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罗福兴在豆瓣发了一条动态，“大家好我叫罗福兴，杀马特创始人，我在此祝各位同学2021年新年快乐”，并附上了几张自己留着“杀马特”发型的照片，很快就有了几百条留言和转发，大多是“教主好帅”的赞美和“羡慕发量”的调侃。在此之前，他已经一个月没有更新自己原本活跃的抖音和快手。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罗福兴每天都在豆瓣上发布关于杀马特的照片和视频，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人在他的评论区留言道，“大哥玩抖音吧，豆瓣没啥前途”“豆瓣上的人都是无价值用户”，罗福兴回复，“玩豆瓣是为了让豆瓣上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土，从而纠正自己的错误，学习新的潮流”。
自从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在互联网上获得广泛关注之后，这一原本被认为属于边缘亚文化的群体也逐渐进入了大众视野。《杀马特我爱你》这部纪录片正式发行于2019年，在2020年产生话题度。在纪录片开始拍摄之前，罗福兴就已经因其“杀马特教主”的头衔而在网络上小有名气，也接受过一些媒体采访。事实上，关于所谓“杀马特创始人”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身份，在罗福兴因为《杀马特我爱你》这部影片而广为人知之前，还有几个被一些人认为是“创始人”的名字在各种报道中被提及，但他们都早已淡出了杀马特的圈子，不再受到关注。
李一凡从2017年开始拍摄杀马特，从杀马特的工厂到他们的家乡，他共计完成杀马特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在拍摄期间，李一凡又从杀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通过直接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915段。在访谈中李一凡说，“这部片子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个人史。杀马特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国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有着“杀马特”这样一个色彩斑斓的噱头，但这部影片实际上的重点是工人与工厂。杀马特们都有着相似的生命轨迹：出生于农村或小镇，留守的农民工二代，中小学辍学，来到广东流水线工厂，成为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初次进厂时往往都还不到十五岁，在与其他工人接触的过程中得知了“杀马特”这样一种以头发为标志的群体，或是在农村老家时就已经模仿出门打工的哥哥姐姐这样打扮。
与他们的头发截然不同，杀马特的生活极其贫乏，除了流水线和工厂宿舍，便是在难得的休息时间里逛公园、滑旱冰。在采访片段里，他们反复提到“孤独”，在被孤独感包围的工厂里，竖起的头发是他们获得自由的唯一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还能很容易地找到“同类”。在杀马特们相互交流的QQ群里，他们将自己称为“家族”，视彼此为“家人”，李一凡也认为，“杀马特可能是工人最大的自我组织，它是松散的，靠发型符号认同的，无大台的一个组织”。但对于杀马特自己来说，所谓的“工人自组织”和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更关心交朋友和谈恋爱——在纪录片中，每个被采访的男孩都说，“不搞头发根本交不到女朋友”。听起来，成为杀马特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杀马特们也常常在直播、短视频里出现。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比想象中更迅速，越来越多的小工厂倒闭，而在规模化大工厂里，杀马特们竖起的彩色头发无法被接受。因此，曾经的杀马特或是为了获得工作机会而剪去了头发，或是为了保留头发而回到了农村老家，只有在短视频平台和QQ窗口的“家族”，他们能真正感受到来自共同体的温暖。
纪录片走红之后，导演李一凡和拥有副导演头衔的“教主”罗福兴都陆续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李一凡总是反复强调，他拍摄这部片子的初衷是“想关注城乡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农民，进入城市以后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城乡关系在城市的表现”。
罗福兴则做起了个人的微信公众号，并开始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在所有平台的个人介绍里他都写着，“审美自由是所有自由的起点”。2020年9月，他计划国庆节在他所居住的东莞石排镇举办一次杀马特小聚，为此他还特在他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推文，欢迎杀马特来参加聚会。三天后，罗福兴再次发布推文，宣布今年的杀马特聚会已经取消，因为“石排国庆不允许出现杀马特”，到现在为止，他的公众号最新消息还停留在这篇文章。
罗福兴的主业是在东莞开美发店，这家店的开业和纪录片的完成几乎是同时的。通过纪录片的拍摄，他发现轻工业小工厂林立的东莞石排是如今杀马特的聚集地，但在2018至2019一年，就有接近3000家小型企业升级规模，不容纳个性的大工厂逼走了杀马特，罗福兴的美发店也落入了门可罗雀的境地。他将“复兴杀马特”和赚钱的希望寄托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但尽管成为了媒体和网民公认的杀马特创始人，短视频和直播也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收入。2020年11月8日晚上，在”快手“的一场直播中，被平台分成50%后，罗福兴的最终收入是12.5元，并且在这些平台，“杀马特”一词根本不被允许出现，他只能游走在平台审核的边缘，发发做发型的视频、和网友们聊些家常。虽然不清楚他转战豆瓣是否与这些有关，但比起抖音和快手，豆瓣的确是一个更适合现在的他的平台，这里的网友会称赞他“酷”、“通透”，会愿意听他讲“工人权益”、“审美自由”这些大词，不过，豆瓣根本没有消费机制能够使博主盈利。
