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赵亮的纪录片《上访》,当年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映五小时的版本,看得累人。累的不只是长时间集中精神,还有随着电影中那些上访者的遭遇而起伏的情绪,夹杂着无奈、愤怒和伤心,原来是那么耗人心力的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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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长时间的观影体验,呼应着上访者经年累月的上访历程。有不少上访者坚持了二、三十年,赵亮拍摄这片也用了十多年,是为了什么?若同期在柏林影展获奖的《岁月神偷》所表达的,是罗启锐和张婉婷那一代人在过去的逆境中显露出坚毅的美德,以困境来凸显人的毅力和忍耐;《上访》就是把主人翁的逆境和坚毅均增强十倍的现在进行式,却以人的执着来反映生存境况之恶劣和不公。

上访者的故事并没有把事过境迁的困难浪漫化,然后得出「坚忍终有成就」的结论,因为上访并不为了成果,而是为了「公道」。

或许我们会认为这是愚昧的,因为「务实」的说,指出了外在环境的问题又如何?明知上访没有效果,搞不好被「截访人员」盯上还会被痛打,更糟的是会被抓去劳教甚至是精神病院。其实上访的时间可以用来发展其他事业啊!同志们,放下包袱,努力向前,不是更理智更美好吗?

这样的观点,是只着眼个人,理性地盘算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得出的结论是,「坚忍」和「奋斗」这些个人层面的「美德」就是消解外在困难的方法。「个人」标示了这种努力之极限。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越来越多老百姓走上上访的窄路?难道他们都没有理智?莫非他们不想与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只是当社会越来越欲薰心,官商合一的权力集合体任意剥削百姓的资产和权益,而百姓有冤无路诉,不能透过司法渠道去维护权益,甚至被贴上「破坏和谐」的标签而被打压,才会被迫--而不是选择--走上上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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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超越个人层面的利害,因为体制问题影响的是社会整体。当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维权律师」被「法律」判进监牢;当那些受毒奶粉和豆腐渣工程所害的孩子的家长被视为罪犯;当上访成了一个社会现象— — 这些都反映出「个案」背后体制的问题,也就不再是个人层面「如何面对过去」的问题,因为腐败的体制并没有过去,只会制造更多受害者。

这是现在的问题,更是未来的诅咒。

(原载于2010年4月13日AM730,此文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