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争议中，我们观察到，当针对西域棉花的指责来袭时，首先迅速响应并占据国内主流的舆论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立场。人人纷纷把BCI组织以及H&M等国际时尚品牌的动作看作是抹黑民族国家的又一次把戏，并掀起了抵制这些时尚品牌的声浪。
然后我阅读到一些左翼立场的分析文章，分别来自多数派、路标读书会以及马各庄公社（附在文末）。相比主流舆论，这些文章的声音无疑是微弱的，但很珍贵。可取之处在于，它们主要从跨国资本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一些揭露，并且呼吁劳动者建立起团结去抵制一切剥削的资本，而不是被民族主义立场分化。但我也担忧这种论述会陷入到另一种困境当中去，从而起不到这些论述原本试图达到的目标（这种担忧后文再展开）。当然，几篇文章也存在微妙的论述和立场上的差异，但大体的方向是相互补充的，因而这里不再做分辨。本文试图与这些声音形成左翼内部的对话。所以接下来本文先尝试总结一下这些分析涉及到的具体观点：
1、时尚品牌的跨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血汗工厂不断向可以最大程度压榨工人的地区转移，也产生了强迫劳动。这些地区往往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
2、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集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持配合、接纳和扶持的态度。（这些国家摇身一变成为新世纪的新兴国家。但基层劳动者未必受益。）
3、跨国资本试图掩盖自己依靠血汗劳动牟利的问题，并把问题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认为是这些国家的不人道造成了血汗劳动，从而为自己占据了一个道德制高点。
4、西域的棉花劳动也可以放进这个框架。因而这不是前现代野蛮劳动的问题，而是后发资本主义的问题，是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中较低级的一环所产生的问题。
5、以民族主义之名抵制外货，无法撼动跨国资本的利益链条。只有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才能结束不平等。以劳动者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消费者道德运动应当抵制一切剥削资本。
6、相比棉花，更应该关心棉花生产中劳动者的待遇。而许多棉花劳动者是从内地季节性前往新疆农村从事采摘的拾花工。（暗示他们不是少民，从而缩小不同民族劳动者的差异）
当然，我承认从与两种主流叙事（BCI与反BCI者各自拥护的叙事）针锋相对的层面来看，这些论述是成功的。实际上，它们同时批判了两种主流叙事，并揭示了其虚伪性。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民族问题同样被新建立起来的批判叙事略去了——如果不将民族简单地等同于中华民族这一主流论述的话，我们就仍然面临很多民族问题。西域少民借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下的国际分工叙事，被整合进了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劳动者的阵营。我理解一方面是由于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已有的左翼论述可能难以继续深入。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多读者的认可，不能做进一步深入。所以这里就有必要指出这种不足，并提出民族与资本的交叉性分析的问题。
（如果说在去年蒙语教学事件中，还有极其零星的少民知识分子站出来发表看法，在今天的舆论场上，却看不到一丁点得到传播的少民声音（顶多是以被辟谣的对象而出现的）。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1、且不论对少民具体劳动状况分析的缺乏，已有的左翼分析对不同民族国家以及政治阵营的力量冲突（甚至被称为“去全球化”）是乏力的。如果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过去形成的分工秩序是有利于跨国资本的，现在出于什么原因而面临重新调整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调整较多地以民族国家的面目体现出来，而不是靠较为“自发”的市场秩序？重要的是，这种国际之间的竞争又是如何传导到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的。例如，（汉）民族资本和国家如何利用区域差异将少民区域整合进捍卫产业链的战争当中，又如何影响了民族政策和扶贫政策的变化。少民区域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当然，这些都是推测，在缺乏实地调查的情况下，可能也很难得到足够详细的论述。
2、更大的问题是，既然承认帝国主义基于民族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如何看待两种产业转移之间的相似之处？即从内地到西域的产业转移（这里除了棉田的转移，更接近当下的是纺织产业的转移）与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第三世界的产业转移。两者又有什么区别？一种观点是，前者出于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整合的考虑，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服从市场秩序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分工这一经济因素。甚至这时，片面强调这一因素，就有了忽略另一因素的嫌疑，从而有陷入主流叙事之中去的危险。
3、还有一个危险是，如果自顾自地陷入到对不同民族的劳动者的团结呼吁当中去，我们似乎就忽略了对恰恰相反的现状的分析：不同民族的劳动者并不存在同一的劳动者身份认同。而当我们以血汗劳动为立足点，呼吁主体民族的劳动者摒弃民族主义（但并不呼吁摒弃大汉族主义），并关注西域劳动者本身时，我们仍然是以一种纯粹的阶级叙事为号召的。也就是说，各民族都是跨国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但却忽略了不同民族之间并不平衡的关系。客气一点说，我们省略掉了太多步骤。试图在没有逆转主体民族对少民的刻板印象的情况下，在没有让主体民族意识到对少民的影响的情况下达成阶级团结，绝对是不可能的。严重一点说，是不是一些民族也享有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的特权？
而这样的刻板印象的历史形成，必须被厘清。例如，从“经济边缘化——财政转移——产业转移”的关系中，少民获得了“缺乏教育的贫困人口——坐吃补贴的懒汉——廉价劳动力”等等“身份”。而从根本上来说，主体民族的社会转型，使得民族身份的识别以及制度（例如区域自治）的社会主义遗产，逐渐演变为人们眼中可能促成分裂危险的隐忧的负资产，因而需要被取代（参见“第二代民族政策”）。但对非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如何产生，我们却不闻不问。就像美国历史上，即便黑人经历了黑奴解放以及两次人口大迁徙来到北方，也并不愿意被整合到白人主导的劳动者运动里，因为民族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4、另外，民族问题也并非光经济因素就可以解释。例如，如果完全出于市场经济的考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是符合市场原则的。但西域作为远离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内陆，常年流入人口大于流出人口。当然这是一个常识，但背后都有哪些因素？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最后附上开头提到的几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