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美国大选左右翼双方对阵正酣时，有感于来自大陆的华人群体纷纷成了右翼共和党及川普支持者，我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华人精英右翼多》。首发于澳洲新快报，后被几乎所有的美国主要华文媒体转发，一纸风行，颇有影响。两年观察下来，似乎“右翼现象”不专属于美国华人精英，几乎在所有的大陆华人群体中都普遍存在。如果说美国的白人川普支持者更多的是基于种族和宗教等自身利益支持右翼的话，对华人支持者尤其是身在大陆的华人支持者来说，则更多的是基于某种价值认同，否则无法解释。深入美国华人社会你就可以发现，身处美国社会底层的华人一代移民群体川粉更多。纽约法拉盛的底层华人，不管是一个装修工人，还是餐馆的伺应生，几乎清一色川粉。福建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来到美国、无论身处中美两地都是底层社会人士的偷渡客，留有余地地说起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川粉，某些偷渡客直到自己被驱逐出境的前一天恐怕都是如假包换的川普支持者。至于大陆，也是同样情形。北京大火后遭“驱逐”的所谓“低端人口”中，绝大部分也属于X粉。相反，倒是知识人群中，有一小部分尚能保有起码的清醒和良知。以我的目光所及，美国大选时的大陆知识群体中，仅肖学慧、贺卫方、张雪忠等寥寥数人，当然还有非常令人尊敬的老人资中筠先生。这种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人怎么啦？
一、等级社会无平等
西方社会的现代左翼概念起始于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其背景是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向传统的贵族和教士等级要求“平等”。所以平等才是左翼兴起的时代条件，平等也是左翼最核心的价值观。在欧洲早期的等级社会中，同样没有左翼生存的空间，那时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左翼和左翼运动。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社会传统的国家，等级社会是它最重要的特征。在中国统治者构建的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大一统社会模式下，自然也绝无可能产生任何代表“平等”力量的左翼，更遑论现代意义上的左翼理念。这是一种先天基因遗传缺陷，今天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很自然的社会普遍价值理念。限于传统的认知，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最接近于右翼的理念。在整个社会中，等级、种族、民族、宗教、地域、语言乃至口音，各领域遍布“歧视链”。每一个人都同时身兼二职，在歧视他人的同时，被另一类他人歧视，在做某些人的“主子”时，同时又是另一些人的“奴才”。除了食物链顶端的皇上，其余皆为奴才，相互之间可比的只是奴才大小而已。一个典型的“奴性社会”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平等观念和制度的。华人一代移民来到美国，一样秉性不改，崇拜白人强者富者，看不上弱势群体如黑人、墨西哥人和穆斯林，跟在白人种族主义者后面喊打喊杀，有时甚至声音盖过白人种族主义者。
二、“百年左”论调可以休矣！
中国现代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过左翼当道的时刻呢？有一种说法是，二十世纪主要的祸害是左翼，包括俄罗斯和中国都深受左翼以至极左翼祸害，号称“百年左”。这种说法似乎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但它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左翼思潮。但列宁斯大林主义也是左翼吗？前面说过左翼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极左翼更是追求绝对平等。苏俄的历史上有过平等吗？无论政治或是经济分配层面，苏俄从来就不曾有过对广大社会成员的平等，有的只是一小撮寡头对最广大民众最无情的剥削和压榨，对内压迫，对外扩张，视人命如草芥（真正的左翼和平时期不要说人命，狗命猫命都很在乎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跟沙皇俄国有区别吗？难道沙皇俄国可以被称为“左翼国家”吗？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跟沙皇亚历山大、尼古拉又有什么区别呢？贼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贼。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论战时，中G直斥苏共是“新沙皇”，真可谓一语中的。同样，林彪集团垮台后揭发出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也把MAO说成“当代秦始皇”，可见贼眼看贼那是一个准。
中G及其建立的国家是不是左翼当道呢？同样不是。中G在延安时期就没有平等可言，不但没有，还残忍屠杀了很多真正的左翼。王实味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因为他反对特权，主张平等，以致惨遭横祸。建政以后，中G更是对左翼大开杀戒。五十年代中期的“折腾”，几十万真正的左翼烟消云散……至于林昭，更是一个典型左翼。哪有左翼如此一以贯之地残杀左翼的啊？他们实乃货真价实、杀人如麻的极右翼。看一个人、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不是看其标榜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什么，不是看口头语言，而是看行为语言。哪一个流氓恶霸不说自己是好人啊？从经济分配这个关键点上来看，什么时候有过平等呢？延安时期的“小灶”和特供，建政后愈演愈烈。虽然名义上货币收入差距不很大（其实也不小），但高级官员奴仆成群，行宫别墅处处，这些难道不是收入差距？这种巨大收入差距只是没有以货币形态表现出来而已。俄罗斯的叶利钦曾经写过一篇良心文章，说对其获得待遇之丰厚感到震惊！中G政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还有，MAO时代的中国第一号富豪是谁啊？不就是M本人吗。单单稿费一项就上亿人民币（别人一概没有稿费），起码相当于今日的一百多亿。那时的普遍工薪阶层月收入都只有几十元。这样的一个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国家，好意思说它是一个左翼国家吗？更不要说是极左翼。今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人在西方，在西欧北欧。中国俄罗斯的那一群野心家只能称他们是乱世枭雄，是一群打着马克思主义左翼旗号的窃国大盗，是人类历史上最寡廉鲜耻的帝王级右翼极端分子！马克思若是九泉有知，恐怕气得再死上一百回。M说过：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马克思是其道具，秦始皇才是其本质。好像没人说秦始皇是左翼领袖吧！法国大革命后的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横扫欧洲大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高高飘扬，左翼因此成为一种“政治时尚”。谁要想在当年那个时代潮流中折腾，不打左翼旗号是骗不了人的，更不能“成事”。