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 我们想说的是
2018年7月，弦子决定发布长文，讲述4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作为对“me too”运动的回应与支持。那时的她，并没有做好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
4年前，在央视的一间化妆间内，实习生弦子经历了她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在她的描述中，自己经受了来自央视主持人朱某的性骚扰，尽管案发后报了警，最终却不了了之。在那个摄像头照不到、没有任何有效证人在场的空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非当事人的我们并不能知晓。但我们知晓的是，自弦子写下文章，发起起诉，而朱某也早已以名誉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之后，这一场持续至今的战斗。
在这场较量中，弦子面对的不仅是朱某，更是网络上持续不断的质疑，与一个对性侵受害者并不友善的体系。但弦子也并不形单影只，她与她的朋友们一起，不光为自己的案子奔波，也为各类性侵案中的当事人发声。她说：“当大家团结在一起，就给予了一种抵御伤害的可能性。”
2020年12月，弦子诉朱某性骚扰案终于开庭。弦子表示，坚持至今“可能和勇气没有太大的关系”，她只是觉得“做错了一件事情，就应该道歉。”
目前该案虽以休庭暂时告一段落，但法庭外依旧众说纷纭，这场较量也远远没有结束。
Herland 对话 弦子
“投降不是一个可以的选择”
（本篇文章需阅读时间约0.5h）
01 · 走向战场
Herland: 这件事的影响之大，使得当事人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你在这种重压之下，依然选择坚持的动力是什么呢？
弦子：18年写文章（公开ZJ）的时候，并不是“战斗准备”的状态。那时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me too”运动正在进行，七月份很多女性都站了出来。朋友圈有位姐姐，她写下了在大学期间做记者时遭遇性暴力的经历，她说写下这篇文章是希望告诉大家这件事情，鼓励大家走出来，告诉女性遭遇性暴力并不是女性自己的错。我当时看到那篇文章，觉得很动容，因为如果是我遭遇了那么糟糕的事情，我可能连写的勇气都没有。我当时是想写文章去安慰这个姐姐，让她知道她当时的勇气以及公开讲述自己痛苦的经历是有意义的，是可以激起他人回应的，我希望我能够成为回应她的那一个人。
其实我在6年前，也就是14年事情发生的时候，6月9号那天我离开化妆间没多长时间，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大姑，我的大姑让我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然后我回去找我的室友说这件事情，我的室友也让我不要说，我不敢和我的父母说，第二天我又去了实习的地方，虽然我害怕，但是我必须得去，那个是我的课程。我在那里又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的高中同学、给我的大学同学，所有人都让我不要把事情说出去，让我继续实习，但是我又打给了我的大学老师，她是第一个说出不同意见的人，她说她要问一下律师朋友，她觉得非常难过非常震惊，然后我就在等她的电话，直到她又给我打回来，说她和律师朋友愿意陪我报警。其实我老师说服我的过程是很短暂的，她一说要带我报警，我就同意了。她跟我说的理由是，如果我不去这么做的话，他（指ZJ）可能还会继续在那个地方伤害其他人，他需要得到一个告诫。
14年的时候没有（写文章）向大家说，并不是我的本意，因为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经验，会害怕，会听他们的。但是到18年，我内心依然是觉得我是有权利、有资格把事情说出来的。今天接受这个采访，也是如此。
当时把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之后，有很多我们没有预想到的情况，比如说没有预想到这个事情会被转到微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在写下那篇文章之后，有媒体要采访我（财新和腾讯），我的姐姐也鼓励我接受采访，但很快你发现那些采访发不出来，发出来之后也会很快地被删掉。这会让你觉得是14年那些事情的延续，不允许你去发声、去说这个事情，因为14年的时候，警察也是找我，和我说ZJ是正能量，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
我在当时也不认识帮我持续发声的麦烧，一直到麦烧要被房东赶出家门的时候，我才和麦烧联系，然后知道了她被起诉这件事情。麦烧被起诉之后，我需要去为麦烧去作证，在新浪微博的邀请下，我站出来发了我自己的微博。
当时有很多人质疑说这个事情是麦烧和罗昌平（这几个发声的博主都是记者）策划出来的一个事情，他们不相信真的有（我）这个人。所以因为麦烧（被起诉），你需要站出来告诉大家，你是一个真正的人。这个事情也导致我自己本人也被ZJ起诉。
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被起诉之前，站出来之后，我得到了王飞律师的帮助，他是刑事律师，对于办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程序问题非常敏锐。他判断当年的卷宗还在，于是我们去派出所索要卷宗。我们在7月30号的时候就去了派出所，但是我们没有拿到卷宗，警察不出示给我。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我要想看到卷宗的话，唯一可行的办法，除了行政投诉之外，就是进入到一个司法程序当中，你去起诉ZJ，然后请求法院去调取（卷宗）。
