒体报道，
往往推波助澜
另外，媒体的“以被害人为主语”“受害者视角的故事”的报道方式，也容易让读者责备被害人。
2016年，哈佛的心理学研究者发现，同样情节的故事，主语是被害者，故事是受害者的视角时，读者就更容易指责受害者。当主语是施暴者，故事是施暴者的视角时，读者就会更同情受害者，更少责备受害者，更难以想象“受害者本可以做什么来防范”。
比如说，主语是施暴者的故事是这样的，“天黑后，麦克和三个男人在修车店里闲聊。此时来了一个车子故障的男人，路易。在路易等待修车时，麦克提出开车带他在附近转转。麦克把车开到荒凉的地方，经过一番搏斗，麦克强暴了路易。”
而主语是受害者的故事是这样的，“天黑后，路易的车子故障了，他来到一家修车店，那里有四个人在闲聊。在路等待修车时，四人中的一个叫麦克的提出开车带他在附近兜风。他们开了很长时间的车，一直开到荒凉的地方，经过一番搏斗，路易被麦克强暴了。”
当主语是加害者时，读者比较难想象受害者有什么脱逃机会。
当主语是受害者时，读者则更容易想象受害者的其他选择——“路易本可以打电话叫拖车，去相熟的修车店”，“路易本可以看出麦克居心不良”，“路易本可以拒绝跟麦克去兜风”，“路易本可以在开到荒凉地方时提高警觉”“路易本可以威胁报警或者反抗得更激烈”。这样的想象，会让读者倾向于责备受害者。
假如一个家暴案爆出，探讨的焦点都集中在“受害者做错了什么”“受害者本可以做对什么”，这样的讨论可能就模糊了焦点，让我们看不到**加害者才是暴行发生的最大原因 ，看不到导致家暴的环境和社会因素，也让我们更难以帮助家暴受害者**。
我们需要纠正自己的认知偏差，也需要意识到所阅读的报道里可能存在的“主语问题”。
想要逃脱，
先要知道自己有能力还击
家暴受害者为什么不逃？想要逃脱，需要过两道关，心理关和现实关。
2012年，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者曾综合分析过41个研究，发现和普通女性相比，女性家庭暴力受害者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几率是7.3倍，焦虑的几率是4.1倍，抑郁的几率是2.8倍， 有自杀念头的几率是3.5倍。
这些心理创伤，会让受害者更难以脱逃。她们更难清晰冷静地思考，也更难主动开口求助，更难信任别人，哪怕是真心帮助她的人——她们已经信错过人了，万一这次又信错了呢。有些人还会因为受到的伤害太大或者恐惧太深，而进入麻木或者退缩状态。
有些专业机构，会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心理支持和重建帮助。
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朱迪思·赫尔曼认为，传统的社会规范造成了如下结果：女性对危险毫无心理准备、会被攻击吓呆、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她还提到，一些为女性创伤者设计的防卫课程，对于她们的康复有好处。
创伤患者们在导师的帮助下体验不断加深的恐惧、攻击，同时学习如何防御反击。课程创办者希望通过这样的课程，让女性们“知道自己——无论用哪一种方法——有能力还击。”
女性自卫训练重建了创伤患者面对危险的正常生理反应，参与了训练的创伤患者从中意识到，自己的潜能比之前想象的大，面对这个世界也更加自信了。例如，当她们走在街上时，她们更敢看着街上行人，而不会盯着地上或者畏畏缩缩的。
获得社会支持很重要，
但从来都不容易
对那些克服心理关的受害者来说，还有现实关要过。
家暴受害者，往往工作效率更低，更容易请假缺勤， 也更容易迟到——这些都是家暴的恶果，但却让受害者更容易失业，或得不到同事上司的认可和支持。而选择逃离，往往意味着离职，失去经济来源，失去原有的亲友和社会联系。如果有孩子，还要考虑孩子的生活费用，如何照料，怎样上学或转学。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不被家暴者找到甚至杀掉……
据为平妇女权益机构2020年发布的报告，从2016年3月1日《反家暴法》实施至2019年12月31日，这1400天里，仅公开报道的涉家暴命案就至少有942起，其中致死女性920人，占76%。也就是说，平均每1.5天，就有至少一位中国女性死于家庭暴力。
在现实生活里，受害者成功逃离家暴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支持，不论是自身建立起的社交网络还是专门的反家暴机构，都是受害者可以依靠的支持来源。
在马金瑜的个人叙述中，她曾向“曾经的好朋友，作家洪峰的媳妇蒋燕”求助，并获得了夫妇两人的支持和照料。而当她想带着孩子们逃离那个地狱般的小县城时，也是朋友们在各个方面给了她希望。
她写：“许多同事和朋友，依然默默地十分信任地帮助我，在最艰难的至暗时刻，给我最珍贵的光亮，借钱给我，找渠道给我，推荐工作给我……用他们和她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
