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南华早报记者问我：看到香港这一年发生的一切，以及支联会的烛光有可能不可再办，很多支联会的委员（何俊仁、 李卓人、 蔡耀昌等）都相继因其他事入狱，你情感上有何感受？我说：香港人民做了他们能做的所有努力，而不能挽回沦陷于中共专制的结局，有国际上不可抗拒的因素，我非常难过，其程度与三十年前天安门广场终于被坦克机枪所镇压一样令我心痛；黎智英英勇不屈，慷慨入狱，我感佩而难过，但是泰山压顶之际，人民必须有英雄带领他们抗争，几千年都是如此，今日香港也不会例外，到今天为止，港人的抗争都是可歌可泣的，我深受感动，相信大陆人民也深受鼓舞，这股精神力量对大陆的政局会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拭目以待。答复了这些，心情仍难平复，便找出“烛光”这段文字来，贴在这里。
1989年8月31日，午夜。
香港水域。龙鼓滩。
“跳下去！”
“……？”
“只能送到这里。你们往前走，走过去就是岸。跳！”
我们三人惊恐地跳下快艇。水没膝盖，是浅水区了。
那快艇在身后吼叫著，急打个弯“嗖”地开走了。
……寂静、海水的反光、四周黑黢黢的礁石。
我们涉水几十步就登岸。沙滩空无一人，那个瘆人啊。
那夜好像没有月光。
突然，前方一束强光射来。
我们在惊悸中，听得那边高声在喊：
“慢慢往这边走过来！”
此时方可定睛看到，前方沙滩上一辆小轿车停著，前灯大亮，直射过来。
走近，见后面两侧车门开著，我们三人鱼贯入座。
那车徐徐开动。大家默然无声。
无声地任沙滩、灰暗的海天，渐渐后退。
也是无声地，车子驶出暗夜，驶出沉睡的郊野；
又驶进街灯迷蒙的城廓，驶进未眠的不夜城；
驶进星闪的霓虹灯光晕中，驶进酣睡的气息中；
我身上的细胞触觉，也在这无声行驶中渐渐苏醒过来；
而大脑依旧是麻木的，只感觉前座有两个人影……。
车子在一栋楼前停下。我们下车被领进去。
一间房里，屋顶很低，一个瘦瘦的穿黑衫的汉子等在那里——他就是江湖上称“六哥”的陈达钲。
很多年后他告诉我：
“我救出你的时候，你都快疯了。”
“黄雀行动”营救了我，二十四年后我写《寂寞的德拉瓦湾》，才第一次写出当年的细节。然而从龙鼓滩上岸那一刻开始，我就视香港人为我的救命恩人，我虽再也不能踏上港岛，但是那里的一盏烛光，永远亮在我心里；那里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便会吸引我的神经。2016年6月3日，我对当时在上海的台湾中央社记者张淑伶说：
“香港是我的恩人，每年六四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纪念晚会，是我心中最温馨的烛光。”
她就香港青年对纪念六四出现歧见而采访我，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一如往常举行烛光纪念晚会，但是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今年决定不参加晚会，改为自行在校内举办“六四学运论坛”，讨论香港前途问题，而非大陆民主建设。
我说我完全可以理解，而传递有关六四的记忆，本该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同时我认为，香港人出现“香港主体性”非常好：
“香港学生想跟中共或中国切割，必须找到有效的议题才能让声音变大，六四成了议题之一，但是这并不表示港青就不支持六四的价值，更不是赞成六四屠杀。所谓香港主体性，在政治诉求上可能是与中共分离或不分离，并不意味一定是‘港独’。”
两岸三地愈来愈多199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的认识模糊，情感渐渐淡薄。我觉得，时间是记忆的杀手，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知道六四：
“但可以靠我们这些依然要纪念它的人，或要求它得到公正解决的人的努力，把记忆传递下去。我们没有想到这会是一辈子的流亡，回不了家，这就是我们的命，中国人的命。每年六四这一天我一定会参加一个纪念活动，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今年美东时间4日晚上将在中国大陆驻美国大使馆前，全美中国学生自治联合会举办抗议活动，我会参加。”
我知道有一个人，一直逃不开“六四”、逃不出那个广场。我在龙鼓滩上岸后，负责营救行动的朱耀明牧师，把我藏在一对年轻夫妇的公寓里，女主人也是刚从天安门广场逃回来的，夜夜从梦中哭醒。
她叫蔡淑芳，星岛日报记者，她再也回不到往昔的人生，很多年一直在流浪，直到眼下这个四月里，又在网上见她说：“今年亦不打算回港。”
几年前我说过：“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
她就是一个。我们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却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与天伦之乐。她囚禁自己，不比狱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为每年“六四”维园烛海里的一点烛泪。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我们被笼罩其下的这个时代，有一个血腥的起点，发生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快要被涂抹、消音得干干净净了，于是它更是需要目击者站出来向后人后世提供见证。这种使命，是将我们所有人都要肩担的剧痛和责任，卸落、强加在罕见的承担者身上，而使他们忍受劫后余生。
然而，这也是一种资格，只有稀少的人，有幸具备这种资格。
二十年前在纪念碑底下的那个悲壮夜晚，纤瘦的蔡淑芳，溶化在茫茫静坐者的泪光和歌声里，一夜之间死而复生，成了另一个人。她跟广场上的学生们一道，靠电筒光写下自己的遗言：
“也许我也要写遗书吧！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从个人挣扎到国家兴亡的潮流中淹没自己，我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
由此，她获得了这种资格。
“凌晨一时，在广场东南侧不断有信号弹向天安门方向发射，信号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空闪光，散落……广场上歌声悲壮动人……信号弹发放诡异彩光，制造恐怖的战场气氛。”
蔡淑芳就是这样，被定格在一幅她自己亲手书写的史诗里。
她在枪声流弹中奔突、跌倒。她在流血如注的枪伤者前面惊呆。
她目睹了清晨四点的“熄灯”，“整个广场漆黑一片”。
她在纪念碑的东北面，曾经面对一个持枪的士兵朝她走过来。
五点三十分，她在撤离人群中，回头看了天安门最后一眼。许多人死在天安门广场，却也有人永远活在那里。
她不是软弱。她只有恐惧，恐惧广场上的血白流了，恐惧坦克碾压人群的影像不再震撼。假如“六四”被遗忘，等于再一次枪杀她！
她也是一个“天安门母亲”，煎熬岁月二十年，她那被谋杀的孩子，就是中国人的记忆。她的敌人是遗忘。
中共绑架中国，精英整体投降，西方输诚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六四”把她淬砺成一个“革命者”——她已经忘我，她不再是一个私人的蔡淑芳。俗话说，时间改变一切；不屈不挠地跟岁月搏斗，乃是她的回应。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