当时我自己也想知道，14年报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保留了多少东西，我到底得到了怎样的对待。我也觉得起诉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事情，因为它是得到正义的渠道，于是我就去起诉了。
我先起诉了ZJ，然后才得知ZJ也起诉了我，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持续的事情，一直到现在，它还在持续，没有结束。如果这个事情还在持续、还没有结束的话，除非你主动去退让，比如说我撤诉或者是我认输，或者是我放弃，**除非你做出这些选择，否则你其实会一直在所谓的“战场”上面，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你都需要为了自己的主张去坚持，去努力，这也是为什么（维权）会一直到现在。它其实从一开始是一个巧合，但是在两年之后，投降不是一个可以的选择，所以你就得一直坚持去做这件事情。**
后来我的律师和我说，（这一切）其实是从14年打出第一个电话开始的，你其实并不想放弃自己，并不想无视自己的伤害。
我觉得为什么我要站出来、为什么能够坚持到现在，和14年我为什么要去报警，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因为我觉得我和对方是平等的。虽然他可能很有名气，他有更多的工作经验，或者他有更多的权力，但是我还是觉得，不管我当时是个学生，还是我现在已经毕业，我都觉得我跟他是平等的。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他应该道歉，我受到了伤害，我应该收获正义，应该有一个程序来保护我的身体，或者说保护我的尊严。这就是我为什么去报警以及为什么能够撑到现在的原因，可能和勇气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也不太知道，我具体在哪一个瞬间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在你的心中，你会觉得你跟他是一样的，所有这些是你应该去做的，是你应有的权利。
Herland: **当将事情公之于众后的那一刻，收到了怎样的公众回应？自己的心情如何？**
弦子：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在网上公开的，是麦烧和微博上的很多其他博主，我当时不太知道是什么样的反响。我那天是晚上3点多写的文章，然后就睡着了，第二天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然后我还和朋友约好了要去北京的古北水镇。在路上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事情在微博上已经被炸过一轮了，然后那些（文章的）图已经消失了，大家都在找那张图。当时在微博上面搜ZJ，出来的是一些很零星的关键词。当时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很快我的亲戚就知道这个事情了，给我打电话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有没有考虑你父母的感受什么的，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一些自媒体把事情推送出去了，但是我自己在微博上面其实看不到我的那张图了，好奇怪。
在那个事情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公共讨论的话题是可以被屏蔽的，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居然可以把整个图屏蔽。
当天我们在古北水镇的时候，我姐姐告诉我说有一些采访可以接受，因为很多人在质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她觉得接受采访其实是一个让公众看到真相、看到我受到过的伤害的契机，所以她当时让我接受了财新的采访。
财新的记者采访了我的大学老师，采访了当年陪我一起去报警的律师，采访了我的大学同学，也尝试去采访ZJ。当时我的个人状态是我自己不知道做什么，而是我的姐姐告诉我这样做，然后我觉得好像是应该这样，她说的是有道理的，我就去这样做。
那个时候来不及看网上的反响，因为一直会有人给你打电话，包括我的大学师姐，她特别担心我被打，打电话过来要我注意安全，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会有很多攻击的或者是质疑的声音，但是因为我上微博是比较后来的事情了，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不是特别有时间去关注互联网的事情。
我7月26号在古北水镇，27号回了北京，又接受了一个腾讯的采访，虽然没有发出去。到第二天，我的老师就陪我去见了王飞律师，在7月30号的时候，他陪我去派出所，在派出所待了一整天，从中午一直待到下午离开。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都在做一些程序性的工作，包括跟律师联系，然后听律师告诉我可以怎么做，个人情感上反而是比较麻木的一个状态。
