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
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不断地问我自己。
回想起来，我的女权意识觉醒，要回溯到我大二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时候。涂尔干，韦伯，斯宾塞，哈贝马斯，布迪厄，安东尼·吉登斯，贝克……我喜欢这些大思想家，他们给予我极大的思想启蒙与智识的满足，我动用自己并不太灵光的小脑袋瓜努力地啃他们的著作（成功地把我眼睛的度数从125增长到了250），试图用理智去把握他们的思想精华与内心关怀。
但是，除了齐美尔和福柯，我却始终感到，我和这些在人类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思想家们“格格不入”。慢慢地我才意识到，这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论述方式都是“男性的”，那些条理清晰、结构分明的篇章都散发着浓烈的“男人味”，而我正在生长的“女性意识”察觉到了这与我本身的处境有着不可量化的距离，我无法从身体感知到他们，正如他们无法对我感同身受。
于是，在期末考试的论文中，我抛开了前面课堂学到的一切，额外加餐，钻进了女权主义理论，自己闷着头摸索起来。一是时间所限，二是的确自己没摸到门路，只是在知网里下载了许多硕博论文看起来，没有直接进入原典的阅读与学习。我花了几个晚上囫囵吞枣地了解女权主义的发展历史与流派，草草翻了波伏娃的《第二性》，写了作业交了差（为制造了学术垃圾而深感歉意）。懵懵懂懂地对女性的历史有了轮廓，我感到某种层面的共鸣，但依然感觉，那些对我而言是太过遥远的事件。
直到大三的时候加入性别性向平等社团，通过参与组织不同的讲座、展览、影像放映等等活动，我从社会实践与艺术的层面真正地感知到了我们当下的性别与性向问题，在不断的思考中，我感受到“女权主义者”这个词汇对于我个人的询唤。
消沉
我不得不承认15年女权五姐妹因为反抗性骚扰的行为艺术而被捕这件事对我而言影响很大，尤其17年“女权之声”微博被禁（同一时期大批进行性别平等普及的博主遭受同样命运）带给我巨大的惊惶。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曾经参与建设的性别性向平等社团被校方因为一些无关痛痒的原因叫停。
我强烈感觉到权力运用国家机器与社会机器对于“非主旋律”的声音进行消灭的可怕威力。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在一个倡导男女平等的国度，对女性争取平等与其他合情合理权利的行为为什么要采取否定态度。随着当年网暴的升级，对女权主义者污名为“田园女权”“打拳”等语言暴力不断发生，我进入消沉期，不愿再和别人聊女权。潜意识里我知道“女权主义者”不受政治与社会的待见，我在自保，害怕别人也给我贴标签，把我看成不受欢迎的女疯子。或许这段时间是我“我承认男女应该平等，但是……”的时期。
于是，在一片我有意无意营造的“岁月静好”氛围里，我无知无觉地过了些年。直到2018年，大家都知道的中国me too 元年，看到网络上不断涌现的可怜又勇敢的女孩子们，我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内心的震动。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曾经遭受过那么多不可言说的苦难，但她们坚持运用言说的力量进行抵抗，去改变我们这一片万马齐喑的黑暗处境。我感到自己像缩头乌龟一样，可耻。于是在2019年，我终于“女权主义出柜”了。
质疑
我去做女权主义戏剧，被举报，还被禁了，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审查制度的强力，它和那些进行抓捕、封禁的力量如出一辙。“女权主义者”这一身份的存在空间被不断压缩，公共行为能力不断受限，在一个无法撼动的、严重失衡的天平之下，我歇菜了，退回到书斋。这总有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悲怆感。
有人开始质疑我，说我是“假女权主义者”。原因也很好玩：有人说因为我追星，有人说因为我也恋爱脑，有人说我没有加入到实地的女权行动，也有人说因为我没能帮助身边受到性别压迫的女同胞脱离苦海，还有人说因为我不够有钱和有权。
这些话里背后的逻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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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是消费主义的行为，女权主义者不应该支持消费主义，不应该与大众造星工业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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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脑是父权制性别脚本和两性关系设定的产物，女权主义者不应该放任自己顺从这样的规训，应该理智与清醒——甚至不与男性发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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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应该落地为行动，比如做一个旗手，去振臂一呼，或领头走向街头；或者从事女权相关职业，去冒犯权力、去呼吁改变、去实际动摇社会结构，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我认为我是”的意识层面，而行动却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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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改变不了大环境，那至少在身边拯救一个是一个，通过说服、经济的或其他方式，帮助身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女性改变自身困境（比如帮助身边婚姻不幸的人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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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出于社会的底层，摇旗呐喊又有什么用呢？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应该努力在现存社会赢得金钱与地位，从上至下推动变革，因为只有那时候才可能“掷地有声”，不然不一下子就被拍死了，所有的呼吁和想法只能是“空想”
