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湖南衡阳祁东曾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此前，曾有不少媒体报道过这一案件，去年10月，随着更多的案情披露，我们也派出记者去采访。但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比起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情节，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另外一个主题：“不回家的孩子们”。
参与到案件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即使案发之后，这些孩子也不愿意回家。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捉女儿”
半个月来，张胜利的脑子里始终萦绕着一件事：找到女儿。女儿14岁，离家出走有半月之久，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与父亲断绝了一切联系。张胜利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就找女儿。他越来越着急。
2019年10月3日，张胜利下班回家后没有休息，拖着一辆摩托车就往外走。他今年55岁，单身离异。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留一个板寸头，在秋日里穿件深色皮夹克，看起来干练讲究。15年前，他老来得女，取名张若菲。小时候的张若菲漂亮伶俐，但上初二后进入叛逆期，打架逃课，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夜不归宿。为了防止女儿离家，张胜利会打骂她，甚至动用过手铐和铁链，但仍然无法阻止女儿执意离家的脚步。他不得不开始频繁地找女儿。一开始是骑电动车，后来女儿越跑越远，他的搜寻半径扩大，又买了一辆摩托车，足迹遍布县城的宾馆、KTV与酒吧。
“猫捉老鼠”——张胜利这么形容自己找女儿的过程。女儿跑，他就找，女儿拼命跑，他更拼命找。**他每个月都有报警记录，有时候是找到了女儿，女儿不开门，有时是酒店不让他上楼。**一年多来，张胜利摸索出了一套“捉女儿”的方法：询问女儿的朋友；在酒店客房中一层层轻声摸排，细听哪些房间喧哗，“如果特别吵可能就是他们（女儿和同伴们）”；用手机绑定了女儿所有的社交网络账号，登录女儿的QQ，查聊天记录——这通常是万不得已时才用的一步，因为被迫下线的张若菲会立刻意识到父亲在行动。如果这些都没有用，张胜利还能倚靠的就是自己的坚持和运气了。他会拿着女儿的照片询问每个酒店保洁员——2018年10月，张胜利第一次找到女儿，就是用这种方法。一位保洁见多了这样的父母，好心告诉了他房间号，不过加上一句“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2019年10月3号这天晚上，张胜利叫上了40多岁的外甥做“外援”，一起“捉女儿”。为了方便锁定位置与环境，他径直拨打女儿的视频和语音电话，没有回音。凌晨时，他登录了女儿QQ号，翻阅聊天记录，发现张若菲让朋友带饭时说出了自己的地址，一家位于新城区的酒店。张胜利载着外甥就往酒店赶，他让外甥守在酒店大堂，自己上楼去找人。
但这回他仍然没有“捉”到女儿。监控显示，在张胜利从登录QQ到赶来酒店的20分钟里，张若菲和几位同龄人绕过大厅，从安全通道逃走了。四五位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身形瘦弱，行色匆匆，消失在了祁东县凌晨街头的夜色中。
张胜利看监控时，另一位中年男人和两个警察也来到了酒店。张胜利认得他，是女儿念小学时的校车司机。搭上话后才知道，对方也在找自己的孙女。中年男子名叫周忠全，他的孙女叫周可怡，是一名留守儿童，在县城一所中学念初二，几天前被班上同学以“写作业”的名义邀请离家，自此不见踪影。周忠全在县城自行找了两天后报警，跟着警方在网吧、酒店、KTV、酒吧逐一摸排。和张胜利撞见这晚，是周忠全找孙女的第五天。确认监控录像里没有自家孩子后，他与张胜利匆匆道别，继续奔赴下一个地方。
“当时要是我把女儿找到了，可能后面的事都没有了。”一年多后，张胜利回想起那个“捉女儿”不得的晚上，仍忍不住感慨。那次偶遇两天后，10月6日上午9点多，周忠全跟警方在一家酒店的标间里，找到了孙女周可怡。让周忠全震惊又愤怒的是，周可怡和两名成年男子睡在一起，衣衫不整，睡眼惺忪。他狠狠甩了孙女一记耳光。面对爷爷的质问，周可怡一言不发。
根据警方的事后调查，在离家的九天零八夜里，周可怡频繁出入KTV与酒店，与多名成年男子发生过关系，其中两次“包夜”。她的交易对象有县城里的公职人员、过路的经商人士，还有当地的中学老师。做这些交易时，她对外称自己有16〜17岁，但身份证上的年龄显示，她当时还不满12岁。
2020年底，当本刊记者到达祁东县时，很多当地人仍然记得一年前这起轰动全城的未成年人卖淫案。周可怡只是涉案的少女之一，还有两名未成年人参与了夜场交易，负责陪酒。她们三人中有两名是学生，刚上初二。而卖淫案的组织者之一，就是张胜利的女儿张若菲。她同样没成年，案发时只有14岁，却娴熟地将周可怡等三名“妹妹”带到酒店，给她们化妆，穿上高跟鞋和成人化的服饰，去KTV做培训，再将她们送入夜场陪酒，坐台和“出台”。
2020年8月25日，祁东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与周可怡发生性关系的六名成年人均被以强奸罪论处，获刑2〜15年不等。作为这起案件的“中间人”，张若菲也因强奸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判决书和随后披露的事实显示，在认识周可怡之前几个月，张若菲就曾带着多位未成年少女，出入祁东当地的夜场与酒吧，陪酒接单，与成年人做身体交易。参与到这个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上下县城
祁东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地处山区丘陵地带。从距离它最近的城市衡阳出发，沿322国道乘车前往祁东，仿佛是踏过一波波缓浪。公路在低矮的群山之间延绵起伏，忽高忽低，湘桂铁路在丘陵间隐现，自西北向东南延伸。
铁路与322国道横穿祁东，将县城划成东西向的长条，老城在东，新城在西。连接新老城区的主干道远看平坦宽阔，但实际路面微斜，因此，当地人习惯把新老城区分别称作“上面”和“下面”。
新城是“上面”，地势高且平坦，马路宽广干净，连接着一栋栋现代化住宅小区、时尚酒店、酒吧餐馆和一座高铁祁东站。新城的夜晚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晚上9〜10点后，无事的年轻人像是长眠后的夜行动物，纷纷出现在街头，吃夜宵，喝小酒，再去KTV吼叫着消磨时光。凌晨两三点，站在新城的酒店楼下，还能听见年轻男女们的打闹声。
