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受到争议最多的脱口秀演员，当是杨笠。这是她第三次遭遇大面积的网络围剿。只是这一回，杨笠并没有说什么，却因为代言了一款电子产品就遭遇（部分）男性网友联合抵制。
3月18日，英特尔旗下微博@英特尔芯品汇发布了一则杨笠宣传相关产品的推广视频。杨笠表示：“英特尔的眼光太高了，比我挑对象的眼光都高。” 并配文：“有些员工犯错，电脑却来背锅？看金牌投资人杨笠如何为职场电脑平反，替你选择百里挑一的好电脑。”
微博一经发出，就遭到来自虎扑等男性社群用户的强烈抗议。原因无非还是老“问题”：在（部分）男性网友看来，杨笠过往的言论带有明显的侮辱男性色彩，她制造话题，挑起性别对立。英特尔找她来做代言，罔顾了男性消费者的感受。一天之内，英特尔撤下了杨笠相关的宣传物料，引发更多群体的不满与指责。
自去年《脱口秀大会》上的一句“男生为什么明明看起来这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环绕杨笠周身的话题不断，几乎都被指向了“性别对立”问题。
为何杨笠总能精准地踩到男性的“雷区”？他们究竟不满或恐惧着什么？当我们回头审视这一路的争议，不难发现所谓制造“男女对立”的指控本身就是长期以来的父权策略手段之一。如果说杨笠冒犯了男性，她所触碰的无非也是男性权力本身。
错置指控：是谁在制造“男女对立”？
截至当前，这场代言风波的结果是：杨笠在英特尔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宣传海报被连夜撤下、微博@英特尔芯品汇的宣传视频被火速删去、早前由杨笠代言的长城汽车广告图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部分男性网友还涌入宝洁直播间继续抵制杨笠······
沦陷的当然还有微博。在英特尔删除微博之后，#intel 杨笠#等话题被迅速顶上热搜，大量涌入的男性网友纷纷发博点赞，更有人举旗呐喊“兄弟们，打拳真的有用”“英特尔道歉了吗？还没有。所以还得继续打拳”等言论。
更早曝光的一张淘宝截图里，一位身份不明的买家与英特尔客服人员侮辱杨笠为“母狗”“母猪”。这张截图现已成为虎扑步行街杨笠相关话题的必用配图。
“这个人为了赚钱没有下限，炒作男女对立”
“娱乐圈好看的女人哪个不是靠背后男性主导的金主起来的？”
“岂止杨笠，杨天真之流只要看到女权就高潮”
“我吃猪肉，你说她像猪，肉都不敢吃了”
······
煽动性、仇恨性的过激言论比比皆是，俨然是一场积怨已深的互联网“猎巫”事件。但“猎巫”式的讨伐话语从来都经不起推敲。
类似 “男性才是电子产品的消费主力”“等于蒋劲夫代言七度空间”等高赞评论不仅缺乏事实根据，还故意错置符号（将蒋劲夫在现实生活的家暴行为等同于杨笠在脱口秀大会的几句调侃段子），其暴露的无非是男性气概的权力运作手段。
再看许多男性网友对杨笠的最大指控——“制造男女对立”“恰性别烂钱”。如果杨笠因为在脱口秀中调侃了几句“普信男”“男的，垃圾”“你们男人还有底线吗”，就被扣上了制造男女对立的帽子。那么，对于长期忍受侮辱性言论与厌女论述的女性来说，是不是该叫停大部分流行文化作品？
当然，“幸福生活靠双手不是靠吵架”（杨笠语），上述发问也并非为了反向攻击，而是摆正事实。
事实上，只要细细观察弥散在社交媒体评论区的各类抵制话语后，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制造男女对立的指控本身就是父权策略——我不喜欢这样的言论，它竟然还出自女性之口，我一定要让它消失。
正如厌女是父权社会的深层心理结构，部分男性网友对杨笠的攻歼，反映的也是互联网空间一贯以来的厌女特色。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一书中犀利指出，厌女症是历史与文化的流行病。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
在许多男性眼里，杨笠是谁并不重要，她说了什么、她的目的是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杨笠作为（被扣上了）女权符号，她所代表的是女性的主体性，而“女性主体性”这一事实本身就对部分男性构成了威胁。
作为曾经（现在依旧）是大写的“主语”与大写的“主体”的男性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女性声音，他们无疑是既愤怒又害怕。他们愤怒于女性竟然不再驯服、不再闭嘴，又害怕于自己也会像女性那样，被放置于客体位置加以审视评断。
男性焦虑：贬低女人，成为男人？
回溯这几场围剿杨笠的事件，我们无法忽视的另一点便是男性共同体的存在。而这点在刚才提到的《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一书中也被系统讨论过。
上野千鹤子援引赛吉维克的理论框架，将男人之间的纽带称之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
简单来说，“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就是，男性身份的认可是通过男性共同体来加以确认的。换句话说，对于男性来说，只有来自男性共同体的认可才是有价值的，而女性则是用以确认自身主体、投射自身欲望的客体化存在。
因此，男性的最大恐惧便是“被女性化”（成为女人/成为同性恋）。为了维护男性身份，他们将女人归入自己能够控制的“他者”范畴中。无论是视为“圣女”来崇拜，还是作为“贱妇”来侮辱，都是这枚硬币的正反面向。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有被“客体化”的威胁，就意味着自身主体性地位的失落。这也就不难解释，厌女症为何深植于异性恋中心主义的文化土壤之中。