遥想当年，乱世时刻，“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他们这一股力量借着左翼的光芒成就了一番小集团的“宏伟事业”，他们自己心里都不踏实，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左翼（常识告诉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好人”的大都可疑），挂羊头卖狗肉而已。我们今天就更不必把他们的谎言当作历史的真实来看待。须知，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也一样玩“均贫富”口号忽悠人。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左翼当道的时刻，更谈不上什么左翼国家，一个没有基督教大爱传统、缺乏左翼思想资源的前现代国家怎么可能产生左翼社会？所谓受“左翼”之害完全是子虚乌有，谎言欺世！举一个也许不很恰当的例子：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貌似也属于基督教新教的一个分支，但这个组织有一丝一毫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吗？对苏俄和中G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左翼旗号的“革命”也应该同样看待。西方学术界从来都把苏联和中国看作“极权国家”，永远不会给他们戴上“左翼”这顶漂亮的高帽。“百年左”论调可以休矣！
三、“告别革命”亟须左翼进步主义
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一个极其保守顽固的社会，除了改朝换代式的“革命”，几乎不会有真正的改良在某个王朝内获得成功。而每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都以旧事重演为结局。黑格尔说中国无历史正是指这一点。如果改良或改革可以称之为某种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左翼运动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所有这类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仅此一点，便可以知道中国社会究竟有多少左翼运动的土壤。就拿四十年前最近的这一次改革开放来说吧，最初主持者也是一番雄心，意图进行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改革。邓小平甚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的口号，但最后竟连口号“公布”都没有可能。当年的《世界经济导报》曾试图打“擦边球”，请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以此题字，制造“木已成舟”的事实，遭到李的断然拒绝，理由就是“中央不同意这个提法”。现在有人责怪邓，缺少“临门一脚”，其实邓根本就无能为力。
在一个缺乏左翼土壤的国家和社会，全民意识形态集体向右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中国人集体价值观离左翼太远，离右翼很近，有时离极右翼仅一步之遥。中国是全世界拥有右翼意识形态人群比例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美国人的右翼比起中国人，那是小巫见大巫了。美国人的右好歹还有底线，中国人可以极端右翼无下限。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意识赤裸裸表现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且不加掩饰。对人命的漠视、对底层人群的苦难，社会的知识精英阶层可以完全视若无睹，有时甚至助纣为虐。在当今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不去主张左翼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却大谈右翼“保守主义”，迹近于某种思想“堕落”。中国的顽固保守传统已经够厉害了，社会的强势集团不需要你们的道义“救助”，他们早已经活在人间天堂里了。
最近这三十年来，国内出版界在引进方面几乎全部被西方右翼控盘。由此造就了一代一代口吐西方右翼“宝典”的各类模仿家，人云亦云，一个个都自以为光鲜夺目、傲然于世，不以为耻、欣以为荣。这种状况的出现难道没有当局在后台的有意为之、推波助澜吗？中G是一个靠意识形态起家的高手，新闻、出版从来都在他们的牢牢掌控之中，出什么书、出谁的书，他们比谁都清楚。当局正在竭力打造他们的意识形态新长城，传统国学加西方右翼保守主义就是他们最需要、最得力的意识形态“帮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意识形态早就“滚”一边去了，更遑论西方现代左翼那套“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博爱”的意识形态。内外兼修，中西合力，一批批符合其需求的右翼知识分子正在茁壮成长。同时对一些稍有左翼思想倾向的人极力打压。前不久，北大一个小毛左在广州参加某个社会运动时被抓，就是一例。某些年轻的毛左一不小心很容易转变为真左。当局对此是“露头就打”，毫不含糊。左翼成了当局真正的敌人，相反对那些鼓吹保守主义的右翼当局则是呵护有加。这绝非中国之福！一个健康的社会，左右翼都应有他们的生存空间，各个利益集团都应有其意识形态代言人，以此保持社会发展的生态均衡。厚此薄彼乃至“兴右灭左”的结果是社会日益走向极端，最后导致社会无可挽回地爆发革命。所以不要认为鼓吹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必然导致革命（欧美社会自由主义力量异常强大，他们爆发革命了吗？），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利益分配重大失衡，且长期得不到纠正。一味鼓吹保守主义，阻碍社会迟迟没有出现必要的改良，最后反而容易诱发革命。历史上此种先例不可胜数。“告别革命”的最好途径是奉行进步主义，不断进行社会改良，积跬步以致千里。
日前看到资中筠先生的一篇文章：《重返维也纳》。里面讲到堂堂西方发达城市维也纳竟然有不少住宅没有自用浴室，甚至几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中央供暖更待普及。资先生写道：“有一项“旧貌”令我惊讶的是电线都暴露在外，从房屋内引出的电话线密密麻麻如蛛网一般，不但影响美观而且危险，没有想到在这点上，维也纳竟是如此落后。而北京差不多十年以前就开始把电线埋入地下。”看完这一节，真有点大涨国人志气。如今中国的沿海发达城市在硬件方面已经不输给谁了吧？但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光有硬件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就好比某些中东阿拉伯国家，硬件现代化水平恐怕比我国还高，但有谁会真正羡慕他们呢？他们也绝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身体进入现代，脑袋还停留在前现代，这种分裂的最后结果必定是现代化进程的夭折。如此巨大的反差和矛盾没有一场持久的“人文启蒙运动”是无法克服和解决的。而真正的人文鼎革，最需要祛除的正是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基于等级社会的“前现代右翼”底色。一面书写着尊严、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左翼光辉旗帜在中国大地高高飘扬之时，才是我们庆贺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的巅峰时刻！
（吴菊生2018年2月16日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