Herland: 从2018年7月发声到20年12月开庭，有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你身边。我们注意到这次开庭中也有一些行动者在线上组织微信群，发起微博hash-tag，为你加油。弦子是怎么和这些行动者们认识、又联合在一起的呢？与行动者之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分享吗？
弦子： 一开始都没有什么联系，有联系是因为是花花，就是雷闯案的当事人。我在开了微博之后，一直受到很多攻击，有一次在微博上面遭到攻击的时候，花花给我私信发了一张照片，是她自己笑着跳起来的一张照片，她说她希望我不要不高兴。我看到她是高兴的，我相信我自己也可以高兴起来，于是我就跟她联系，很感谢她在当时给我的安慰。因为花花在广州，她是社工专业的，和很多行动者有联系，认识像肖美丽这样的女权行动者。我是因为这个事情和女权行动者们认识的。
在微博上面，你在讨论女权主义或者性少数群体的时候，是很容易受到攻击的。我们当时是觉得还是得说话，如果老放弃说话也不太好。那个时候我们就拉了一个小组，针对一些公共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像肖美丽，她们在做“有点田园”这个公众号，也会找我去录一下播客，或者做一下讲座、分享会之类的，这个时候会建立一些联系。
后来我们真正发现可以在一起做事情，是上财钱逢胜的案子，她当时需要很多情感上的帮助，也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她被骚扰、她需要在上海的线下支持与陪伴。当时我们很快就建了一个小组，群里面有肖美丽、有其他有经验的助人者、也有花花。后来我们找到了在上海的家暴小组，组长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的家暴小组由志愿者组成，比较有实践经验。当时她陪上财钱逢胜案子的当事人去报警，在线下陪伴她、帮她联络记者。我们会在群里面分工去做很多事情，包括这个女孩怎么跟上财联系。她当时情绪比较糟糕，和那些老师直接联系有困难，所以我或者是其他人会帮她整理好要提给学校的诉求，然后直接发给她，她只要复制就可以发出去。
当时我们那个群里面大概有10多个人，有在上海的也有不在上海的，但是大家是一起去帮助当事人，陪当事人去报警，一直到钱逢胜被开除。
其实（和有经验的行动者们联合起来）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你知道你可以向谁求助，因为很多事情你一个人是做不了的，你的经验也不够，但是当你知道你可以向值得信赖的，也更有经验的朋友去求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其实每一次做的时候联系的朋友都不一样，像刘强东那个事情，我们联系Jing Yao的时候邓飞案的当事人何谦过来帮忙，因为她自己之前是记者，又在美国时间很久，英语水平也比较好，也可以帮Jing Yao做一些跟其他人沟通的事情，包括去联系媒体采访什么的。
再比如说像做深圳的案子，就是女同入职被强暴的案子，当时找的是深圳在地的LGBT的社群。其实做性暴力的社群的资源非常少，但是小强和她的女朋友在深圳，深圳有很多性少数群体的朋友。
所以和大家认识的过程，包括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的过程，是随着一个个个案去进行的。经常是在你做完一件事情之后，你发现可以再做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然后再跟新的朋友去做其他的事情。这一切的开始就是花花来联系我。其实花花找到我的时候，她想安慰我，她觉得虽然我说过一些伤害到女权主义者感情的话，但这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接受过社群的帮助，一直是跟麦烧我们两个人在做所有的事情，是需要帮助的。我曾经说出过伤害她们感情的话，但包括肖美丽在的行动者们，她们在第一时间表达了理解，联系我也是想要帮助我。就算那个时候有一些误会，有一些不愉快，但我后来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很佩服她们的宽容，以及她们的经验。
02 · 关于共识与相信
Herland: 你认为司法制度关于性骚扰受害者的维权机制是否充分公正、迅捷？你自己觉得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弦子： 性相关的诉讼太少了。那天我有分享一篇黄溢志律师写的文章，她打过比较多那种为社群服务的诉讼。她讲到，其实各个地方法院，每一个法官对性相关案件的态度，对于责任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司法系统根本就没有对性骚扰案件涉及到的很多程序问题达成共识。比如说像我的这个案子，它就涉及到一个共识问题，就是在性骚扰的案件里面需不需要当事人本人出庭。我们可以举的例子是邓飞，WWF，还有刘猛的案子，这都是当事人出庭的，大部分的案子都涉及到当事人双方出庭。
但其实你去裁判文书网搜关于性骚扰的案子，受害者所谓原告去控诉的案子非常少，可能只有几十起这样的一个数字，这样一个数字没有办法推导成一个司法上的实践，然后变成一个共识，告诉法官在这样的案子里面，你应该要求双方到庭。所有这些共识的缺失，会造成每个当事人的处境都非常不一样。比如说成都的法官，他们愿意相信当事人，但是像邓飞的案子就是非常典型的、把所有的举证责任放在原告身上（的一个案子），而且法官要求原告拿出一个可以让他确信无疑的证据，这对于性骚扰的案例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很多司法上的实践去告诉法官说其他的案子都是这样，你也应该这样做。因为其实这个法官他也可以找到很多可以佐证他的案例。比如某个法院作出了一个判例，男方已经承认了发生了肢体上的接触，但是法官还是不认可是性骚扰。某个被指控性骚扰的人可能会拿这样的一个判决递给法院，然后跟法院说，你看这个案子都没有判，我肯定也不是性骚扰。
