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Vicky Xu的几个推特合成，题目为编者所加。
写新疆写了三年，我也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要写维吾尔族社区的事情？要冒多大的风险去写？值不值得？我有几点想说的：
一是一定要报导维族社区的遭遇，再难也要写。关押维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教培中心”的根源是汉族主导的政府对维族人和文化的彻底摧残。约百万上班族、学生、生意人、公务员、农民，一辈子做梦都没想过闹独立或和政府作对的普通维族老百姓被套上黑头套，剥夺一切自由，送去”教育转化”，在“教培中心”被虐待和强奸。这些事情谁对谁错，不用我来多说。在我的价值观里，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且占尽资源优势的汉族人，不可能袖手旁观。
2017年了解到新疆大规模关押维族人时，我22岁，墨尔本大学政治/媒体专业在读，课余给《纽约时报》等几家媒体做自由撰稿人。那时听记者朋友讲如果用英文写当局不会太放在心上，所以一直都是英文写作发推。有一些文章后来被翻译成中文，我读了以后自己都觉得后怕。
2018年初，大学刚毕业，我加入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当时新闻编辑室没有外出采访的预算，就周末自己买了机票去阿德莱德维族社区采访。一些当地维族人不敢信任我，也不愿跟我多说。我看着他们愤怒、落泪，作为一个汉人，我觉得自己连呼吸都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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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他们的社区，看着满眼的东突厥斯坦蓝旗帜，我知道那些旗子象征的是民族自决，我知道我对”东突厥斯坦“这个词的抵触情绪来源于中国当局十几年的宣传教育，可心里还是害怕。写新疆，可怕的事情太多了。
当时想能做的一切就是把事实写下来。就算现在、此刻没有人在乎事实是什么，起码给历史留个底。到今天我去了阿德莱德五次，每次都是一家一家采访，一次一次地听。看着受访者谈起他们被关押的亲人而崩溃落泪，坐在他们对面做笔记。回到办公室给发信请中国官员评论，盯着自己的署名手抖几次不敢点发送。
2019年我在《纽约时报》悉尼分社工作，一篇报道里写了两个维族家庭在中国的亲人被送去“教育转化”。我们请中方评论，没想到电报一发出去，国际压力下，人很快就放出来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在国内的亲友开始遭到骚扰和恐吓。当时维族朋友跟我说，“你现在变成跟我们一样了。
再往后，我加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后，注意到中国将大批维族人送往内地劳动的消息。我和同事一路查下去，并请《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去青岛耐克工厂实地访问。2020年3月，我们发布了研究报告《代售的维族人》，指出在“援疆”大旗下针对维族人的强制劳动遍布全国，并点名耐克、苹果等83家公司牵涉其中。
文章指出了全世界每一个普通人和维吾尔人权危机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穿、在戴强制劳动的产品。这篇报告被全世界各国媒体转载，影响远超我和同事的预期。这一年我没怎么买过新衣服或新手机，因为进了商场看到那些我写过的牌子就觉得心虚 。
同时，国安开始对我和身边的人进行越来越惊人的的胁迫，和我亲近的人在中国境内被关押、审问、骚扰、孤立。2020年底，国安自称侦探“托马斯”，用蹩脚的机翻英文在油管上散布色情小说似的“性生活”爆料，对我进行荡妇羞辱。
这星期，我被指是造谣“新疆棉”的幕后黑手，这么大的帽子我真不敢戴。一，我根本没写过新疆棉——我写的强制劳动报道在制造业；二，过去一两年中，无数其他学者和记者都写过维族人被强制劳动的问题。正因如此，国际社会、各国政府才能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制裁相关公司、拒绝进口相关产品；
三，中方用”新疆棉“来混淆视听。事实上，许多服装公司、电器公司、医疗用具公司，甚至食品公司都涉及到过新疆强制劳动。这个问题比“新疆棉”要深远得多。中方试图将新疆强制劳动的问题和中美竞争的问题混为一谈，完全无视澳洲、美国、欧洲、日本甚至一些中国消费者并不想买强迫劳动的产品的情况。
最初选择当记者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没有做行动人士或异见者的勇气。在新闻编辑室工作时，并不敢发表个人意见，只跟背书一样列数据。现在看到自己被几十家中文媒体称为“妖女”，“汉奸”，觉得无奈又好笑。从卑微地“偷偷用英文给历史留个底”到现在，硬是被国家机器抬举成了祸及“数千万中国人”的“女魔头”。
如果之前还有一丝闭嘴自保的念头，被全网网暴之后当然没有了。只好继续写，写到“教培中心”关门，写到强制劳动结束，写到天荒地老。从我个人的层面，对的事情就要做下去，付出的代价都值得。因为做了对的事情而祸及我身边的人，我欠他们，我去还。就这些，大家共勉。
党要是不拿着宣传部大喇叭通稿骂我女妖，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尝试用中文写任何东西。党妈真是逼我上进，我也只好拿着这多年没用过的翻译腔中文来跟大家普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