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角
布尔什维克把教育当做创建新社会的关键。他们通过学校，以及儿童和青年的共产党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向下一代灌输新型的集体生活方式。苏维埃教育理论家之一在1918年宣称：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他们应被塑成优秀的共产党人……我们必须拯救孩子，使之不受其家庭的有害影响……我们必须使孩子国有化，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学校的良好影响……责成母亲将孩子交给苏维埃国家——这是我们的任务。
苏维埃学校的主要任务，一是要让孩子脱离“小布尔乔亚”家庭，因为它私人生活的旧心态只会破坏社会本能的培植；二是要向孩子灌输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价值。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写道：“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
苏维埃课程的指导方针是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学校中的作用，类似于沙皇学校中宗教的作用。对此，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并不回避。有些实验性学校强调学习要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即使是在新兴的联合劳工学校——旨在向全体苏维埃学童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框架，其教学安排也围绕一系列生产车间（而不是教室上课）。孩子们通过学习技术和工艺的技能，作为攻读主流学科的第一步，尤其是科学和经济。
政治灌输主要与积极分子的培养挂钩。宣传中的理想孩子，其形象是一名早熟的政治演说家，善于宣传鼓动。教育思想家认为，光是书本传授不了共产主义，还必须依靠学校的整体生活，再通过课外活动与校外广阔的政治世界结合起来，如庆祝苏维埃节日、参与公众游行、读报、安排学校的辩论和审判。其宗旨是让孩子接触到苏维埃制度的行为、崇拜、仪式，让他们长大后成为忠贞活跃的共产主义者。
孩子们从小被灌输对“列宁叔叔”的个人崇拜。在幼儿园，他们一旦能手指列宁的图像，便被称作“十月儿童”。列宁逝世后，有人担心新的一代将不清楚他是谁。于是，学校得到指示，纷纷建立“列宁角”。那是一块政治圣地，宣传这位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把他当做像上帝一样的伟人。有关列宁和其他革命英雄的传奇故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大多数孩子不懂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把革命看成“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却能认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迹。
进步学校办得恰似微型的苏维埃国家：在墙上以表格和饼状图形，列出工作计划和取得的成就；将班级组织成军队；让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机构来监管学校的日常运行；把苏维埃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绍给孩子。有的学校鼓励学生组织自己的警察，鼓励他们批评违规的同学，甚至举办课堂上的审判。为了提倡集体服从的风气，有些学校推出政治性的操练，包括游行、歌曲、向苏维埃领导人宣誓效忠。依达·斯拉温娜回忆在列宁格勒的学生时光：“我们在公共假日，整个班级一起游行，为代表学校而感到自豪。经过窗后有人窥视的建筑物时，会故意减慢步伐，齐声高喊：家庭保姆和窗后窥视者——
“恬不知耻！”
1917年的孩子们受到鼓励，自觉地扮演革命家。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受欧洲教育家的影响，例如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和玛丽亚·蒙特梭利，也相信“寓教于戏”。他们把组织起来演戏当做受教育的过程，让孩子从中汲取苏维埃的集体价值观、社会参与和责任感。苏维埃学校的整个目的，不管是通过墙报和列宁角，还是通过理事会和委员会，都旨在灌输孩子是潜在革命者的观念：一旦有党的呼吁，随时准备奋起挑战——如有必要，甚至针对自己的父母。20世纪20年代，赖莎·贝格在列宁格勒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她如此回忆学校朋友之间的同志友谊和战斗气氛：
伟大的友谊、信任、团队精神，使我们全班同学紧密团结起来。我们也喜欢老师，无一例外。但在同学和老师之间仍有不间断的斗争，那是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我们不需要任何战略或阴谋，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我们同志之间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向父母作出任何透露，他们可能会向老师告发。
20世纪20年代最流行的大院游戏之一是红军与白军的战斗，很像美国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俄国内战的战事由孩子们重演，经常使用专为此类游戏而生产的气枪。扮演红军和白军的孩子常常陷入真正的打斗，因为所有男孩都想扮演列宁的角色。其中一人回忆：