新城是2019年未成年人卖淫案的案发地，但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们，却大都来自老城。那里属于祁东的“下面”，外观比新城灰暗沉闷许多。老城地势低洼，仍裹挟在群山之中。山不高，只有几百米，但在基建水平落后的年代，也足以阻碍发展。城内路网窄密，巷子曲折，楼房修得高密，像是一座小型山城。建在坡上的老房大多不超过10层，年久失修，楼体斑驳，很多彼此间距不过一两米。路人一个转身，就消失在昏暗的夹巷间，像跃回浑浊水里的鱼，难觅踪影。阴雨天时，老城区灰色的巷道更显黑暗，路边没有分类垃圾桶，每隔几十米的绿色无盖塑料大垃圾桶发出腐烂的臭味。
老城代表着祁东的过去。这里曾经是省级贫困县，上世纪60年代，大约1.6万祁东人响应国家号召到云南支边，最终落户在紧邻“金三角”的边境地带。这段县城历史给祁东至少有两个影响：一是当地毒品问题突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禁毒标语，社区里也设有戒毒康复站；二是劳务输出的传统延续至今，城里有大批“留守儿童”。直到今天，全县150多万人里，约35万人外出务工。整个县城目前有3万多名留守儿童。他们常年和父母分离，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成人，性格中难免留下分离的悲伤和愤怒。老城居民说，前些年在火车站附近，晚上常能看见荷尔蒙旺盛的青年们拖着钢棍与刀具行走，钢铁在马路上摩擦得火星四溅，在夜空下滋滋生响。
在官方以往的脱贫宣传中，祁东过去的主产业是黄花菜，又称萱草，在古诗词中象征母亲。古时游子远行，会先在北堂种萱草，希望能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有祁东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回家办了黄花菜加工企业，大量招聘当地留守儿童父母，提出“让妈妈回家”的口号。一位祁东籍留守儿童长大后成了民办教育企业家，他回乡办学，组建了一个留守儿童合唱团。这个被誉为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的合唱团，在2020年夏天登上了湖南卫视综艺栏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又于2020年11月登上了国家大剧院与中央电视台，进而是2021年的央视春晚。但在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历史潮流下，零星的个人努力很难改变众多留守儿童的命运。无法回家的年轻父母们，仍然辗转在广东、云南等地，将孩子们留在县城里，或者跟随老人生活，或者由一位家长独自回乡，在老城租一个住处，看护孩子上学。
洪桥中学是老城区的一所学校，坐落在老城熙密的主干道边。学校所在地在过去40多年里都叫城关镇，是老城中心，热闹非凡，所以当地人仍习惯将洪桥中学称作城关中学。1992年“上面”开建后，城关镇于1995年改名洪桥镇，后又撤镇改街道。当地人说，之前洪桥中学教学质量还不错，之后便随着老城一起滑落。如今生源多来自老城工薪阶层，以及从乡镇进城念书的孩子。“上下”的称呼，本是指地势，但也成了发展的隐喻。未成年人卖淫案里的少年们，大多和这所“下面”的学校有关联。
学校隐匿在闹市中，街边店铺众多，商业繁盛。从街口望去，只见教学楼像一堵墙一般贴着后山，若非校牌贴在正中，很难想象那里伫立着一所中学。学校和社会的界限混沌模糊，据说以前校外的人可随意进出学校，并无阻拦。每当放学时分，当成群学生穿着白色校服走出校门时，也总有一些社会青年们在外等候着。他们与门口数十辆贴着支付二维码的“摩的”一道，像等待猎物一般，等着出来的学生。
师傅
初二下学期还没读完，张若菲就成为蹲守在校门口的社会青年中的一员。
她个头约1.6米，一张鹅蛋脸，留黑直长发，几束刘海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眉宇间眼角微翘，有股英气。在个人视频号的置顶视频中，她戴着墨镜，做了长长的白指甲，扶着墨镜的掌心里文着“及时行乐”，看不出这是个生于2005年的少女。在2019年的未成年人卖淫案里，她既是中间人，也是那些卖淫少女口中的“姐姐”，或者“师傅”。她们听从她的安排，对她既恐惧又依赖。
张若菲能成为“师傅”，自有她的领导力。邻居眼里，张若菲口齿伶俐，见人爱打招呼，从小就是“孩子王”，一起玩耍的发小在外受欺负了，她会带着人去讨说法，教训对方。长大后更加机灵，“头脑很会转”。一位“妹妹”说，有一次，她们跟几个男孩一起玩密室大逃脱，其他人都蒙了，只有张若菲能静下来认真分析怎么出去，最后带大家成功突围。
聪明、有领导力的另一面是强势、暴力。如果有“妹妹”不听话，张若菲会威胁对方，甚至诉诸武力。她的初中同班同学苏畅记得，还在读书时，张若菲就显得霸道好斗。只要看一个人不顺眼，“比如有女生用眼睛瞥了她，或者跟她穿了一样的衣服”，她就会叫上一帮人去教训对方。苏畅回忆，张若菲“很会打架”。有一次，她觉得一个女生对自己不礼貌，就把女生叫到学校附近昏暗的窄巷，一边说狠话，一边猛扇对方耳光，打了十几分钟。
因为叛逆和打架，张若菲曾在一年内转学三次。最初从洪桥中学转到启航中学——与那个留守儿童合唱团同属一所学校的不同校区，学费不菲，5000〜6000元/学期。入校不久，一位同学撞了张若菲后没有道歉，她把对方叫到厕所打出了血，还拍了视频。父亲将她转到一所文武学校——当地专门收容问题少年的学校，教文化课的同时也教武术，奉行准军事化管理。她在宿舍跟人起了争执，被踢伤尾椎骨，要住院治疗。这样辗转来回，最后还是转回到洪桥中学。回洪桥不久后，她翻墙逃走，然而，她再也没有以学生的身份回去过。
离开校园后的张若菲并没有走远。她仍然待在学校周围，身边还围绕着一群男生，是她的男友和一帮“弟兄”们，大多十五六岁，染黄发，戴耳钉，外露着青龙白虎的文身。他们很多也是辍学的留守少年，来自老城或乡镇，帮一些在校生打架，解决纠纷，也留意学校里那些外貌出众的女生。
当张若菲和“兄弟团”出没在洪桥中学附近时，一些在校学生看到后，会主动认她当“姐姐”。羞于启齿的女孩会主动关注张若菲的短视频账号，寻求相认。莫小蕊就是这样和张若菲认识的。
莫小蕊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在东莞打工。当时，两人刚刚离婚，受此影响，莫小蕊初见张若菲时，已在辍学边缘。2019年1月，她在学校附近一家奶茶店偶遇了张若菲，见她身边围着一群男孩。莫小蕊在学校里听过张若菲的名字，也见过她打人，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也很威风”。莫小蕊很想认识张若菲，但又不敢上前，就用短视频平台的附近功能刷出了张若菲的账号，战战兢兢地问能否认她当“姐姐”。张若菲欣然接受了，加了她微信。“我们都怕在学校被欺负，所以要攀关系，这样才能立足。”莫小蕊说，跟着张若菲，感觉自己的场面会大一些。
跟着张若菲的日子，一天大概从中午开始。这群少男少女醒了就吃点东西，然后在老城闲逛，买批发价的廉价衣服，做美容和美甲，再喝上一杯奶茶。晚饭后，有“工作”的妹妹去KTV和酒店，其他人就在房间玩耍。凌晨1点多，一群人再聚在一起吃宵夜、聊天、看剧。对这群未成年人来说，这是“自由快乐”的生活，至少和家里的日子相比是这样的。
父亲
张若菲家住老城的铁路村，距洪桥中学步行约10分钟。铁路边上一处两排平房，每排十几户。房子是铁路局原来的宿舍，张胜利姐夫是铁路局职工，将房子留给了他，一住就是40多年。张家门口一个十几米的缓坡外，就是老湘桂铁路。火车驶过时，在家里也能体会到脚下的震颤。