波士顿学院林奇教育学院的咨询心理学教授丽莎·古德曼（Lisa Goodman）等人的研究发现，有三分之二的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都从家人或朋友那里得到过非正式的社会支持。
此外，布里斯托大学社会与社区医学学院的玛姬·埃文斯（Maggie Evans）等人还发现，家暴受害女性更可能向朋友而不是家人充分公开被家暴的细节。因为朋友提供情感支持，而家人更常提供工具性支持，例如住宿、育儿或经济帮助。
工具性支持固然重要，但在经历了持续多年的绝望生活之后，倾听、认可和肯定似乎就显得更为“贴心”，可能使她感到更有信心和能力来应对自己的处境。研究还发现，虽然朋友和家人提供的帮助参差不齐，但是只要这些回应是积极的，他们的行动就可以减轻受害者受到的健康影响**，特别是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例如抑郁、自杀未遂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许多受害者求助时需要一个“推动者”，而朋友和家人恰恰可以扮演这个角色。这时候，在受害者眼中，向专业人员或家人和朋友求助便不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
但也有自身的社交网络“失灵”的时候。布里斯托大学社会与社区医学学院的玛姬·埃文斯（Maggie Evans）等人就发现，只有当家人或朋友自己经历过家暴或具备相关知识时，才可能提供有益的帮助。朋友和家人的意见很重要，但他们并不总能“做得正确”。
在责备受害者“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之前，不妨看看其他人“做出正确的选择”有多难。
对受害者的非正式支持系统进行的研究表明，非正式网络成员常常会出现“对受害者没有帮助”的反应——家人和朋友可能无法理解受害者的状况或表达同情、强迫受害者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强行离家、将家暴归咎于受害者，或直接否认局势的复杂性并高估受害者改变事物的能力。
无数评论都在说马金瑜，“你既然受过这么好的教育，有这么强的工作能力，为什么不走呢？”但对于受害者来说，改变不是那么容易发生的。
埃文斯推测，这些网络成员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也很“困难”。困难的人不太可能提供支持、信息和资源。
马金瑜利用曾建立起的社交网络获得了支持，但像她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很多家暴受害者可能并没有强有力的朋友或家人去帮助她们离开。
相比之下，倘若有足够多为家暴受害者服务的专业机构，能为受害者提供经济和社会资源，帮助她们构建起新的生活网络，家暴受害者也就更容易离开，不会再觉得“不依赖谁就活不下去”。
新冠疫情期间，多地的报告都显示，家庭暴力的案件显著增加了。因为隔离封锁等防疫措施，寻求外界帮助的受害者减少了。反家暴，或许和防疫一样，需要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帮助家暴受害者重建生活，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当有受害者独力完成这件事时，只说明这个受害者极其坚强，并不说明这件事易如反掌。
反家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擦亮双眼，减少家暴——这个思路是有可能的。然而要做到这点，不是靠对已经存在的家暴受害者指指点点，而是靠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才是正常的、健康的。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亲密关系暴力是可以预防的，而预防的关键在于亲密关系教育。学校和政府机构应当制定相关的策略，教育年轻人相应的沟通技巧、情绪管理等知识，学习促进一个健康的、互相尊重的、非暴力的亲密关系。
而一旦遭遇家暴，报警存证，寻求相关机构的协助，并广泛从亲友那里获取支持，依然是最好的自保手段。
朱迪思·赫尔曼认为，在一个暴力相向的关系中，安全的保证不能基于加害者的一句诺言——不论他是多么由衷。安全必须基于受害者自我防御的能力。
果壳视频曾总结过一张全国各地的反家暴公益热线，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妨先打个电话咨询这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