我们都想扮演领袖。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人愿当白军、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的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游戏是搜索与征用，其中一组（通常是男孩）扮演红军征用队，另一组（女孩）扮“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或藏匿粮食的“富农”。
红军与白军、搜索与征用这类游戏，鼓励孩子接受苏维埃的世界两分法，一个是“好”，一个是“坏”。20世纪20年代，在苏维埃学校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孩子们总体上对近代历史的基本事实一无所知（很多学生不知道沙皇是谁）；但苏维埃宣传品、书籍、电影中的旧政权支持者的邪恶形象，却给他们留下深刻影响。这些形象使众多孩子相信，“暗藏的敌人”继续存在。这种信念很容易挑起反对旧政权标志的非理性恐惧、歇斯底里、侵略性。一位年轻女学生问老师：“资产阶级吃小孩吗？”另有一人看到同学穿的衬衫的袖口上有皇冠图案，禁不住在班级上喊出：“瞧，他是沙皇支持者。”
许多1917年的孩子在少年先锋队里第一次见识政治。少年先锋队建立于1922年，以童子军运动为蓝本。童子军是共产主义俄罗斯保留的最后的独立公共机构之一，它在1920年被苏维埃政府取缔。童子军的精神旨在敦促年轻成员，通过实践活动来培养自己的公共责任感。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精神继续存在于许多少先队组织（也存在于部分苏维埃精英学校）。到1925年，在10岁至14岁的苏维埃儿童中，约有五分之一加入了少先队。随后几年中，该比例逐渐上升。
像童子军一样，少先队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礼仪，还有每一名队员都熟记于心的誓言（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很多人仍能回忆起来）。“我，一名苏联少先队员，当着我的同志们的面庄严宣誓：遵守列宁的戒律，坚决拥护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少先队员参与甚多的行军、唱歌、体操和体育活动。他们还有一个呼应口号（呼：少先队员，做好准备！应：时刻准备着！），源于红军。他们编成大队，拥有自己的条幅、旗帜、歌曲和制服（白色衬衫和红领巾）。这是队员感到无比自豪的源泉，似乎成了少先队主要的诱惑。一名少先队员回忆：“我不懂该运动的职责和义务，像其他人一样，只企盼红领巾。”
1928年在彼尔姆加入少先队的维拉·米诺苏娃回忆：“我喜欢制服，特别是红领巾。我每天都熨，戴着去学校。这是我唯一漂亮整齐的服饰，每当穿戴起它们，我就自豪，感到自己长大了。”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上学的瓦莱里·福雷德，如此自豪于自己的红领巾，以至在加入少先队后好几天，每晚睡觉都要戴着它上床。
苏维埃儿童通过少先队强烈感受到社会的包容和排斥，每个孩子都希望成为少先队员。加入少先队是光荣和令人兴奋的，红领巾是为社会所接受、享有平等地位的重要标记。不能加入少先队的孩子——其中许多人是因为自己的社会出身——感受到深深的羞愧和自卑。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被少先队开除了，因为她来自“富农”家庭。她想恢复队籍的愿望如此炽烈，以至在衬衫底下悄悄佩戴红领巾多年。波兰贵族的女儿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上教堂被人发现，因而遭到少先队开除。她讲述了被开除时的情景，依然情难自抑：
突然，他们在学校走廊的墙报上发布一条公告——快讯：“立刻集合！”孩子们跑出各自的教室，在操场上排成队列，我被要求站在整个大队面前，忍受羞辱。孩子们大声喊道：“看，她去教堂，给我们全大队带来耻辱！她不配佩戴红领巾！她没有资格佩戴红领巾！”他们朝我扔土块，然后试图扯下我的红领巾。我开始哭，并大声叫：“我不给！我不给！”我跪了下来，恳求他们不要拿走我的红领巾，但到最后，还是被拿走了。从那天起，我就不再是一名少先队员了。
少先队的目标是向苏维埃儿童灌输共产党的价值和纪律，让他们接受党和共青团惯用的“工作计划和讨论制度”。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扎尔金特，是党在人格的社会调整方面的主要发言人。他认为少先队运动的目标，是训练“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彻底避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害”。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少先队将取代家庭，成为影响苏维埃儿童的主要力量；它将教育少先队员学会勤劳和听话，以达到思想和行动上的纯洁。米诺苏娃回忆：“通过少先队，我变得聪明整洁，按时完成任务，做任何事都非常自律。之后，这一切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准则。”
少先队员又是积极分子，参与各式俱乐部活动——组织示威游行、编辑墙报、从事义务劳动、参加戏剧和音乐会——以培养自己的社会积极性和领导才能。瓦西里·罗马什金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省的农家，他回顾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的学习和少先队活动，还记得当时对公共活动的重视：
什么是“苏维埃人”呢？它意味着，遵循我们在学校和少先队中所学的，热爱苏维埃祖国，努力工作，树立好榜样。我把这些牢记在心。第三学年[ 1924年]时，我已是学校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成为学校法庭的主席、学校审判中的公诉人、学校工会的副主席。我是一名积极的少先队员，通过少先队懂得了自己对学校和国家的爱，应超过对自己家人的爱。我喜欢我们村校的班主任，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
并非所有的少先队员都像罗马什金一样投入。对许多儿童来说，少先队活动其实只是一种游戏。依达·斯拉温娜是一位著名苏维埃法学家的女儿，她回忆幼时在列宁格勒公寓街区组织自己的俱乐部：