在新城的高铁站开通前，铁路村附近曾是老城最热闹的地区之一。“一到过年过节，打工的人全回来了，人山人海的。”张胜利说，归家的打工人会在他家门口的火车站下车，再经汽车站前往更远的乡镇，人流如织，市场繁华。2013年后，祁东新区开通高铁后，老湘桂铁路削减客运，只留货运，张家周边逐渐衰落。不少原来的邻居或者去了最近的城市衡阳，或者去新城买房。经济水平决定了生活区域，“有条件的人往上面走，没条件的就留在下面”。
张胜利一直留在“下面”。他生长于老城，家中四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小。一张国字脸，小眼睛，薄嘴唇常常紧抿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鲜有笑容。年轻时，张胜利曾是国营草席厂员工，性急耿直，朋友多，“也是混街上的”。他爱用拳头说话，常与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现在身上也残留着当年混街头的生猛和义气。邻居罗阿姨回忆，2018年冬日一天，张若菲在老城体育广场附近被一群社会青年围住，对方开来了几辆车，带着棍棒与砍刀。罗阿姨女儿看到这一幕，通知了张胜利。张胜利立刻赶赴现场，以一个曾经“街头青年”的余威，呵斥驱散了年轻的“混混”们。但事后，他劝罗阿姨以后少管这种事。“他怕伤到我们，其实是善良的。”罗阿姨说。
年轻时，张胜利吃过这种拿刀带棍的苦头。上世纪80年代一次街头群架后，他被判入狱，耽误数年光阴。2001年经人介绍结婚，生下女儿张若菲。此后不久，张胜利被下岗分流，夫妻感情破裂，最终在张若菲7岁那年离婚。前妻远走江苏，张胜利和女儿一起生活。
对这个42岁才有的女儿，张胜利有着近乎偏执的爱，尽力满足她的需要，甚至女儿的朋友没钱时都会想起他，给他打电话要钱。张胜利就骑车送40〜50元给她们，让她们拿去吃饭、喝奶茶、去网吧。张若菲要上中学时，按学区划分，本是要到“上面”去念书。张胜利觉得离家太远，舍不得。他跑到附近的洪桥中学，问校长能否接受女儿。被拒绝后，张胜利在办公室赖着不走，躺着睡下。两小时后，校长认输了。
但女儿真的需要什么？如何爱她才是对她的成长有利的？张胜利也想不清楚。他说自己不太会带孩子，“年龄差距太大”，而且自己很忙，精力有限。下岗后，他做过零工，摆过地摊，送过快递，早出晚归是常态，很多时候都将女儿交给姐姐或邻居照看。女儿一旦有什么过错，他最常用的教育手段就是打骂。小时候张若菲和其他孩子嬉戏打闹、弄得一身泥土回家，他都会打，“一天换好几套衣服，把我弄得很烦，男的又没女的那么细”。
对于张若菲初中时展现出的叛逆和夜不归宿，张胜利能想到的办法除了转学，最多还是打骂。女儿一旦离家不回，他会花大价钱找女儿，为了问到女儿的位置给她的朋友们发红包。他说自己这些年光是找女儿就花了两三万元，最多的一次，他花了2000块跟一个“混混”的大哥买到女儿的位置。找到女儿后，他要么冲上去两个耳光，要么带回家后关起门打，相熟的邻居们都拦不住。为防止女儿再度离家，张胜利甚至动用过铁链与手铐脚链，将女儿锁在家中。
“女孩学坏是最可怕的。”张胜利说，“男孩子可以回头，女孩子终究都是要嫁人的。”铁路村附近曾有一个女人，上世纪80年代求爱失败后炸了对方的房子，不仅自己入狱，而且容颜尽毁，“好难看，没人要”，一生就算完了。张胜利怕女儿重蹈这样的覆辙，而作为曾经的“街头青年”，他知道城里有多少针对女孩的危险。在铁路沿线和女儿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价格低廉的性服务**，主体是中年妇女，30〜80元/次；案发前新城的KTV里，则更多是年轻女孩们混迹的主场。**即使未满18岁，也能在当地酒店开房入住，人数不限。张胜利对此很焦虑。找女儿时，他屡屡跟酒店前台吵架冲突，质问他们为何收留未成年人。
张胜利觉得，对于女儿的变化，自己婚姻破裂肯定有责任，但女儿也是被人带坏的。听说女儿在外面有了“混混”男友后，他冲到对方的乡下老家兴师问罪，对方家人不买账，说了些难听的话。张胜利一怒之下冲到厨房，拿出两把菜刀，递出一把，“不服我们来互砍，砍死了谁都不负责”。听说女儿男友可能“涉毒”，还打过女儿，他从家里拿上铁链，骑车奔向对方所在的地方，“要搞死他”，吓得男友立马跑路。
朋友
笨拙、暴力的“保护”，却让张若菲离父亲越来越远。在父亲的强硬面前，她极少服软。一位曾亲眼见过张胜利打女儿的邻居说，张胜利动起手来手脚并用，下手挺重，张若菲却一声不吭，“不哭也不叫”。她宁愿忍受肉体的疼痛，也绝不愿向父亲示弱。当她在外面遇到麻烦时，她也宁可找自己的朋友解决。在这个县城里，还有不少像她一样家庭破碎、孤独愤怒的青少年，期望和同龄人抱团，获得家庭里缺少的爱和温暖。
苏畅是张若菲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两家住得近，常一起约着上学。苏畅来自祁东县下面的一个乡镇，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母早前在外打工，她和妹妹从小跟奶奶生活。苏母回忆，小时候的苏畅懂事听话，奶奶买菜回家，她老远就跑去主动接。2018年末，苏母因要生第三胎儿子，回到祁东。但那时候，苏畅已经不怎么愿意和她说话了，后来也开始彻夜不归。她记得苏畅问过她：“你不是说不生了吗，为什么还生？”
苏母今年36岁，说话轻言细语，透着无奈和懊丧，苏畅已经几个月不接她电话了。为了孩子上学，他们租住在洪桥中学附近的一栋老楼里，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租金5000元/年。周末一个下午，房间里昏暗无光，陈列着老旧的家具。苏畅妹妹在一盏昏黄的日光灯下写着作业。儿童玩具、小推车散落在客厅角落。
为了不让女儿学坏，苏母回乡后，试着去找过女儿，还曾每日往返学校接送。但小儿子出生前后，她要频繁往返医院，再无力兼顾，家里经济也变得拮据。并且偌大县城，对来自乡镇、之前常年在沿海务工的她来说还很陌生。初三时苏畅决定辍学，加入了张若菲的“姐妹团”。苏母也没有办法，曾经有一次她试着把苏畅锁在家里，但沉默的女儿罕见地以跳楼相逼，最终只能放她出去，“管不了了”。
刘茉芷是后来加入的。她说自己小时候跟在上海打工的父母生活，10岁那年回乡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她还有一个亲哥哥，兄妹俩感情淡漠，很少交流。家里重男轻女，奶奶对她很不好，不让她见外婆，还会扔掉妈妈寄回的东西，她跟奶奶吵架，天天哭闹。妈妈知道后从上海赶回，落脚在老城卖鞋，但也没能挽救她之后的辍学。
还有胡雅倩，与张若菲同级。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家中三个女孩，都由母亲一人拉扯。母亲在美容院上班，时常晚归。张胜利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胡雅倩非常不愿回家，甚至过年过节也是。2019年春节，恰逢张若菲母亲回乡，张若菲就带着胡雅倩悄悄跑到在农村的外公家过年。待张胜利找来，胡雅倩仍不愿离去，在父女俩身后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们回家没多久，胡雅倩就又来找张若菲了。