在和李一凡一起进行纪录片的拍摄之后，罗福兴也学会了也把杀马特和工人权益联系在一起，他在采访里说，杀马特的后退，本质上是工人失去话语权。他还说自己想做“社会学家”，想拥有社会学家们的话语权，想为杀马特群体们“正名”。他试图在杀马特家族群里发起讨论，让群友们说说自己对现状和社会的不满、诉求，话没说几句，有人抱怨“姑娘太少”，随后聊天界面又变成了铺天盖地的“求交友”。事实上，罗福兴是上一代杀马特中唯一还活跃在这个圈子里的，尽管他也才26岁。曾经和他争夺“杀马特创始人”称号的安文轩，在退伍以后当起了老兵俱乐部的教官，偶尔缅怀过去的岁月时，也会闪过重建家族的想法，但如今，他更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今年一月，劳工组织尖椒部落发布了一篇推文，标题为“革命的一天：与杀马特同行“。这篇推文记录了两个尖椒员工和一位年轻杀马特“小公主”一起在东莞石排做发型、逛公园的一天，在推文中附上的视频里一位员工说，“这真是太浪漫了”。推文中还说，“我们发现杀马特群体和酷儿群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喜欢彩色的头发，夸张的造型，以塑造外型的方式进行自我赋权，有自己社群的审美体系；单独一个人打扮了出门可能会心虚，和同伴们一起就觉得超骄傲”，尽管文末还是提及了“当我们的目光被这些花朵一样的发型吸引时，更应该顺着花往下再看看工人们的处境”，但这篇推文给人的观感仍然是将重点放在杀马特们“花朵一样的发型”以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媒体面对杀马特的态度，即将他们的头发放在工人身份之前。诚然，杀马特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不必非得强调他们苦大仇深的留守儿童、农民工身份，但“与杀马特同行一天”、做出和他们一样的发型、和他们逛一样的公园，这真的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杀马特吗？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体验他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但那些使他们创造出“独特文化”的“缺失”与“匮乏”并不是我们能够轻易体验到的，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切身地理解做发型、逛公园这些“简单的快乐”对于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罗福兴成为网红，占据了公众视野中关于杀马特的绝大部分讨论，那么他背后更庞大的工人群体是否会被隐形？罗福兴在豆瓣发出自己的纹身照片之后，有人询问他手肘上的蜘蛛网是什么意思，他回答道，“美国的监狱囚犯，因为在监狱里面坐牢坐久了，他们觉得身体和精神都结蜘蛛网了，后面我觉得，如果美国的监狱是小一点的囚笼，那么工厂是不是大一点的，或者同样的囚笼？后面我出厂了，并且纹了两个蜘蛛网，从此以后也没有进过厂。”有人评论称赞他“思想深刻”，其实对于所有杀马特来说，工厂都是他们的囚笼。
当我们在讨论杀马特时，很难将劳工权利和审美自由划分开来看。但问题在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审美自由”远远比“劳工权利”更能引起共鸣。类似尖椒部落的微信推文中“我们发现杀马特群体和酷儿群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李一凡也在访谈中提到，“几乎每一场放映，都有观众会说，其实自己的内心和杀马特很像，但没有杀马特勇敢，没有勇气来抵抗这个特别规训的社会，不敢做一点出格的事。这一点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观众大多是90后、95后，在城市做一份白领工作，有些人看起来家庭环境还不错。两者的压抑，其实非常类似，这可能是一代人的共同问题”。大部分人看到标新立异的造型时，都会先联想到“用背离主流审美的方式来抵抗社会规训”，事实上这也是绝大多数亚文化的特征，而杀马特有着本质的区别，除了标志性的发型以外，他们并没有形成任何可以被称为“文化”的体系。杀马特的困境实质上是底层劳工的困境，尽管城市白领和底层劳工一样会被工作绑架、感到压抑，但阶层出身和经济地位的差异决定了二者选择权的差异——城市白领能够拥有种种文化消费的选择，以及拒绝文化消费来抵制资本的选择，而中小学辍学的流水线工人拥有的选择只有头发、公园和旱冰场，强调“审美自由”，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劳工权利”对关注度弱化。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评论，“杀马特夸张的时尚选择折射了更为深层的问题：集体性的疏离。这是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潮和不断扩大的阶层差异所引起的副产品”。尽管杀马特的造型来自朋克、视觉系等欧美亚文化潮流，但与朋克反对消费主义的态度完全相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杀马特们需要从消费主义的符号中获得慰藉。在特立独行的外表，杀马特们想要的并不是反抗什么，而只是保护自己、获得安全感。戏剧化的是，规模化的大工厂无法接受工人们自发形成共同体的方式，因此，从没想要反抗的杀马特被动地成为了反抗的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杀马特在今天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但杀马特从来不是什么一种“需要被大众接受的小众文化”，而是城乡差异、资本垄断和阶层割裂共同构建的年轻工人的复杂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