“
我喜欢看儿童杂志《莫济尔卡》（Murzilka），其封面上的口号是：“妈妈！爸爸！我们将推翻你们的权威！”这杂志呼吁儿童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汇集大家的玩具，把大家组织成像少先队一样的俱乐部。我是我们这一层楼孩子里的头儿，我会大声朗读杂志上的文章，向俱乐部成员解说其中的道理。大楼管理部门让我们借用地下室来聚会，我们在地下室的墙上贴满革命英雄的照片，并在那里寄存所有的玩具。
其他少先队员对政治活动更感兴趣。他们受到长辈的鼓励，模仿成年共产党人的行止，扮演官僚和警察的角色。这些早熟的积极分子，携带公文包前来出席“行政会议”，以党的口号发言，做正规的记录，并谴责涉嫌怀有反动思想的老师，甚至还有人在街上充当举报人，协助警方追捕“间谍”和“敌人”。
到15岁，苏维埃儿童从少先队升至共青团，但不是所有孩子都够格。1925年，共青团有100万成员——约占共青团员合格年龄的4%（从15岁到23岁）——仅是少先队成员相应比率的五分之一。(64)加入共青团是加入共产党的前奏，很多工作职位和大学课程只对共青团员开放，或优先择取共青团员。尼娜·维什尼亚克娃记得，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头等大事”：
“
迄今[她写于1990年]，我还记得共青团员手册中的每一句话——它激起我的万千思绪。我记得，我突然变成肩负重任的成年人……与加入之前相比，我似乎一下子变得能干许多。加入苏维埃的精英行列和取得巨大的成就，一直是我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即将成真。
诗人叶夫·多尔马托夫斯基1915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律师家庭，1930年从少先队升入共青团。他参加申请入团的会议时迟到了，受到团书记的责备，指责他“显然不够成熟，尚不符合加入共青团的要求，申请加入只是想追求政治前途”。多尔马托夫斯基告诉父亲此事，他的满不在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父亲警告说：“他们都在看你，你必须证明，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下一次会议中，一名女孩追问多尔马托夫斯基，他是否“愿为苏维埃政权牺牲自己的生命”。
加入共青团，就必须接受共产党的命令、规则、伦理。共青团员对革命的忠诚，应该高于对自己的家庭。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年轻的共产党人，要像党员一样全身心投入公共生活。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都是年轻的积极分子，志愿为党工作，在反对腐败和滥权的斗争中，随时准备充当间谍和举报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样的任务具有极其广泛的吸引力。革命和内战的理想，深深打动了苏维埃青年，所推崇的就是这样的行动和活力。许多年轻人加入共青团，不是因为信奉共产主义，而是因为身为积极分子，亟想有所作为，却没有施展抱负的其他渠道。共青团员被要求在家长和教师中揭发“阶级敌人”，作为锻炼，还在学校和大学里参与对“反革命分子”的模拟审判。
他们出生太晚（在1905年至1915年之间），没受到旧社会价值观的熏染；又太年轻，没参与血腥的内战。这些青年积极分子，对革命的“英雄时期”抱有极为浪漫的憧憬。罗马什金回忆：“我们渴望与父兄辈的革命家挂上钩，认同他们的斗争。我们穿得像他们一样，一身军服，模仿农村男孩从红军那里学来的军人口语。”
积极分子热烈欢迎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文化，他们从小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革命、内战的贫瘠中，对刻苦节俭并不陌生。他们更以禁欲主义的激进，杜绝所有个人（“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快乐，以免革命斗争受损。有的自组公社，聚集大家的钱和财产，以“消灭个人主义”。他们在道德品质上也是绝对主义者，奋力挣脱古老的习俗。
20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共青团员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将在斯大林政权中发挥重大作用。敖德萨地区的共青团积极分子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与朋友们组成俱乐部，他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主导精神：“人人都是纯真的，如有需要，时刻准备以生命捍卫共产主义。如有炫耀或抱怨，会被冠以‘臭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是最具侮辱性的标签之一，比它更糟的仅有‘自私自利者’。”
在这圈子里，大家都愿把自己献给党的事业。譬如有报道称，某契卡（政治警察）为了革命需要而没收父亲的五金店，没有一人会为此感到震惊。大家都认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是可耻的，应予以消灭。正如巴伊塔尔斯基所说的，革命需要我们为明天的美好生活牺牲今天的欢乐：
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未来。能够亲自参与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甘愿承担其中的全部责任，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做任何事，即便是很普通的，也会坚强无比。这好比在等待一列火车，把我们带去别处，投入辉煌的事业。我们愉快地竖起耳朵，寻觅远方火车的汽笛声……
说明：本文节选自 [英]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