一开始，张胜利对这些女孩并没有反感。和妻子离婚后，他一个人上班早出晚归，加上年轻时混社会的习气，自己也很爱玩。他的微信名是“老顽童”，喜欢旅游、打牌和唱KTV，应酬颇多。每隔几月，他就会报老年团，跟着一群人出门，甚至今年也不例外。“疫情期间团费更便宜，几百块钱一个人，包机票，还能玩六七天。”张胜利说。他去过广州、上海、桂林、九寨沟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朋友圈里分享的大多是旅游照片和摄影技巧的文章。
2014年后，张胜利自学了乐器，加入了一只殡葬服务队，负责吹大号，一天200元，有时要下到乡镇，更加早出晚归。对这些常常出入自己家中甚至留宿的女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跟女儿不好沟通，同学能来多陪陪她也好”。他记得有一次，自己深夜回家，弄出了声响。女孩们悄悄躲进厕所。待张胜利发现时，三位女孩都在厕所睡着了，地上铺着简易的垫子。张胜利看到后很是心酸，叫醒了她们，让她们回卧室继续睡。
但唯独对胡雅倩，张胜利保有高度警惕。几个初中时常和张若菲来往的女孩中，胡雅倩辍学最早，去县城酒吧做陪酒，跟社会青年有交往。张胜利看到她来家里就会吊脸子，甚至动手轰她走，但“怎么骂都骂不走”。张胜利说，胡雅倩照样和女儿来往，并在2019年春节后，将女儿带入了祁东的夜场，挣陪酒费。
在祁东，上档次的酒店与KTV都在“上面”。新建成的中高端酒店，一般都会在客房大楼中嵌上餐馆、KTV或酒吧。胡雅倩将张若菲和另外一个朋友带到了建汉大酒店的一家酒吧中。案发后，这里被关停整改。残存的微信公众号信息显示着，之前的酒吧灯红酒绿，常有成人艳舞等主题派对。
胡雅倩将她们介绍给了一个中间人，一个不满20岁的女性。中间人给她们做了培训和化妆，强调要夸大年龄。当晚，成人化打扮的三个女孩都被“客人”选中，陪酒一次5〜6小时，每人酬劳500元，中间人抽成后到手420元。对14岁的她们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被父亲“捉回家”关起来时，张若菲会想尽办法向这些朋友求救。卧室的那间洗手间，有一堵高近两米的围墙，上方有个半平方米左右的缝隙。张若菲会将钥匙从缝隙中扔出去，让其他女孩从外面打开家门。罗阿姨看到，有一次，张若菲戴着脚链与手铐，在朋友的接应下逃出家门。铁链绊住她的手脚，她一路蹦蹦跳跳，“像个小兔子一样”。
那是初二下学期伊始，张若菲就此再也没回过学校。张胜利给女儿办的是休学，他心里还企望着自己能通过锲而不舍的寻找，将女儿从夜场“捉”回正轨。但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做的一步是：将女儿送走，送到前妻打工的地方，“把她和这些‘坏朋友’隔离开”。
母亲
2019年6月初，张胜利带着女儿去了长三角。前妻在江苏打工，已经再婚，帮一个富裕家庭带孩子。父女俩先去上海等地游玩，再到江苏。那时的张若菲是开心的，她在短视频平台上连续记录下了这段旅途：在扬州，她在瘦西湖堤坝上打一顶遮阳伞，戴着墨镜，挎红色小皮包，踩一双高跟鞋，穿直筒高腰长裤与宽松吊带背心，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在一个草坪上，她亲吻着母亲的脸，两人一起自拍。“有一个人从始至终爱了我14年。”张若菲写道。
母亲杨丽荣不到40岁，皮肤白净，妆容淡雅，有着跟女儿一样稀疏的刘海和大眼睛，说话带着较重的湖南口音。她来自乡镇，比张胜利足足小了17岁，两人年龄差异悬殊，杨父还是当地一名村干部。关于两人的结合，邻居的说法是，张胜利当时是县城里“有单位的人”，“乡镇的女孩子都喜欢往县城里靠”。
这段城乡之间的联姻并不幸福。女儿出生后没多久，两人婚姻有了裂缝。 那时候，张胜利被下岗分流，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但张胜利花钱大手大脚，杨丽荣则精打细算。她也是个急性子，有着湖南女人泼辣的一面。两人为此吵架，也打架。“两个人对打，互相打，我们劝都劝不住。”罗阿姨说。几次大吵后，杨丽荣负气出走，去外地打工挣钱，只留张胜利一人照顾女儿。
离婚后，杨丽荣去了上海、江苏等地打工，最初很少跟女儿有直接联系，因为张胜利心存芥蒂，不想让女儿通过他联系母亲。不到10岁的张若菲每次想妈妈了，就跑到罗阿姨等邻居家哭，邻居给杨丽荣打电话。母女就这样，通过邻居的电话，隔着千里流眼泪。
张若菲小学快毕业那年，张胜利给她买了一个手机，母女俩有了更多直接联系。有很多次，女儿在家挨了打，都会哭着给母亲打电话，说父亲很过分，性格不稳定，有时候她自己感觉没犯错，也会莫名其妙挨打挨骂，自己情愿坐牢，也不想待在家里了。
“妈妈，你把我接走好不好？”张若菲在电话里问母亲。回忆起这个瞬间，杨丽荣泣不成声，自责是自己当时的拒绝，间接导致了女儿误入歧途，“我没想过现在的孩子思想会那么那个（早熟）”。 重组家庭的她未再生育，平日里主要工作是育儿保姆，常年吃住在雇主家中，带孩子，做家务，通话时她这端时常伴有婴儿啼哭。她曾仔细考虑过把女儿接来，但想到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还有大城市在教育上严苛的户籍政策，她知难而退。
即便只是通过电话，杨丽荣也能感觉到女儿在渐渐变化。 有一次，小学班主任打来电话告状，说张若菲在校偷拿别人东西，杨丽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劝说张若菲“小偷小摸是不好的”；辍学后，张若菲不时会在微信上问她要钱，一次20〜30元。
为了挽回女儿的辍学，整个2019年，杨丽荣多次回过祁东，“几乎没有好好工作”。她在江苏和长沙找过心理咨询师，准备带女儿去做心理咨询，但因张胜利反对被搁置下来。 咨询师告诉杨丽荣，童年创伤不是短期形成的，需要长久陪伴和疗愈。一次回到祁东后，她对女儿说：“这么多年是我亏欠你了，我现在愿意放弃工作，回来陪你。只要你愿意回头，我都陪着你。”女儿听后，点了点头，说自己会改变。
不过这已经为时已晚。杨丽荣在祁东时，每晚女儿都说会按时回家，但杨丽荣一次又一次苦等，从晚上10点等到12点，再到凌晨2点，女儿始终不见踪影。“一次又一次地骗我。可能就是上一分钟说好，下一分钟就骗我。”杨丽荣说，2019年春节期间，女儿又要离家，她抓住女儿的手阻止，但女儿反手一甩，把她甩倒在地上。
她记忆中母女俩为数不多的真诚谈话，正是2019年6月那一次张胜利把女儿送来江苏。母女俩在一起待了一周多，每天有难得的长时间交流。女儿又对她说，自己不想回家，“总是挨打”，想在江苏和她一起生活。杨丽荣没有拒绝，但她也有顾虑，居无定所和捆绑在户口之上的教育问题，都是她要考量的现实。
几天后，当女儿提出想回祁东时，杨丽荣也答应了下来。“她说想回家待几天，要跟朋友们一起过14岁生日。”杨丽荣为此请了假，专程陪女儿回到祁东。那几天里，女儿还是像往常一样，晚归甚至不归。在杨丽荣约定离开祁东回江苏的前夜，女儿失联了，电话关机，任凭杨丽荣和张胜利满大街寻找，都不见踪影。
几天后，杨丽荣一个人登上了回江苏的火车。
成人礼
对于自己14岁的生日，张若菲非常重视，甚至超过了和母亲的重聚。她特意为了这天从江苏赶回祁东。生日那一晚，她叫上十几位少男少女，在老城的唐府酒楼里摆了两桌酒席，闺密、男友和“妹妹”们悉数出席。这次聚会花了1000多元，气氛热烈，用的是张胜利在酒楼里充值的会员余额，但她婉拒了父亲出席，“你来了我们就不好玩了”。