说这些话的人，有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倾向，有的明确表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对女权主义的发展史了解也不多，只是有着一套自己的理解。这些逻辑和话语，不能说不对，但也不能说全对。尤其全都加诸我身，一下子否认我“成为”女权主义者的种种努力，我是万万承受不起的。这些言语，某种程度上在把我往高位上架，大有种比我自己还关心够不够女权的架势，在推动我更激进化、革命化、政治化，巴不得我凭借一己之力就能立刻改变中国的性别文化环境——可是，这可能吗？
反思
女权主义是一种政治态度，但更是一种日常的文化意识，作为真诚信仰女权主义理念的人来说，的确需要人在肉身层面去实践它，而不是表里不一地去打嘴炮。我不需要向不了解我的人去写检讨书或者自白书，把我为实践自己信仰的女权理念所做的事情一项一项列出来，去陈述我的思考路径。
我自知的是，在我成为女权主义者之前，我得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我去读书，我去聆听，我去做我认为女权主义者应该做的事，我让女权主义理念（尤其是性别观念方面）在多方面成为我为人的道德标准和处世的行为准则，而不是贸贸然自以为是，最后晕头晕脑说一堆胡话，做一些离谱的事（比如最近在风口浪尖的NINEONE)。
女权主义绝对不是饭后谈资，不是吃饱了撑得拿出来秀个肌肉。我并不把自己当个布道者，我在积累我的人生体验，观察着，反思着，尽可能让自己“意识觉醒”，从微观处，追求我自己的解放。我不能自己还没活明白呢就好为人师。这不是说我闭门造车，我也会分享，会交流，可悲的是，公共层面的发言（《猫的搏击》演出期间的演后谈）时机有限，而在私人交流层面，我也曾因为这性别观念的不同，以至于我曾经一起长大的朋友因为不理解而就此别过。
我们日常积习的行为和观念，潜藏着诸多习焉不察的厌女症症候或是对女性的枷锁，一旦被挑出，可能就会撕破是安于此**规则下人的浪漫化想象，或者摊开来需要获得自由的代价。**觉醒是疼痛的，而为了所谓的自由要付出世俗财富或者要付出更多努力，对有的人来说是笔并不划算的买卖。人总是趋利避害的嘛。追求不同，也就只能道句保重，各自在自己的修行场上各行其是。
说到那些更为激进的行动，那些的确是一种更显性的“身份表征”。且不说那样做的客观条件是否成熟，现时可自由发挥的政治空间有多大，但我主观上一向对别人的教唆或者发号施令都心存警惕。我不去妄猜让我“激进化”的人心理是什么，我还不至于傻到为了证明“我是”而刻意去做。当然，我对国内的很多女权革命家和行动家都充满敬佩之情，也是因为她们的存在，才让我见证并鼓励我一步一步加入中国女权运动发展的河流。
赵薇曾说：“我不觉得我是女权主义者，我只是个维护妇女基本利益的人。女权是先锋的，勇敢的，绝对不是大众喜欢的。我远远不够，敬佩真正的女权者，这些人自己要的不多，为女性争取的更多。”从这个角度看，或许我也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我不够勇敢，不能为更广泛的女性争取更多，不能为女性的生存处境拓宽路线。——因为我自己也还在枷锁之中，我也只是芸芸众生中备感无力的一份子。
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强大的力量，能做更多的事情，我也鼓励能有更多的女孩子觉醒，加入进来，我们一起变得清醒而独立，团结起来，改变现实的处境。我们应该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生活得火花四溅，与其等待别人拯救我们，不如我们拯救自己，我们是彼此的回声，总有一天，women从各自的领域燃起胜利的烽火。
正像我那实用主义的朋友所说，女权主义者应该变得有钱和有权，才能实实在在改变现实。她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女权主义必定是终生的修行，是不论你有钱还是没钱，有权还是没权，有影响力还是没影响力，你都会进行。并且，我们还应该警醒的是，钱，权，影响力，都应该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因为有了这些世俗的资本而变成固有不公结构的代言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而忘记了折叠空间下的另一半——毕竟，被同化反过来为父权制添砖加瓦的人大有人在。
女权主义行动家吕频在一次线上讲座中曾说：“作为女权主义者，我尽可能让我的生活女权主义化。但也适时地会给自己松松绑。”于我亦然。被列上我的“罪名”之一的“追星”可能就是让我松绑的形式之一。但我也远未达到疯狂粉丝一掷千金的程度，不过也就是看作品花痴一下，正常的文化消费水平罢了。日常生活不可能一直处于紧绷的战斗状态，常常会有人发现我特别“小女生”的样子——比如“恋爱脑”。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下一次，我再来聊聊这关于爱的事。
尾声
反思到这里，我竟然笑了。我想为自己辩护，但是现在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了。总有人用苛刻的眼光看待他人，他们看似比我更在乎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其实，他们不在乎，而且，我究竟是不是女权主义者也和他们无关。
“我是谁”这个问题只对我个人而言重要，对于其他人完全不重要，因为不论“我”是什么样的人，别人都会为“我”套上他们好理解的角色脚本，而不是真的关心“我是谁”以及之所以变成这样的原因。
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我身份产生质疑的行为，和那些网络上不断在污名化“女权主义者”的行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是想争夺对“女权主义者”这一称谓的定义权，剥夺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的人的存在合法性，通过否定来实现他们的控制。
女权主义者，是一种身份标签，和身份政治有关。我见过有人以女权主义者之名行正义之事，也有人立着女权主义者的牌坊却做着违背女权理念的暴力之事。一个称谓是否有积极意义，在于使用它的人是否能让它闪光。
不管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我都希望我能善良，宽容，看见世界的多元，能为性别平等的美好生活多争取一点点可能，同时还能保持对不公愤怒的勇气，对弱者产生共情的同理心，而不会因为暂时性的退潮而灰心丧气，更不会因为利益或者权力的引诱、从众的压力而违背自己的判断与初心。
能读到这篇反省的姐妹，我祝愿你亦然。
希望有一天，我们都不用自称“我是女权主义者”，而只用快乐而轻松地说：“我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