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真正免于饥荒的原因是什么？
就中国社会的案例，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大多数人的答案肯定是袁隆平。
袁隆平院士当然了不起。
他所研究育种的杂交水稻，将亩产从300公斤提到到900公斤，实现了科学育种上的突破，为人们所赞誉。
袁隆平院士最突出的科研贡献，更早可以体现在1966年他所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他在文中指出：
「要想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先必须解决大量生产杂种的制种技术, 从晚近作物杂种优势育种的研究趋势和实际成果来看, 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 首推利用雄性不孕性。」
雄性不孕性指明了三系水稻杂交的可行性，为后来育种杂交水稻做出了科学贡献。
技术诚然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手段。
但是，真正让中国人开始吃饱肚子的，不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改变。
还记得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死签下「生死状」，以家庭（农户）为单位，承包村里的田地。
按照规定，他们上缴一定比例的税给国家和集体，剩余的生产所得归自己所有。
结果呢？
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小岗村获得粮食大丰收。全村的粮食产量达到7万公斤，是过去五年的总和；人均收入更是从22元上升到400元，一年之间，涨了近20倍。
这个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但道理，未必人人都能体会。
农民还是同一批农民，只是因为农民的权利发生了改变，产出结果就发生了天壤之别。
提高粮食产量的因素，固然有技术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尤其是能激励个人的私人产权的制度。
原因很简单。
人是主动资产，而且人天生有惰性。
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使得人干多干少一个样时，人这种主动资产就会趋于关闭主动能力，偷懒、搭便车行为，随之而来。
小岗村农民的实践，便证明了这个道理。
上表为国家统计局2015年发布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调查，可见，不同产权制度安排下，对粮食产量有不同的影响。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人民公社化制度对粮食的产量影响为负。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民按照生产队的安排进行集体劳动，生产所得也归生产队所有。
而劳动成果，则实行平均主义，统一分配。
在土地所有权和生产所得都不归农民所有的情况下，农民自然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反正干多干少都一样，不如随波逐流，吃大锅饭。
当大锅饭吃久了，没有人愿意生产时，所有人都会吃不饱饭。
相反，当小岗村包产到户后，农民能获得部分生产所得，产权安排对粮食产量便有立竿见影的影响。
尊重个体的私人产权，让人能保有劳动成果的全部或哪怕只是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
这就是人类社会财富的最基本的奥秘。
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在1977所写的经典论文《奴隶制的经济分析》(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的注释中，曾提到一个聪明的奴隶主与聪明的奴隶的故事。
在西印度群岛，一位奴隶主认为，他那聪明的奴隶理应每年挣150美元，但他实际上却只挣了18美元，而奴隶主却需要为这位奴隶花费45美元的医疗费用。
的确，奴隶挣了钱又没有地方花，那他为啥要多干活呢？
为了提高奴隶的生产积极性，奴隶主便告诉奴隶，只要他每年挣到400美元（远比150美元要高），超出的部分就归奴隶所有。只要攒到足够的钱，奴隶主就会让奴隶自己赎身，还他自由，让他到费城和兄弟团聚。
结果，这个聪明的奴隶在烟草公司完成超额工作，最终攒到足够的钱，为自己赎身。
由此可见，只要改变产权的安排，结果立马就大不一样。
也因如此，当人们能为自己劳动并享受成果时，人类社会便不会有饥荒。
因为，只要某个地方出现粮食短缺，商人出于牟利，积极性就会马上调动起来，在粮食丰裕的地方低价购买，转运到粮食短缺的地方，以相对更高的价格售卖，在赚取利益的同时，解决地方的粮食需求。
而且，就算由于商人高价出售，短期内仍有部分人买不起粮食。但是在利润的驱使下，会有更多的商人转运粮食到需求旺盛的地方。当这样的商人越来越多，粮食供给也越来越多，粮食价格就会降下来。
在市场的自由运作与财富的激励之下，饥荒问题就会自发被抹平。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速城市化的时代。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一日三餐，能享受到花样美食，都得利于那些觉察到市场短缺机会的商人，他们闻风而至，从别处将食物运送过来。
即便在一个社会，人口增长太快，导致粮食供给跟不上，但在自由市场与私有产权之下，商人便有动力会开发短期替代产品，并且同时投资能带来更快粮食增长的技术。
在一段时间之内，商人会再度让粮食供给跟上粮食需求。