酒楼大宴之后，张若菲带着朋友们去了D.ONE酒吧，一处祁东年轻人的潮流聚集地。这家与北京三里屯知名夜场同名的酒吧，修建在新城一处山坡上，紧邻碧桂园开发中的新楼盘。夜幕下的酒吧灯光暧昧，伴着蹦迪的喧哗声，张若菲吃了生日蛋糕，14根蜡烛照亮了她的大眼睛和精修的长指甲。照片发在短视频平台上，涌入121条评论，全是年轻人的生日祝福。
那晚酒吧的消费人均近百元，张胜利并不知情。这是张若菲自己出钱送给自己的成人礼。“你可以凭自己吃好喝好穿好的”，在一则短视频下，张若菲敲下这段文字，没有标点。
14岁的张若菲决定要靠自己生活。她既不想再跟着母亲回到江苏，也不想留在祁东被父亲“追捕”，她下定决心要离开祁东，去外地陪酒挣钱。很难说，这是出于偶然，还是她懂得这一年龄界限的意义。超过14岁，就具备了表达性同意的权利，低于这一年龄，即使自愿发生关系，对方也会被算作强奸。**所以酒场与顾客们，表面上并不欢迎14岁以下的女孩。**
生日会结束后不久，张若菲叫上了苏畅和刘茉芷，找到在建汉酒吧做陪酒时的中间人，让她介绍三人去外地陪酒挣钱。“刚开始都是觉得很好玩。”苏畅说。中间人带着三人去了衡阳，来到一条昏暗深巷内的小楼。小楼挂着彩灯，二楼是一间小隔间，只有简易的上下铺，负责人是一个30多岁的老板娘。
那一晚，陪酒结束后，老板娘提出要求，说几位中年男人看上了女孩们，一次800元。一阵沉默之后，张若菲和刘茉芷随老板娘下楼，回来后良久不言。“什么都没说。”苏畅回忆。作为好友她心照不宣，也不敢多问。
这是张若菲第一次“出台”。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更深的滑落就无可避免。与陪酒相比，“出台”报酬更丰厚，单次时间也更短。从经济回报角度看，她认为这是她用身体换自由生活的更优选择。衡阳之行后不久，张若菲又去找到中间人，谋划着再次出逃外地。这一次，她打算跑得更远。
那是2019年初夏，暑期将至。精力旺盛却又没有家庭和学校约束的少男少女们，在南方湿热的天气中蠢蠢欲动。张若菲带上几位姐妹，还有男友及其小弟们，一行数人，从祁东出发，前往衡阳、湘潭、长沙宁乡等地，开启青春的“自由旅程”。一路上，女孩们做陪酒挣钱，男孩们保驾护航，负责开车与打架，对接当地的“地头蛇”介绍客源。
在短视频平台上，张若菲记录下了那几天的旅程。没有父辈的时空里，少年们看起来开心自在。在都市里一条没有路灯的马路上，张若菲穿一条粉色裙子，坐在轿车车顶，露出长腿，下面坐着一个花臂文身的男司机。街头空无一人，她仰起脸颊，似乎在感受这公路之旅的自由气息。
刘茉芷拿出手机，给张若菲拍了一张照。张若菲把面部打上星星状的马赛克，写道：“你现在的努力、辛苦、压力、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攒够能力和本钱，去做自己更喜欢的事情，去为自己争取选择的权利。”
但这趟“出逃”，真实的日子并没有照片上那样肆意浪漫。在异地他乡，这些孩子们并没有什么话语权，一举一动都要听“地头蛇”的安排。想要得到赚钱的机会，他们得交出自己的所有资源，包括身体。在湘潭，刘茉芷被要求与当地一个成年混混头目发生了关系，此后就再不愿出台接单。她回忆，到后来，当所有人都不愿意再出台时，张若菲就只能自己去了。她会让姐妹们在宾馆楼下等，“就说自己要上去一下”。下来后，大家心照不宣。张若菲不说，她们同样不问。
当这群少年一路狼狈前行时，张胜利也在后面紧追着——同行的女孩中，有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小个子姑娘，身高不到1.5米，即使浓妆艳抹也难掩稚气。夜店里的客人们都觉得她年龄小，不太敢选。这位女孩几次暗中联系张胜利，透露行程，让他快点来找。“她是不想在那里待了。”张胜利说。
跟随小个子女孩提供的行程信息，张胜利一路追赶着，在湖南的版图上画了一个小圈，最终在长沙宁乡“捉”到了他们。少男少女们刚落下脚，还没开始陪酒营生，就被赶来的张胜利抓个正着。当张胜利带着警方找到房间时，警方从衣柜里搜出多把管制刀具，大刀焊着钢管——走在马路上能拖出火星。张胜利有些吃惊，“我们那时候打架可都是用拳头的”。
警方在房间搜寻一番后，发现床底还趴着一个男孩，一动不动，问他话也不答应，好像失去意识一样。床沿极低，不知他是如何钻进去的。警察怕床底空间太小，他呼吸困难真的死掉，就把床垫掀了起来。虽然失去遮挡暴露在外，男孩仍然坚持趴着不动，继续装死。
这一幕让张胜利哭笑不得。当天晚上，他花了1000多元包了一辆车，带着少年们连夜回了祁东。
老板
被父亲再次“捉”回祁东后，张若菲决定自己做“老板”。就留在祁东，创业！
或许是父亲的紧追让她放弃逃离，也或许是从外面的世界中学会了什么，从长沙回来后，她不再出逃，也不再亲自陪酒和出台，而是拉拢一帮“妹妹”，做本地人的生意。她当老板，管理“妹妹”，对接客源。
张若菲又叫上了刘茉芷，后者想了想说：“那我们就一起去做生意吧！”她的另一位“合伙人”是通过短视频认识的乡镇女孩，张若菲让她多拉拢一些“妹妹”。在张若菲的生意链条上，早期的很多“妹妹”都来自乡镇。与县城姑娘相比，初到陌生地界的乡镇女孩们缺乏社会关系，更渴望圈层保护，更需要钱，也更好控制。她找到5〜6名有意向加入她“生意”的“妹妹”，她的男朋友则组织起一帮男孩子，帮着找客和拉客。
那时已是2019年盛夏，酷暑难耐，张若菲带着少男少女们驻扎在新城区的一家酒店里，开两间房，吹空调，打牌玩乐。有客人来了，就再开一间。为了躲避父亲的追寻，每隔几天，她就会换酒店。由于开了几间房，这时的张胜利即使找到女儿，也并不知道她真正在做些什么。
“顾客们”多来自“上面”。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3万元/年的祁东县内，能为此买单的，一般都是有稳定收入的中年人，包括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学校的老师、做着买卖的生意人。59岁的祁东某中学老师周某元是其中让人有些意想不到的客人。这个在旁人眼里老实巴交的化学老师，还有一年就将退休。据报道，他说由于自己是做老师的，“看着学生妹子年轻些，舒服些”。周某元行事谨慎，从不用可被追溯的手机支付，经常背一个挎包，里面装着付款的现金。
祁东某银行的员工王山和这批少年来往最密切。他50多岁，喜欢开一辆墨绿色的丰田轿车，还与张胜利有一个共同的熟人。2019年7月，张若菲的“生意”刚起步时，一位中间人在KTV给她引荐了王山，两人当场互加微信。王山让张若菲“帮忙找一些‘崽崽妹子’”，这在当地通常是指18岁以下的未婚少女。案发后，王山因与多位女孩发生关系，被判15年有期徒刑，刑期最长。
王山的妻子惠文，至今不愿相信丈夫会犯罪。惠文年近40岁，也在当地银行工作。和本刊记者见面那天，她穿着卡其色风衣，面容姣好，身边萦绕着温暖的香水味。15岁那年，来自乡镇的她经人介绍，与王山结婚，如今已有23年，夫妻俩有个22岁的儿子。在惠文的描述中，王山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夫妻俩生活规律寡淡，分房睡已有六七年之久。“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汶川地震的时候，他还提议去领养个孤儿。”惠文说，丈夫没什么不良嗜好，每天正常上下班，即使是周末偶尔去茶楼，晚上10点前也一定回家。如果非要说点丈夫的过失，就是曾经好赌。几年前，惠文被派去乡镇网点轮岗时，王山一人在县城，背着她在外打牌，输了200多万元，眼见窟窿太大，不得已才坦白，一家人由此开始了漫长的还债。王山认识张若菲时，家中仍然欠着很大外债，车也是贷款买的，“条件很不好了”。
