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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本期节目，我们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中国普法｜“高铁掌掴事件”，这些疑问待厘清
5月2日，一女子发布视频称，当天其乘坐C6276次列车，途中因制止“熊孩子”撞椅背遭到对方家长掌掴，并进行反击，最终，警方认定双方构成“互殴”。 这一起案件的“互殴”认定引发网络关注。
对此，微信公众号“中国普法”发布文章《“高铁掌掴事件”，这些疑问待厘清》进行评论。
文中写道：
该处罚结果公布后，立刻引起热议，舆论近乎“一边倒”地支持该女子不要和解，要复议。
梳理中我们发现，此事还有一些疑问需要厘清，以让公平正义能被大家看得见、听得懂。
一、什么是互殴？
实际上，该案之所以引起广泛讨论，关键还是在于警方给予该案性质的认定——互殴。
通常认为，“互殴”即相互斗殴，是指参与者在斗殴意图、伤害故意的支配下积极实施的互相侵害的行为。
有学者将互殴区分为真正的互殴和非真正的互殴，前者指双方事先约定的相互攻击行为，后者则非基于双方事先约定，也是司法实践中对其与正当防卫作出区分的难点所在。
二、如何区分正当防卫与“互殴”？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通常认为，构成正当防卫需满足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对象条件、限度条件等五个条件。我国民法典也明确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三、该事件能否认定为互殴？
具体到此次事件，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认为：一方面，从互殴的认定角度而言，欠缺认定依据。
其一，案发起因乃“熊孩子”在高铁上的吵闹、踢椅背等不良行为，对于这种不满8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其监护人应当担负预防和制止不良行为、进行合理管教的监护责任。
其二，家长方对冲突升级具有过错，从对孩子在公共场合的不良行为监管不力，到被指责后率先辱骂他人，再到直接动手打人，每一次的矛盾升级点都在于家长方。
其三，家长方作为有过错一方“先动手”，且以多欺少，采用当众掌掴的过激手段。
其四，女子言语冷静，且待工作人员来了后便坐下，体现了其在努力避免冲突。
另一方面，从正当防卫的认定角度而言，答案则应是肯定的。
二、Just Law｜给法官送了12万的贵州省律协副会长，为何至今未被处理？
5月1日，贵阳中院原法官唐伟被指控受贿的《起诉书》在社交平台流传，披露了当地多名律师向法官支付“案源介绍费”的事实。微信公众号“Just Law”发布文章进行评论。
文中写道：
根据《起诉书》内容，2016年至2021年，唐伟在担任贵阳市中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员额法官期间，罔顾人民法官清正廉洁的职业操守，为援取钱财，利用法官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以及对当事人和律师的职权影响力，长期与林志嵩、袁倩颖等律师勾结，向这些律师介绍案源20件。
目前，唐伟因“受贿罪”被提起公诉。而这些与无良法官“勾兑”的律师如何处理？这些律师给法官支付“案源介绍费”的行为，是否应当被认定“行贿罪”？也引起了业内的广泛讨论。
对此，笔者联系到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律师万淼焱。
万淼焱律师认为，分析该案《起诉书》内容，涉案法官唐伟，系利用本人职务便利、利用具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获取案件信息，并提供给律师，同时收取数额较大的案源介绍费，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无可争议。
至于这些律师是否应当被认定为“行贿罪”，万淼焱律师表示，总体而言，行贿与受贿是一种互为因果、互相利用、互相促进的关系，“在该案中，相关律师应当被认定系行贿人。”
“律师从法官处得到了案源、收取了律师费，并将‘案源介绍费’交给了法官，这就是利益交换。”万淼焱律师认为，相关律师的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
另有评论者指出，不少地方都存在法官与律师勾结、将自己或同事承办的案件介绍给律师并收取“回扣”的情况，“这是法律界藏污纳垢的重灾区，给司法环境造成很恶劣的影响。”
笔者注意到，与唐伟“勾兑”的，有一位叫做“石利民”的律师。这名律师，是贵州泽丰律师事务所主任；他还有另外的身份，是贵州省律师行业党委委员、贵州省律师协会副会长。
《起诉书》内容称，2019年，唐伟受人请托帮忙协调一起刑事申诉案，唐伟未答应，但借机推荐了石利民律师为该案辩护人。
石利民收取30万元代理费用后，唐伟按照40%的提成比例，在贵阳中院附近收受石利民“案源介绍费”现金12万元。
贵州泽丰律师事务所在其官网对石利民如此介绍：从业 30 多年来，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承认和当事人的高度评价。
此外，石利民曾被贵州省司法厅授予“人民满意的律师”称号，多次被贵州省、贵阳市律师协会评为省、市出色律师。
石利民副会长系被《起诉书》认定的具有“行贿法官事实”的律师，涉嫌违纪违法犯罪，应受相应处分。
但其至今仍然身居贵州省律协副会长等职，令人困惑。
在人员如此庞大的贵州律师圈，担任律协副会长的，却是一名有“行贿法官”污点的人，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三、吴晓波频道｜淄博烧烤的隐喻
淄博烧烤爆火之后，关于它的讨论热度持续上升。5月4日，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个人频道发布文章《淄博烧烤的隐喻》。
文中写道：
任何流行的发生，本质上是一次社会情绪的宣泄。在一开始，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继而构成为当代叙事。
淄博烧烤的火爆，并不符合经济学意义上对流行的定义，它既不具有稀缺性，也不属于一种新的发明，更不代表了某种时尚。
它的隐喻意义在于，“此时此刻”和平民对自由的表达。
据说淄博烧烤的引爆者，是那些在疫情期间受到善待的大学生。在去年五月，山东济南等地的大学有12000多名学生被拉到淄博隔离，淄博人没有嫌弃，不怕找麻烦，给学生们提供好的食宿环境，在送别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当地政府特地请同学们吃了一顿烧烤，并约定来年春暖花开时节，大家带上朋友再来淄博做客。
这个“约定”是一种无目的的期待，但最后，受惠者把它演绎成了一场温情的回报运动。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大学生从来是流行文化最活跃的发酵者，是格拉德威尔所谓的“个人人物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的核心元素，他们在“淄博烧烤”这个概念上烙进了会冒烟的情感，进而引发了全社会的“疫后共情”。
而流行的第二级引爆人，是淄博当地政府。他们积极地成为了情绪的共谋者。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他们发送烧烤消费券、推出烧烤专线、组织安排烧烤志愿者，甚至还专门和济南铁路局合作了“烧烤列车”，上车就送纪念大礼包。
在某种意义上，淄博烧烤正在兑现人们对自由市场的平民式想象：物美价平的商品、畅快淋漓的消费体验、童叟无欺的市场环境、谦卑和气的“小政府”。
在表象上，他们是去吃一顿或几顿烧烤，而在潜意识里，他们是在实现一次放纵和表达，参与一场民主化的小试验。这本是极其卑微的目标，而在当今的中国却又是那么的珍贵。
你永远不能低估民众的沉默和“用脚投票”。民智已开的今天，任何口号或宣示，都抵不上一顿自由的烧烤。人们并不需要滥情的“父爱”，而只渴望平等，人们对权力的认同，从来建立在“人不我欺”的共同价值观上。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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