这些商人，并不是在做慈善，但他们为什么会对市场短缺这么敏锐？会及时跟上人们的需求？
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财富干活。
所以，只要有私有产权+自由市场，人类社会就几乎不可能闹饥荒。
工业革命之后，通常而言，一个国家会闹饥荒，不是因为技术出了问题，而是产权制度以及市场出问题了。
技术能帮助粮食增产，但并不意味着饥荒必然减少。
因为人类历史上，许多大饥荒发生在粮食丰收时期。
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中，深刻地分析了丰裕时的饥荒这个难题。
森出生于独立前的印度孟加拉。他在9岁那年，也就是1943年，经历了孟加拉大饥荒，当时有200万-300万人死于这次大饥荒。
一般的观点认为，孟加拉大饥荒是因为粮食短缺造成。
但在《贫困与饥荒》中，森却指出，这次大饥荒并不是粮食短缺造成的。
孟加拉在饥荒发生时，粮食产量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远远低于往年平均水平。尽管1943年孟加拉的粮食供给比前五年平均低5%，但却比1941年要高13%。
可是，粮食供给更少的1941年并没有发生饥荒！
为什么收成更好些的1943年却发生了大饥荒？
导致饥荒的，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森在书中指出，真正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战争期间印刷钞票导致通货膨胀；
（2）预期歉收引发投机性囤积行为；
（3）政府管理混乱，尤其是错误的粮食征购计划，加剧了（2）中的囤积行为；
（4）孟加拉在1942年全面禁止自由贸易；
（5）收入和购买力之间存在不对等的膨胀关系。在政府安排下得到补贴的人抵抗住了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而那些在政府计划外的人，则只能忍受。
（6）农村饥荒导致城市对「奢侈品」需求降低，使得从事其他职业的劳动力事业，陷入饥荒；
（7）孟加拉处于价格体系调整的转折期，1942年后，工资上涨滞后于粮食价格。
按照森的观点，孟加拉大饥荒并不是因为粮食供给量发生显著变化，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安排无法满足人的需求。
在孟加拉大饥荒中，不论是政府印刷货币、实行粮食征购计划、不对等的补贴，还是禁止自由贸易，都压制了个人的交换权利，使人无法自由交换。
所谓权利，是指在法律规则之下，一个人能够通过交易、生产或者两相结合的方式，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种商品。
换句话说，孟加拉大饥荒，是由于人的交换权利恶化造成的。
正如森在书的开篇所总结的那样：
「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以及他所面对的交换权利映射。一般来说，食物供给的减少，会通过食物价格上涨，对一个人的交换权利造成不利的影响，并使他面临饥饿的威胁。所以，即使饥饿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人交换权利下降。」
这个权利，本质上就是私有产权。
在个体私有产权受到侵害的社会，饥荒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
比如苏联（包括苏俄）的三次大饥荒。
第一次，1921-1922年大饥荒。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农民被迫交出所有余粮和部分口粮。
对于农民来说，如果卖力干活，生产的粮食只会被征粮队征收，自己无法留下来，他们便不愿意多种粮食。
最后，在1921年，苏俄爆发大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人间惨剧。
据学者估计，这次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范围在100万人-500万人。
此后，苏联转向施行新经济政策，农业得以暂时复苏。
第二次，1932-1933年大饥荒。
苏联开始「一五计划」，强制农业集体化，以配合工业化的需求。
农民不仅要上缴生产工具和土地，还必须交出国家规定的粮食，否则以刑事罪论处。
苏联治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再次遭到打击。
1932年，苏联发生了比前一次更加严重的大饥荒。由于苏联当局一直对此保密，严禁人们谈论大饥荒，具体死亡人数未知。按照估算，死亡人数从300万到800多万不等。
第三次，1946-1947年大饥荒。
二战结束后，苏联在战争中的伤亡导致劳动力急剧下降，而复员军人在战后无心参与生产，苏联又过度征收农民粮食，加上过度开发引发干旱等因素，使苏联遭遇粮食危机。
这次饥荒的死亡规模虽不及前两次，但饥荒下，再小的悲剧也是悲剧。
一旦缺乏自由市场，纵使农业技术再好，粮食再丰收，也有可能面临饥荒。
而那些至今上演着饥荒的国家中，索马里、叙利亚，包括此前的委内瑞拉危机（参见《委内瑞拉已成人间炼狱》）……都缺乏自由市场。
在这些国家，政治动荡、腐败横行，缺少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权力不仅无法在制度上保障产权和自由市场，反而恶化个人权利。
既然产权的破坏和不自由的市场是导致饥荒的直接原因，那人类应如何免于饥荒呢？
按照森的观点，政府在制度上可以做到两件事：
（1）保护私人产权，让个体能利用自己的禀赋获取收入；
（2）保护自由市场，让个体能进行自由交易；
有了自由市场，人类才能逐步消灭饥荒问题。
技术进步诚然重要，制度的力量也必不可少。
参考资料：（请参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