我们现在整个司法上面完全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性骚扰到底要怎么样去认定？举证责任是什么？在当中涉及到的程序正义太少了。这么多年来可能也就20或30起案子，根本不足以形成某种规范式的东西。
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到目前为止，在程序中感受到的还是不信任，对法院系统很直接的感受是他们不信任受害者。你本以为你会去质问对方，质问伤害你的人，质问被告，但后来发现其实你是接受质问的人。不管是我还是其他的当事人姐姐，不管最后的判决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在法庭上的遭遇其实非常像。对方会对你提出所有的质疑：你是境外势力，你的精神有问题，或者你说这个事情是为了钱，你的男女关系是有问题的，你的证人跟你的私人关系也有问题，因此你的证人去作证的目的也有问题。
像我的这个案子里面，首先我被质疑为妄想症，然后在舆论上面说你是境外势力，我的证人出庭的时候，他们会问我的父母，我最好的朋友是什么人，男生还是女性，就好像在暗示我是一个很容易和男性有暧昧关系的人。他会问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我父母说自己签了笔录后，问我父母的文化水平是否识字，都是有羞辱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摆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都要去非常艰难地自证，你要去证明你是一个清白的人。你要去自证，你没有精神病，你要去自证，你不是为了钱、为了利益去做这些事情。
所有这些自证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个人隐私，你和你证人的个人尊严，都是没有的，是差点要完全被击垮的一个过程。
而且你发现你其实没有什么质问对方的权利，因为对方可以不出席，或者就像朱军、邓飞一样采取完全否认（的态度），他说不认识你、说完全没有肢体接触。你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和另一方的道德水准要求和自证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受折磨的事情。像之前的某个案子，被告会直接说当事人的律师因为有一定国际声誉，所以律师境外势力，所有这些都是你在进入法院之前未预料到会发生的。
大家进入这个程序之前，其实有一个很最基本的期待，是觉得自己作为受害者提出质问，让对方去证明。但你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到法庭里面被提问最多的人是你，需要解释最多的也是你，你需要打开你的所有的生活细节，去解释每一个非常细微的、跟这个案件毫无关系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它意味着你要是坚持下去的话，你得完全抛弃你的个人尊严、个人隐私。而且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女性要符合所有那些道德要求：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一个贞洁的人。
去自证其实很难，而且自证本身也是一个伤害，但是等你进入法庭之后，你就会发现自证是你最主要在做的事情。整个体系会下意识觉得你是一个说谎的人，你需要证明你自己的道德非常高尚，然后你才可以在法庭上继续下去，但是很多时候对于被指控的人来说没有一个这样的要求，他可以不出席，他可以在庭上撒很多谎，但是就是因为你拿不出确实的证据，所以还是你的问题。然后所谓的那些确凿证据，在未预料到伤害的情况下，录音录像之类的又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我自己的案子可能特殊一些，因为我在14年报案过，又涉及到公安愿不愿意承认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这样一个问题，包括他们愿不愿意承认去过武汉找我的父母签字。这个案子除了有在民事上面与对方的对抗之外，又是一个更复杂的案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安院愿不愿意承认他们当年办案的程序问题，包括他们去找你的父母这些做法是不是有问题的。但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也导致我的案子在“me too”的案子里面比较特殊，因为这是一个报过案，但是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又因此才转入民事的一个案子。
