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让人沉重到不能呼吸。
孙立平教授今天就此撰文，题为《不想讨论别的，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
文章讲了四个故事，其中两个，有关人与人；另外两个，有关人与动物。
故事讲完，答案呼之欲出。孙教授终归没有直说，只是抛给读者一连串问号。
年龄大了，见不得杀戮。对于此案中的血腥惨烈细节，几乎没有勇气细读，只是记住了两个案外的情节。
第一个是，拘押中的三名少年凶手，翘着二郎腿，脸上充满笑意。
第二个是，一人事发后躺在床上打游戏，第二天还能若无其事地去上学。
这种气定神闲，比杀人埋尸本身更令人怵惕。也正是这一点，同样刺中了孙教授。
案发后，校长说学生遇害纯属意外，班主任也很好，遇害者生前在学校没有受到欺凌。
这难免有推卸学校责任之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校长。那么问题来了，或许校长也不明白，抑或没来得及思考，自己的学生何至于残暴至斯。
如果有机会，很想抛开事件本身，跟这位校长聊一聊，在其从教生涯中，有没有向学生施加过“仇恨教育”的东西——倘若有，或也会被其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属于正确的事情。
暂不论家庭教育，无从知道邯郸这三个少年，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学校教育。
决计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虽然未必经历过拿“枪”刺杀安倍、背炸药包之类的游戏——这些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却大抵不是以爱心取代敌意、以悲悯取代强蛮、以宽厚取代偏狭为根本取向的教育。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幽暗、残暴、非人性的一面。生活在高压或无序社会中的人，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机缘，人性里的恶就会发芽生长。
好的教育，弘扬人性善的一面，使人内心变得柔和温淳；坏的教育，诱发人性恶的一面，使人沦为禽兽。
根据孙教授讲述的故事，邯郸三少年的恶，连禽兽都不如的。
从生活经验来说，在许多暴力、戾气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魔影在推动。
仇恨教育、仇恨思维影响之下的孩子，必然从小对周围世界缺乏安全感，对周围人没有真正的信任，长大后与人共事合作也会磕磕绊绊，往往对强者诺诺唯唯，对弱者施予暴戾。
这些年，校园欺凌现象愈演愈烈，很多行为残忍到令人发指，背后很难说没有仇恨思维所强化的极端倾向在起作用。
其实不止于学校。我们成年人的社会，不也每天都能听到对抗那个、抵制那个、平掉那个的声浪吗？总之都是仇恨的声音，且分贝很高。
教育若不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终将造成一种精神品质的畸形发展。
一个正在办理移民的朋友表示，下决心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某些教育，令他不解和惊悚。
孙立平教授忧心忡忡却欲言又止的，不外乎于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