在围剿杨笠的过程中，男性维护自身主体性的方式也是如此。一方面，面对来自女性的凝视与指责，他们必须通过联合起来贬低或抑止女性，来维护自己脆弱的主体性。常见的贬低方式有：贬低女性所创造的价值，譬如“我觉得她一点也不好笑”“业务水平，垃圾”；外貌羞辱，譬如前文提到的将杨笠称为“母狗”或“母猪”。
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共同推举一个男性所认可的女性代言者形象，来确保自己才是评价女性的权威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在虎扑、微博等社区，许多男性会将杨笠与AMD的CEO苏姿丰放在一起比较，并从履历与经历上论证杨笠不配，苏姿丰才是当仁不让的“女权”代表。
可以说，男人的这种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纽带，既借助同性间的相互认可，又建立在蔑视与歧视女性的厌女症基础之上。
但正如社会性别（gender）是高度的文化产物，所谓男性身份/男性气质的建立本身就是后天习得的过程。在去年出版的《男性的衰落》一书中，身为白人男性的格雷森·佩里从自身经历出发，质疑与反思了一贯以来的男性性别文化。
他指出，对很多男性而言，拥有男子气概、举止像个男人，这些看起来是无可置疑的生理特征，但实际上只是习惯、传统和信仰的集合，在历史上与男性身份相关联。他在书中呼吁“男子气概可以是你希望的任何模样”。尤其是面对弥散于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现状，男性才是真正需要改变观念的群体。不再将女性的声音与她们所呼吁的变革视为对自身权力的威胁。毕竟，在父权社会，不少男性也陷于身份的牢笼，受到来自阳刚、霸权男性气质的规训与霸凌。
佩里的论述无疑贴合了当下男性所面临的部分境况。前不久那份引起争议的《关注和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趋势》提案即为一例。提案明确写道“我国的青少年男孩子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追求‘小鲜肉’式的‘奶油小生’”，因此，我们要“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
这份提案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一方面是因为它巩固了二元对立的性别模式，即规定了什么是“男性性”的行为，什么是“非男性性”（娘/柔弱）的行为。这无疑是为当下本就不公的性别秩序添砖加瓦。另一方面，“阳刚之气”历来与体育、竞技、强壮有着微妙联系，容易强化霸权男性气质中的愤怒与暴力一面。这也是上野千鹤子所说的“男性性与暴力的结合”。
更根本的问题是，如果男性同样深受不自知的规训与痛苦，他们要如何选择？是将枪口调转过来指向女性，借以逃避偏离“正统”的恐惧，还是说，他们也能像女性“克服自我厌恶”那样，与害怕“变得不是男人”的恐惧相斗争。后者或许艰难，但选择前者必将带来后果，最终这种持续性的、存在主义式的男性焦虑只会反噬男性自身。
无可抑止：是谁决定了“女人的范畴”？
“语言真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力。”接受GQ报道的采访时，杨笠曾这样说道。而在过去一年，她口中的这项权力却一再遭受贬抑。
对于习惯被噤声的女性来说，杨笠的遭遇并不陌生。女性在公开场合发声并遭遇贬抑的事件自古有之，让女性在某些话题上闭嘴更是父权社会的一贯传统。语言这件事，正像杨笠所描述的那样，确实是最重要的权力，也是因为它的重要性，便有了被夺走的危险。
英国学者玛丽·彼尔德就此展开过精彩论述。在《女性与权力》这本小册子里，她剖析了从古希腊到当下的女性言说历史，指出“让女性闭嘴”是男性文化的长期传统。一个男性成熟的标准就是掌握公共言论的话语权，并阻止女性发声。
彼尔德重述了美杜莎的神话故事：美杜莎因为被波塞冬强暴，而被雅典娜惩罚，变成了蛇发妖怪，因任何直视她的人都会被石化，她最终被珀尔修斯斩首献祭，成为雅典娜胸恺上的武器。在这个故事里，美杜莎无辜却被妖魔化，珀尔修斯残暴却被奉为英雄。
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美杜莎也一直被作为邪恶女性的象征。甚至到了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希拉里的头像也曾被川普支持者们制作成美杜莎的样子，“美杜莎”成为女性权力为敌者所选取的文化象征。
回到艺术创作领域，如乔安娜·拉斯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里所发现的，贬抑女性创作是男性主导文化下的传统与伎俩。然而，即便被持续贬抑、被正典抛弃，女性创作者们始终未曾放弃过写作这件事。“就像细胞与嫩芽一样”，她们在边缘生长，努力冲破桎梏，试图建立属于女性的写作传统、书写属于女性的生活真相。
杨笠也并未被击倒。在3月24日晚发布的微博里，她并未对攻击她的男性网友恶语相迎，而是感谢了一些网友的善意，她说“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我们要相信的是我们周围的人”。
是啊，这似乎就是女性眼中的杨笠。她就这么真实、认真地为自己活着，可以爱男人，也可以吐槽男人。面对恶言恶语，她始终都没有丢失自身的主体性。
希望她能始终拥有这份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