但是我觉得共性其实是，你好像是一个犯人，在法庭里面被审。这不光是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其他人的感受，因为其他的当事人我们也一直有联系，有一个姐姐告诉我在这个案子里面，在整个官司进展的过程当中，她受到很多伤害。12月份之前我没有正式开庭过，我不太知道这个感受到底是什么，一直到我去开庭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感受是共通的，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也是相似的。这当中有一个归根结底的问题，是司法环境让受害者维权的感受非常的差，非常的难。越难，人就越不愿意去走入这个程序当中，但是不愿意走到程序当中就会导致类似的诉讼太少了，你没有办法在法律的层面去推动司法系统观念的改变，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Herland: 碰到性骚扰行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保留证据或者掌握证据，留下可以亮出来的底牌呢？
弦子： 在司法实践上，19年的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到目前为止胜诉的只有刘猛这一个案子，这个案子里面采用的证据标准是刘猛他亲自承认了这个事情。刘猛承认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承认会公开，也不知道这个在法律上会作为证据，不知道这个女生会起诉他。
“me too”会让很多人提高警惕，但这不意味着性骚扰就没有了，如果事情发生了，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像刘猛案或钱逢胜案的当事人那样，告诉对方你伤害了我，我需要得到你的一个道歉。如果你是和TA打电话，一定要记得录音。如果是用文字沟通，你要保留文字作为证据。要TA主动去描述TA做了什么其实很难，你要主动的去描述你做了什么，告诉TA你在情感上遭到了非常大的伤害，你希望可以得到一个道歉。如果在这个时候对方没有提高警惕，没有那么强的反侦查意识的话，很多人是会道歉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份证据，并且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法院有可能认定。
至于提前去录音之类的，挑战会很大。当你知道TA要骚扰你之后，你为了搜集证据再去接触TA一次，是一件很伤害当事人的事情。
Herland: 我们在当前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可以自发地帮助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受害者的机制吗？
弦子： 在北京有千千（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千千律师所）和源众（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两个机构。这两个机构中源众是李莹律师的机构，李莹律师是邓飞案子的代理，也是刘猛案的代理。千千的律师是吕孝权，还有郭建梅律师，前段时间拿过一个人道主义奖。如果你特别想知道一个机制的话，其实可以联系这两个事务所，因为他们也一直在招实习生之类的。
如果大家私下想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有很多实践的方法。我也有律师朋友在和北京的为平反家暴的机构合作，去提供帮助，与行动者待在一起。黄溢志律师经验也很丰富，我会去问她，或者是我的另外的律师朋友。行动者们都很需要法律的帮助。
总之想进入到这个机制来的办法其实有很多，可以去千千和源众去实习，他们也很需要人，上面这几位也都是很好的律师。也可以和行动者进行建立联系。微博上面也经常会有一些求助的案件之类的，可以观察一下。
03 ·为了成为彼此的支撑
Herland: 有一张照片，是你站在法院门口举着“必胜”的条幅，当时有很多人在围观和拍照，请问你那一刻的心情是怎么样？
弦子： 我没有想到那天会有那么多人来。我最开始的想法是让很多当事人录一个视频，除了麦烧之外，还有大概14位是“me too”活动的参与者。当事人有男生有女生，从很早的、“me too”发轫时的文章和小精灵（“me too”其中一位当事人），一直到Jing Yao，再到最近的小强，还有梁岗案的当事人，大家都做了视频。ZJ的案子获得了很多关注，但我觉得如果有很多关注的话，我们就必须知道在这么多关注下怎样发声，怎样把我们希望大家真正能够关注到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是我当时去录视频的原因。
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me too”的所有个案并不是孤立的，从18年到目前为止，有那么多的人站出来，所有的这些当事人彼此都是有联系，也是有彼此的情感支持的。我不希望大家觉得参与了“me too”，就是因为你遭遇了性别暴力，只是因为你倒霉，或者仅仅是因为你相对其他没有站出来的人更“勇敢”。我是想让大家意识到，“me too”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概念，是因为女性在社会当中容易遭遇性别暴力是有结构性的原因的，这其中有社会文化的原因，也有法制的原因，而不只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会保护自己或者是比较倒霉，这也是“me too”的意义所在。我不希望大家在看到个案的时候，只会像每天在新闻上刷到八卦一样一眼带过，等到热度低了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我相信所有的“me too”的当事人，包括像小精灵和何谦，她们站出来不单是为了自己，因为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痛苦的。大家愿意去承受非常痛苦的过程也是为了成为彼此的支持。就像“me too”当时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让我们相信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是有意义的。