女孩们印象中的王山，却是一个出手阔绰的“老板”，对女孩们小恩小惠不断，经常发100〜200元的红包。他常来女孩们的房间玩，一副“老顽童”的样子，跟她们一起打牌说笑。他对女孩们强调，“人的口袋里一定要有钱，没钱就会怎么样”，“如果没钱，可以找他借”。
王山是张若菲的第一批客人，张若菲提供给他的第一个“猎物”，是刚从乡镇到祁东的女孩姜晴——她想在县城赚点路费，再去深圳打工。刚来县城，姜晴就被带到酒店，张若菲告诉她，“客人”已经开好房间等她了。姜晴当场吓哭了，情绪激烈地表示拒绝。张若菲先是劝说：“我们用了他很多钱，一直拿钱也不好，要有人去服务他。”见她仍然抗拒，张若菲逐渐凶了起来。她告诫姜晴，如果不去就要挨打，曾有女孩拒绝接单，后来她见一次就打一次。最后，在张若菲的拉扯下，姜晴被推入了王山的房间。
如今，姜晴在祁东上了中专。和记者见面时，她穿着一身洁白的校服，弥漫出一股爽身粉的潮湿味。回忆起那一晚，她眼神躲闪飘忽，双手一直插在衣兜里。
“事到临头都会害怕，这是没有办法的。”把姜晴带入圈子的那位“妹妹”说，这门生意，最难在开始。即使事先应允，临场也难免会抗拒，通常要在外力的助推甚至胁迫下促成第一次。论年龄，张若菲比很多“妹妹”还要小一点。但在很多方面，她就像一个成人，懂得恩威并施。对于那些临场犹豫的“妹妹”，她知道引诱的技巧，也懂得威胁的手段。为了控制新入场的“妹妹”，她会从“兄弟团”中挑选出男孩撮合给对方，既表示圈子的接纳，又是一种监视和牵制。她还会用暴力的方式给新人们一个下马威，曾经当着三个新“妹妹”的面，狠狠教训一个说过她坏话的女生——连打数个耳光，抓住女孩头发往地上撞，吓得旁边的三位“妹妹”一句话也不敢说。莫小蕊是当时在场的三位“妹妹”之一，她明白这场架其实是打给她们看的，“她想要我们听话”。
男友
虽然充斥着威胁、欺骗、引诱和暴力，但张若菲的首次“创业”是成功的。单子源源不断，她习惯用微信收款，因为不是商户却频繁地涉及金钱交易，导致她的微信一度被限制收款。
她是一个勤奋的“管理者”，对找上门来的客人几乎从不拒绝。“最过分的时候，她一天要派我们好几次。”刘茉芷说，有一位妹妹被要求“疯狂接单”，一晚上要出去好几次，几乎没法休息。如果有人表示拒绝，张若菲就会撂下狠话。她夺过一些妹妹的手机，存下她们父母的电话，威胁说不接单，就会告诉她们家人。
生意兴隆的张若菲买了好几只单价数千元的金手镯，对姐妹们夸赞自己手上有很多钱，还拍下照片与视频，彰显她提前成年的优渥生活。短视频中，她面前的桌上摆着龙虾与香锅，露出首饰、红指甲与叠成爱心状的酒水吸管。除了自己享受外，她花销的大头儿是那些时刻陪在身边的男孩们。他们抽烟、喝酒、玩管制刀具，甚至沾染毒品，“养”他们的人通常是自己的夜场女友。
张若菲原来的男友叫陈晨，比张若菲大一岁，来自乡镇，也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早年在广东务工，陈晨念完初一就辍学，跟着县城里一个20多岁的“混混”头目，成为一名染黄发、戴耳钉、穿漏洞牛仔裤的“社会青年”。为了挽回儿子，父亲从广东回了家，搞家禽养殖，但陈晨整日在县城和“弟兄们”一起，和家庭的情感纽带已经断开，父亲无能为力。
女友张若菲“创业”后，陈晨带着兄弟们为她撑腰，联系客源，打点夜场中的麻烦。这种馈赠，当然自有价格。与张若菲在一起时，男孩们从不掏钱，吃住都由她买单。张若菲则心甘情愿付出，男友一方面是她的“创业伙伴”，另一方面也寄托着她对爱情的憧憬。她跟闺密聊天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男友，在短视频中常分享关于爱情的“金句”，“最好的感情，莫过于我闹情绪，你迁就我”“希望你了解真正的我之后好好爱我”。
陈晨对张若菲却并不好。与张若菲恋爱的第二年，他屡次出轨劈腿。两人吵架，也打架，张若菲身上不时青一块紫一块。那段时间里，女孩们亲眼看见，在一家酒店的双人间里，陈晨把张若菲按在床上，掐着她猛扇耳光，据说原因是张若菲当时怀孕了。还有一次吵架后，陈晨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翻她皮包，一位“妹妹”看到后赶紧去叫张若菲。张若菲赶来时，陈晨扔下皮包就跑，“说是要去衡阳‘吃麻古’”。麻古是冰毒的一种，呈颗粒状，吸食麻古是当地一些县城“混混”的癖好。一颗麻古售价最低几十元，吸食者一天开支可达数百元。
在陈晨与张若菲吵闹时，“兄弟团”的其他几位成员常常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多次出轨后，陈晨与张若菲分手了。他离开后，“兄弟团”中的另一位成员站出来追求张若菲，成了她名义上的新男友。
“新男友”叫李志伟，也来自老城一个单亲家庭。父母离婚后，他归妈妈抚养。妈妈在外地做小生意，还重组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李志伟从小跟外婆长大，上初中后开始叛逆，混迹网吧打游戏。初三时辍学，李母很悔恨，是她忙于生意，失了管教，“走到这一步，是我们家长的责任”。此时的反省似乎已经改变不了什么，李志伟每周只跟母亲打1〜2分钟的视频电话，大部分时间他和张若菲以及“兄弟团”在一起。他渴望一份亲密关系，对待张若菲有求必应，从不打骂，更不花她的钱。这份真心，在其他女孩眼里甚至到了卑微的地步。而张若菲倒是心不在焉。似乎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在与李志伟恋爱时，她还与另一位男生暧昧着。李志伟也知道另一个男生的存在，但他并没有表示出在意，仍然扮演着一个忠实的“备胎”，留在张若菲身边。案发后，因为参与张若菲的“生意”，帮忙拉客，李志伟被判刑2年。
危机
如果撇开情感上的败局，“创业”初始，是张若菲“创业”比较顺利的阶段。“妹妹们”接单一次收500〜600元，包夜1000元，钱都直接付给张若菲。她告诉“妹妹们”，这些钱由她代为“保管”，要花钱跟她申请，说明用来干什么、要多少。虽然参与她生意的“妹妹”都是未成年人，但少年的世界也会看利益。无节制的接单，又不懂得利益均沾的道理，很快让团体内出现裂痕。“妹妹们”开始意识到师傅的可怕，“好的时候特别好，坏的时候特别坏”。
虽然以“合伙人”的身份入场，但刘茉芷也在张若菲的生意链条上，也会被派去接活儿。一开始刘茉芷也是抗拒，张若菲就对她撒娇，抱着她说，“就当帮帮我”“很快的你放心”。如果刘茉芷还不同意，张若菲就上演一场真假难辨的“苦情戏”，生气伤心，流着眼泪，“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没钱用的”“没钱我就只能回家，挨我爸的打”。最后，她将刘茉芷叫到一个房间，说自己要出去一下，让她在房间里等。刘茉芷想跟着一起走，张若菲把她推回了房内，锁上房门。不一会儿，王山推门而入。
很快，刘茉芷和一位来自乡镇的“妹妹”选择离开。一天傍晚，她们俩谎称出去一趟，就离开酒店再也没有回来。张若菲给她们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有接通，像是两只断了线的风筝。之后陆续有“妹妹”出走。“这是背叛。”张若菲对留在身边的人说。而这会儿她顾不上愤怒，也没时间去寻找并惩治出走的“叛徒”，“妹妹们”接连出走，她的生意出现人力危机，收入也减少了，但开销却没有少。住在“上面”的酒店，一晚要200多元，带姐妹们化一次妆至少25块钱，做一次指甲100〜200元，一套衣服也要100多元。如此算来，平均每日开销上千，她有了压力与危机感。
