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赵亮的纪录片《上访》，当年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映五小时的版本，看得累人。累的不只是长时间集中精神，还有随着电影中那些上访者的遭遇而起伏的情绪，夹杂着无奈、愤怒和伤心，原来是那么耗人心力的一回事。
这样长时间的观影体验，呼应着上访者经年累月的上访历程。有不少上访者坚持了二、三十年，赵亮拍摄这片也用了十多年，是为了什么？若同期在柏林影展获奖的《岁月神偷》所表达的，是罗启锐和张婉婷那一代人在过去的逆境中显露出坚毅的美德，以困境来凸显人的毅力和忍耐；《上访》就是把主人翁的逆境和坚毅均增强十倍的现在进行式，却以人的执着来反映生存境况之恶劣和不公。
上访者的故事并没有把事过境迁的困难浪漫化，然后得出「坚忍终有成就」的结论，因为上访并不为了成果，而是为了「公道」。
或许我们会认为这是愚昧的，因为「务实」的说，指出了外在环境的问题又如何？明知上访没有效果，搞不好被「截访人员」盯上还会被痛打，更糟的是会被抓去劳教甚至是精神病院。其实上访的时间可以用来发展其他事业啊！同志们，放下包袱，努力向前，不是更理智更美好吗？
这样的观点，是只着眼个人，理性地盘算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得出的结论是，「坚忍」和「奋斗」这些个人层面的「美德」就是消解外在困难的方法。「个人」标示了这种努力之极限。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越来越多老百姓走上上访的窄路？难道他们都没有理智？莫非他们不想与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只是当社会越来越欲薰心，官商合一的权力集合体任意剥削百姓的资产和权益，而百姓有冤无路诉，不能透过司法渠道去维护权益，甚至被贴上「破坏和谐」的标签而被打压，才会被迫－－而不是选择－－走上上访之路。
我们必须超越个人层面的利害，因为体制问题影响的是社会整体。当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维权律师」被「法律」判进监牢；当那些受毒奶粉和豆腐渣工程所害的孩子的家长被视为罪犯；当上访成了一个社会现象— — 这些都反映出「个案」背后体制的问题，也就不再是个人层面「如何面对过去」的问题，因为腐败的体制并没有过去，只会制造更多受害者。
这是现在的问题，更是未来的诅咒。
(原载于2010年4月13日AM730，此文经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