我之所以会在开庭之前录那个视频，是因为我希望它不再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而是一个让大家看到“me too”所有当事人的机会，是让大家回顾这两三年来女性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的一个机会。
但是那天我去现场的时候，我意识到大家好像对我的案子投入了巨大的关注，我非常感谢到现场支持我的朋友们，但是我也开始担心，如果有这么多关注的案子没有一个好的结局的话，会不会让大家非常沮丧，或者是影响到下一个站出来的女生。当时开庭前我只有一个说话的机会，我当时讲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自己的这一个案子的输赢，而对这个事情的意义产生怀疑。
其实必胜的条幅是花花给我的，就是雷闯案的当事人，她从广州飞过来。她当时让我接住，然后我就接住了。很多人觉得当时那个情境很像伊藤诗织当时的（场景）。我和何谦确实和伊藤诗织见过面，也都认识。
我其实很希望大家可以把 “me too”看做将不同地区的女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方式，赋予女性集体的意义：你可以以集体的方式去讲述你们的经历，或者发生在你身边的经历，你可以以集体的方式去讲述发生在你身上的伤害，也可以去讲述我们之所以站出来，之所以去做这些的目的和意义。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只是作为一个个体，或者大陆的“me too”的当事人，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当你在司法上面的求索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你如何获得讲述的权利呢？如果你只是变成了一个失败的个案，比如说现在“me too”当中面临一审败诉、申请二审的何谦，还有WWF的案子。当你的案子结果出来之后，是否就意味着你个人在这两年间所遭受的所有痛苦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当你和伊藤诗织，很多的当事人，以及在美国的Jing Yao等等这些人站在一起，当你觉得大家在做的事情是相互联系的时候，其实女性，或者说所谓的“弱者”就拥有了一种力量，可以让你去对抗一个在当下更有权威性的叙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去记述你所有做的这些事情。我认为只有当很多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激发出这样的力量，如果只是个体的一个声音，你自己的叙事，是很难去对抗更有权威性的故事。如果连自己的记述都被篡改，都得不到承认的话，其实对大家是非常深的伤害。但是团结在一起或者是说联系在一起，给予了大家一种抵御伤害的可能性。
Herland: 在整个维权的过程中，是笑容更多还是泪水更多？如果穿越到事情刚刚发生的那一刻，你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弦子： 我觉得还是笑容更多。那天开庭的时候，花花她专门从广州请了一天的假过来，我当时看到她的时候非常难过就哭了。但其实难过也是一种感动，或者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所以我觉得很难讲在这个过程当中笑容更多还是泪水更多，因为很多开心也是因为你在为别人开心，很多泪水也是因为你在为别人感到难过。大家觉得彼此的情感是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跟花花还是跟其他的当事人，不管是跟男孩还是女孩，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更值得去保留的情感。
其实从18年站出来之后，特别是当我学会用微博去发声，帮助很多其他的当事人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了一个愿望：我不再希望承认我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好像总想去掉这个标签。为了去掉这个标签，我们还想了一个新的称呼，我们称呼自己为当事人，而不是受害者。在我跟其他所有这些女孩聊天的时候，会很希望进行一些其他的讨论，很抗拒去聊那天发生的事情。比如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不太希望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就想起那个化妆室里面发生过什么，我也不太希望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只是想到一个性别暴力受害者的形象。
但在开庭之后，特别是我在写像笔录一样的东西时，我有一个新的感受，就是我不再抗拒，而是非常重视我写下的一字一句。（我之前）不希望别人再想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其实是一种逃避吧。我以为如果我有其他身份的话，我会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人，但是如果你一直逃避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件事情，你并不是真正的强大，你只是在逃避而已。