苏畅注意到，张若菲新买的黄金首饰很快就不见了，他们开始在新老城区切换住处。有钱时就住“上面”，钱要花光了，就住“下面”。实在没钱时，张若菲会问“老顾客”要。王山常给点现金，发些红包。从二人认识到案发，他一共给张若菲发了近20次红包。这样的恩惠，当然是要回报的。
2019年7月下旬起，张若菲开始给闺密“烧脑壳”，劝她们跟王山发生关系，同样是以一种苦情的方式。苏畅经不住她软磨硬泡，勉强答应下来，但与王山发生关系让她感到恶心和不适。“当时是想赚点钱，去买几件衣服。”苏畅说，她只接了这一次单。胡雅倩的次数更多。她生于2005年9月，与王山发生关系时尚不到14岁。姐妹们赚的钱，张若菲不再完全据为己有。苏畅拿到了全部的钱，胡雅倩接单一次到手能有300元，张若菲抽走一半。胡雅倩并不满意，为此与张若菲吵了很多次架。一次激烈争吵后，胡雅倩离开了，再没有回来。现在回忆起当时的交易，她还是对张若菲的做法耿耿于怀，“她（张若菲）做得好过分，我又不是她的‘妹妹’”。
新妹妹
“妹妹们”越来越难找，“合伙人”、好朋友也一个一个离开，张若菲的“创业”陷入困境。要把生意做下去，继续自己“独立自由”的生活，能找到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人是最重要的。她想起了莫小蕊——那个一年前在奶茶店主动关注她短视频账号，问能否做她“妹妹”的洪桥中学学妹。
莫小蕊并不属于张若菲的“核心团队”。2019年1月初通过短视频账号主动认了“姐姐”后，她直到4月才第二次见张若菲。那时张若菲已在陪酒，安排她在酒吧门口观望，以防父亲来捉。莫小蕊等到很晚，都不见张若菲出来，就默默离去了。她徘徊在小团体边缘，原本不太受张若菲重视。张若菲的14岁生日会并没有邀请她，她也本能地想和张若菲保持一点距离，陪酒让她恐惧，“我胆子小，不太敢见她”。然而，当“创业团队”逐渐离去时，张若菲又想到了这位只有两面之缘的“妹妹”。2019年7月的一天，她在酒店里给莫小蕊发消息，说自己发烧了，“徒弟徒弟，你能不能来看看我？”
莫小蕊就这样进入了张若菲的“生意”——9月，张若菲让她负责去找愿意陪酒的女孩。那时正值洪桥中学开学季，刚刚辍学的莫小蕊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去找自己还在校的同学。她重回学校，跟一些同学互道近况，聊自己退学后的“自由生活”。同班同学周可怡看见了她，很惊喜好奇，对她说：“我也不想读书了。”莫小蕊承诺，能带她混社会、认师傅，问她是否愿意陪酒。“我把要做的所有事情都跟她说了，她没有很抗拒。”莫小蕊回忆，两人约好，等国庆节放假，一起去找张若菲。
周可怡家住老城区鼎山的脚下，背靠鼎山公园。在山坡下一处巷子的深处，周家盖起了一栋四层楼房。楼房外表整洁，内部宽敞，单层面积有近100平方米，大厅却空空荡荡，紧闭的门帘后阴暗冷清。人轻声低语，也能听见回音。一个男孩在楼梯上下嬉戏，见人就扑腾。问他多大了，他一脸茫然。
周可怡是家中长女，有两个妹妹，嬉戏的男孩是她弟弟，患有脑瘫，四个孙辈都由爷爷奶奶拉扯长大。在周可怡对同学的描述中，她跟家人关系不好，父母经常为了琐事吵架，他们从广东打电话回来，她都不愿意去接。
周可怡身高近1.6米，80多斤，身形瘦弱，留一头中短梨花头。同学眼里的她莽撞胆大，口无遮拦，“什么事都能拿出来说”。她曾说自己小学六年级就谈了恋爱，还和对方发生过关系。虽然不知道她说的真假，但好些同学不太愿意跟周可怡玩。她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女孩，租住在她家空荡荡的楼房，后来也一起加入了张若菲的“生意”。
招揽到莫小蕊、周可怡等三位女孩，像是张若菲的“二次创业”。经过上次的团队成员出走危机后，她开辟了“新业务”，也改变了一点管理方法。2019年9月30日，国庆假期前夜，少男少女们继续在酒店开两间房度过，张若菲的新男友李志伟带了他的弟弟小梁过来了，15岁的小梁当晚对周可怡表白。在旁人看来，小梁的出现，是张若菲有意的安排，她怕周可怡跑掉，就刻意找来了一个新男友牵住她。突来的男友，也让周可怡快速融入了张若菲的圈子。
2019年10月1日晚，张若菲带着“妹妹”们来到金樽KTV，这家KTV位于“上面”的维也纳酒店，外表装修华贵，楼下尽是夜宵店，零点后也生意兴旺。金樽KTV由一对30多岁的夫妇负责。男的叫“蛤蟆”，女的叫陈姐，女孩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名。两人售卖酒水，也管理30多位陪酒小姐，从中抽成。初次见面，陈姐定下规矩，必须化妆穿高跟鞋，必须穿长度在膝盖以上的裙子，必须说自己已满16岁。周可怡还要将梨花头扎起，这样看上去不会太小。陪酒的女孩，要陪客人喝酒、唱歌、摇色子、忍受“咸猪手”。酒精刺激下，一些客人也会提出让女孩“出台”，一般是价格不菲的“包夜”，一次超过1000元。
看起来，张若菲的“生意”又“重上轨道”——有了新的“员工”，也有了中间人和新的订单，不过和地下行业的传统规则比起来，“新员工”的年龄有些问题。带周可怡去见张若菲前，莫小蕊问过周可怡年龄，周可怡说自己已满15岁了，身份证上，她出生于2007年12月。但在祁东，新生儿晚登户口很常见，老城的一些社区，都贴着红底黄字的户口登记标语。实际上，医院出生记录显示，周可怡的真实出生日期是2006年1月。无论是哪种记录，她都没满14岁，而且是在校学生。
九天零八夜
2019年9月28日晚上，莫小蕊来到周可怡家里，以约她去自己家写作业为名，将周可怡带离家中，开始了那个疯狂而黑暗的“国庆假期”。
在这个假期里，周可怡每天都要陪酒。很多夜晚，她都在半醉半醒间被其他女孩陪着，送到客人的房间。2019年10月2日凌晨1时，她陪酒喝醉了，几乎不能行走，张若菲也给她派了单，并且要求必须去，“做不成也要做”。周可怡被其他两名女孩搀扶着走进新城一家连锁酒店，酒店监控拍下了她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的样子。
这晚的客人是32岁的邹铭，祁东县人力资源就业服务中心一名员工。旁人眼里，邹铭有一个圆满幸福的家庭。“他给我说，觉得自己非常幸福满足。”邹铭的妻子曲慧说。她与邹铭都是“留守儿童”长大，两人青梅竹马，16岁谈恋爱，10年后结婚，有一对6岁的双胞胎儿子。外人眼里，这是一对恩爱夫妇，有一个美满的家。那个假期，曲慧决定去广东看望父母，二老多年前外出务工后不愿回祁东，就在广东安了家。本来邹铭要一起去，但他说身体有点不舒服，要到医院开药，就说晚一天再去，曲慧带着两个儿子先出发了。
送走妻儿后，邹铭叫了几个朋友，约在金樽KTV楼下吃烧烤夜宵。来的都是30〜40岁的男性。在一个小县城里，这算是接近中年的年纪，大多有了家庭，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平时的生活按部就班，长假给了他们一个轻松甚至放纵的理由，荷尔蒙飘浮在遍布县城的小吃摊与夜店间。假期的夜里，临近零点还有不少人清醒着，流连在祁东县城的夜幕下。时至深夜，酒局上的男人们就起哄“要不要找个女孩玩玩”，邹铭没有拒绝。很快，男人们叫来了一个“小弟”，后者在手机上一阵敲击，经过至少三个中间人，最后找到了李志伟，张若菲的“备胎”男友。
