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鉴定“真伪女权”、以“人权”架空“女权”，都是中文公共空间中箝制表达、边缘化性别议题的典型手法。这类逻辑里，对于所谓“真女权”的认知，不是在传统性别期待之上叠加“独立”、“成功”的负担——比如辩论综艺《奇葩说》中关于独立女性是否该要彩礼的讨论；就是在显然对女性处境与女权运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故作开明、在架空的想像之中添加限制的讨论方式——比如社交媒体频繁可见以成功人士口吻教导女性如何解决性别歧视的贴文，又或者学者刘瑜谈论#Metoo运动时的“外宾腔”。
而以“人权”代替“女权”的讨论，则正如以“all lives matter”反击“black lives matter”，往往并非意在追求平等，而是在谈论女性长期遭遇的伤害、剥削与失语时转移话题，回避承认女性面对的系统性暴力。这类真伪女权、人权女权之辨，实质是污名化权利意识、将女权讨论也纳入父权社会的框架之中。
然而，随著过去两三年女权议题在大陆舆论中能见度的急遽增长，民族主义与厌女情绪的合流、国家主义对于性别议题的吸纳与挪用、慕强逻辑下的“女权”对父权社会受害者的二次污名，早已生产出新的困境、形成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当下畸形的舆论土壤中，辨析围绕女权的误区、理解中国女权运动此刻的内忧外困，显然有其必要，也显然区别于前述逻辑。
据受影响用户发布截图，豆瓣平台解释封杀帐号的原因，在于相关小组含有极端主义、激进时政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图片来源：豆瓣用户截图
狂热民族主义与厌女情绪合流，行动派女权边缘化
女权行动派肖美丽遭遇猎巫、大批女权帐号被封锁与骚扰、豆瓣女权小组6b4t无端被注销等一系列近期事件，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寒蝉效应。
其可怖之处不只在于任何人的一切过往痕迹都可能因为意外出名而被仔细挖掘与恶意解读，不只在于罗织罪名时逻辑之错乱、想像力之丰沛令人无从理解也无法规避风险——如朱军性骚扰事件当事人弦子描述自己情绪状况不佳“需要外力介入”，也被五毛帐号解读为要求境外势力干涉、随意几个名字串在一起就能杜撰出一盘“莫须有”大棋；更重要的是，随著狂热民族主义与厌女症合流，任何与性别议题沾边的个人与表达，都能被放进无限延伸的阴谋论中，而当事人几乎没有任何自辩空间，旁观者也因为担心牵连而倾向缄默或者旁敲侧击地回应。
甚至肖美丽在解释自己2014年拍摄的“风雨中抱紧自由pray for hk”照片时，必须一再地借“国家机关不曾定性伞运为港独”来为自己背书；而弦子为了反驳“境外势力”的指控，反复提及自己在2018年批评金马奖政治化时被攻击——即便绘制漫画讽刺弦子的帐号 “橘豚月月抽”早前因“创作辱华漫画”被捕，道义上这一反驳方式也未免欠妥。
考虑到肖美丽弦子们此刻面临的巨大恐惧与具体风险，我们自然没有苛责她们的资格。但这类生怕牵扯任何民族主义情绪的自辩方式本身，无疑揭示了我们身处的极端荒谬与恐怖的舆论环境。狂热民族主义显然也不会只在有关性别、有关港台的问题上发作，质疑防疫逻辑的人，对新疆表示同情的人，怀疑中学历史教材的人，拥有外籍伴侣的人，没有配合外交部说辞的医疗乃至核能专业人士⋯⋯过去这一两年，它们的攻击标的早已无限蔓延。
肖美丽因为质疑二手烟被意外推上热搜后所遭遇的这一切，可能无门槛地降临在任何尝试实践公民责任的人身上；一个人过往关怀弱势关心社群的痕迹、不同于官方逻辑的思考角度与信息涉入，均可能堂而皇之地成为麻烦；情况甚至变成了，纪录一个人过往的付出与经历，都可能因为新时代里它意味著无法负荷的风险而踟蹰顾忌。
这样的社会氛围，不仅是在孤立任何追求公共性的社会生活的个体，也在制造记忆断层、切断新近崛起的朴素女权意识承继中国女权运动历史的可能。而由于无法在公共舆论中直面生产问题的土壤，即便性别讨论貌似蓬勃，公众也并不能以女权为起点重塑认知，遑论形成社群、与其他社会正义议题互为支援。
肖美丽在2014年手举标语写着“风雨中抱紧自由！Pray for Hong Kong”的照片，被民族主义者宣称她是港独。网上图片
靠拢国家主义，新兴粉红女权的与虎谋皮
与相对有政治自觉与批判性认知的前代女权主义者形成对照的是，在更严酷的审查环境与更深入骨髓的自保本能中成长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既缺乏信息背景，也缺乏观念刺激，几乎天然地倾向于在国家框架内以“无害”、去政治化的方式关心女权。既借用官方语言要求女性权益，又熟练使用举报工具的豆瓣粉红女权，便是一例。
对某些投机者而言，靠拢党国贩售女权标签甚至成为一种进身之阶。一个尤为显著的案例便是疫情期间因为替医护募捐安心裤而声名鹊起的梁钰。梁钰借公众对女性劳动者不被看见、官方机构不作为还窃取果实的怒火而快速获得影响力，却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接连出现打击异己、窃取名利、攻击受害者的争议，然而由于安全范畴内的自我经营与火线入党等表态，梁钰已俨然成为女权得到国家认证的新代表，同时取得商业与政治的影响力。
这当然不是说体制内的表达渠道与救助资源不重要——早些年女权行动者重要的工作内容与成绩就是政策倡导与行政监督。但将性别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官方施舍之上，无视生产性别问题的是整套父权结构、无视近年来性别平等的倒退与官方意识形态管控密不可分，显然是本末倒置，既无法保障具体的权益，也无法从根源上动摇父权社会的结构。无论近年来对lgbt的打压、重新在教育中鼓吹的“阳刚之气”，还是对家暴受害者构成显著风险的 离婚冷静期，都一再地证明这一点。
而为了取得官方接纳、换取有限度的改善，切割性少数、让渡言论自由等一系列的政治权利，并不能为这些权益提供可靠的长远保障。事实上，在某些具体情境中遇到较有性别意识的机构或国家工作人员，既不能反证国家的可靠，也无法系统地改善女性处境。沈迷于这类错觉，任系统将长期耕耘的女权主义者排除在外，反而可能遮蔽真正的问题。
梁钰。图：网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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