如果让我现在回到18年那个时候，我会和我自己讲不要太抗拒你的身份，不要特别在意别人提到你的身份，也不要太在意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去做事情，你需要去做的那些事情也是你的责任。如果你愿意投入到这个官司的进程中来的话，很多事情可能会带来痛苦感，但你必须克服。
Herland: 经历了这么多，你收获了什么？后续会如何行动呢？
弦子： 我后续的行动有很多，不同的案子你会有不同的想做的事情，像最近我们在申请央视的一个信息公开，马上就要到截止时间了，我们也在考虑如果信息公开截止的那天还没有结果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如果有结果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事情。
至于收获，我很难说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答案，因为一切都是正在进行时。有可能你觉得你自己见识了很多东西，（但是）等新的不好的结果出现之后，你又会被击溃，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有一个收获是，你愿意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事情了。
（我）18年联系到其他受害者的时候，会问非常多的问题：她当时怎么不去报警，她为什么现在还很痛苦，她为什么不愿意站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反复地问自己，你要去理解她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痛苦，如果是你感到痛苦，你是要去克服，还是要去保护自己的感受？所有的这些其实就是在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些体验给了你一次机会，让你愿意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在很多事情上面，它会让你知道你没有办法越过别人的生命体验，去帮别人做决定。这变成了我的一种思维方式，变成了我跟其他人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这个是一件不会被夺走或者被击垮的事情。
Herland: 有哪些建议给同样经历的人？
弦子： 我们不要去屈服于这个世界所创立（鼓吹）的价值观。很多当事人，我也一样，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折磨是，好像那个事情击垮你了——你没有对方那么成功，你有好几年的时间情绪上不停遭遇创伤，你的事业被影响了，你的学业被影响了，你没有对方富有，没有对方受到那么多关注和支持。但是其实我们不应用这样的价值观去影响自己，我们不要认为（作为）受害者就一定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即使你（确实）会这么想，但你还是得去克服它。
如果让我去和其他的当事人去说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确信自己的品格，你要去相信、确定你自己有非常多很宝贵的地方，你不能简单地断定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跟很多当事人说过的是，你（得）带着力量继续去生活。没有让自己完全被摧毁，其实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在痛苦，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很颓废，但是能够**继续背负着那样的记忆，**没有放弃你自己，这其实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品德了，已经是一个非常高尚、非常勇敢的事情了。要用这些去判断衡量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用社会或是对方所在的价值体系里的一些判断标准去判断你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社会热点不仅是关注度的聚焦，更是思想的聚焦。弦子的叙述是当事人的思考，更是后续讨论的索引。欢迎大家将自己的独特见解发送至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拒绝无谓的人身攻击哦）。
我们也会在随后的推送中将各位的思考以及弦子的回应分享出来以飨读者，并和弦子聊一聊其他的社会热点话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
、
再次感谢弦子接受我们的采访。
采访/文字：Herland Media Center
制作：Promotion@equALL
审核: core squad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公众号号｜equALL
Project | Herland
Equal For 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