这是邹铭第一次“找姑娘”。他很警觉，还有些担心害怕。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多少知道这种交易背后的危险和不可控。选中周可怡前，几位中间人曾发来一名其他女孩的照片，邹铭觉得太小，拒绝了。周可怡到了后，他又怕这是“仙人跳”，在对方洗澡时用手机拍了照。与周可怡的交易结束两天后，他在开车的路上越想越不对，问友人说，女孩看起来年龄偏小，不满18岁，“会不会出事？”
张若菲没有考虑这些。或许因为在太小的年龄就进入这个行当，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规则，有禁忌，有约束，她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意”。国庆假期里，张若菲的“生意”很不错。除了“蛤蟆”夫妇介绍的订单，还有“兄弟团”成员接到的邹铭这样的散单。而她手里能掌控的“妹妹”很少，她得尽量使用她们。早在2019年9月30日下午，周可怡还在学校上课时，张若菲就将她的照片发给了这天的嫖客，一个经老师介绍而来的中学电工。下午放学后，周可怡刚走出校门，就被安排连续两次接单。2019年10月1日白天，张若菲也让周可怡接了一单，然后又将她送进了邹铭的房间。国庆期间的“生意”价格比往常更高，“包夜”要1500元一晚，如果算上陪酒，周可怡一个晚上就能赚2000元。张若菲还懂得加价——得知邹铭没做安全措施后，追着邹铭加收了300元。九天零八夜里，靠着周可怡，张若菲一共赚了7000多元。
2019年10月4日这一天，张若菲发了条短视频。视频中，她一身红衣，坐在一辆车里的副驾驶位置上，对着阳光自拍，摆出各种姿势，微微抿起的嘴唇露出了微笑，透露着她“二次创业”的愉悦心情。她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自己操作越来越娴熟的地下世界背后，还有一个地上世界，还有一个个在寻找她们的家庭。当晚，她被父亲和警察找到。两天后，警方带着周可怡爷爷破门进入了一家酒店房间，发现了周可怡和两名外地生意人。
尾声
2020年11月，案发一年后，我们在衡阳市女子看守所见到了张若菲。因为以往未成年女性罪犯很少，衡阳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看守所只收男孩，因此张若菲只能在这所关押成年女性罪犯的看守所服刑。
这座看守所距祁东约60多公里，高墙耸立，铁网密布。会面的大厅里，拜访者们愁眉紧锁，烟雾缭绕，等待着叫号。会见隔着一个电子屏进行，一周一次，一次6分钟。嘘寒问暖在此需要争分夺秒，屏幕随时会断线黑屏。
过去的一年里，每周三张胜利都会从祁东赶来这里，给女儿送500元生活费，隔着屏幕说上6分钟话。他每月要送掉近一半的收入给女儿，“多给她点钱，她买点好吃的给人家，免得在里面被人欺负”。他还在坚持为女儿申诉，觉得女儿不是那么坏，只是被“坏人”带坏了。张若菲则劝父亲算了，觉得早日转到监狱，能给父亲省点钱。案发后，隔着看守所的电子屏幕，父女俩终于开始慢慢地修复关系。
轮到张若菲了。一台漆黑的电子屏亮了起来，张若菲出现在画面中。依然是鹅蛋脸，大眼睛，头发往后整齐地扎起。没有了刘海修饰，褪去了妆容与手机滤镜，她看起来清爽不少，面部有些苍白，略显憔悴，声线娇柔，一股掩盖不住的少女神态。
通话时间只有6分钟。张胜利把说话机会给了一同前来的邻居，然后是记者，最后才是自己。简短的交流里，只能是些问候和嘱咐。张若菲问父亲：“下周还来吗？”语气中带着期盼。张胜利点了点头。
女儿正式被逮捕那一天，是张胜利56岁的生日。直到国庆假期案发，他才知女儿在外面做什么。他吃惊、懊悔，上门去周家赔钱道歉，对方挥拳就打，他没有还手。 他多次打电话怒骂王山，指责对方带坏他女儿。他还时常会想，10月4日那天凌晨，自己如果提前几分钟到达，是否就能抓住女儿，避免之后的案件暴露了呢？
“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苏畅也回忆说，最初大家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了，即使要受惩罚，最多就关几个月少管所。最初，祁东检方也因周可怡真实年龄存疑，对张若菲和几位涉案的成年男子们做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案发后，周可怡被父母带去广东，参与过“生意”的少年们也一度以为，年龄会为他们免去责任。
他们仍然向往外面的世界。从警局出来后，张若菲仍不安分。一次偷跑出家后，她在新城最高档的一洲大酒店附近落脚。此时的她不敢重操旧业，只在酒店旁边的小区租下一套三室一厅，月租1000多元。张若菲又交了新男友，好朋友苏畅也时常来这里看她。
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来自于莫小蕊，她是唯一留在张若菲身边的“妹妹”，还在换着名字去陪酒。爷爷奶奶只关心弟弟，无心管她。她则感激张若菲当年收自己做“妹妹”，也佩服她的能力。作为“姐姐”，张若菲这时也不再演苦情戏，开始露出脆弱难过的一面。少男少女们在屋里谈心时，张若菲会偶尔说起心事，比如爸爸管她很严经常打她、自己为何辍学等。她还说，爸妈离婚后，她更想去妈妈那边。
此时张若菲还没想过自己会坐牢。“租房主要还是为了躲他爸，而不是警察。”苏畅说。直到2019年11月16日，周可怡父亲在网上发布帖子《一个父亲血泪控诉》。他激愤地在文中写道，女儿被人恐吓控制、威逼利诱，给成年人陪酒，被公职人员强奸等。他强调，孩子年龄不满12岁，出事后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周父一方的发声，让案件暴露在舆论面前，引发全国妇联等相关部门关注，涉事人员很快被批捕，张若菲也不例外，虽然那时她也才14岁。
如今在祁东，白天已很少再见到穿着打扮张扬的“小混混”。“未成年人卖淫案”案发后的一年里，祁东当地对夜场、酒吧、KTV进行了严厉整治，让这个城市的街头安静了不少。天气好的时候，老城区的商铺和自建房门口，多的是中老年人支起小桌子，打一种当地的字牌，三四桌老年人挨近坐着，零散纸币上压着老年手机，一两分钟打完一局牌，一打就是整个下午。
但那些离开家庭和学校的孩子们依然没有回家。张若菲被判刑3年后，曾经的“妹妹”们大都离开祁东。莫小蕊去了衡阳学化妆、美容；苏畅6月份离开家后再没回去，说自己在打工挣钱，但家里人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张若菲以往的短视频动态下，还时常有曾经的“弟弟”“妹妹”们打卡留言，最多的一则视频下有1200多条留言：“来看你了”，“很久没看到你的笑容了”，“虽说我们俩一直都合不来，但还是真心想和你做朋友，等你出来”⋯⋯这些孤独又渴望温暖的少年之间的情谊，有伤痕也有温暖，有利用也有依靠，难以定义，也难以忘记。
“出来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那天探视快结束时，我们问张若菲。
“想去学一门技术或手艺，读书肯定是不行了。”张若菲说。
这与她之前的答案有所不同。被抓之前，她跟莫小蕊有过一次关于未来的对话，这是“妹妹们”唯一一次听到张若菲谈论未来。
当时，两人一起坐在出租车上，祁东县城里风声渐紧，张若菲大概知道自己很可能坐牢。她凑在莫小蕊的耳边，悄悄地说：“如果我被抓进去了，出来后和你一起去陪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