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夜班火车从伊宁到乌鲁木齐，在领馆巷旁边找了家维族咖啡馆坐了一下午，再坐当天最晚一班飞机离开，这一趟 14 天的新疆之旅就结束了。
工作之后，我也用年假或离职的空档去了很多地方，但这一次，从床底下掏出大学期间买的彩色登山包，一个人出发去新疆，随机地在路上结伴再分开，才是我离18岁的自己最近的一次。
近十年里，我觉得自己像一株疯狂生长的热带植物，在相对短的时间里，从一个又一个平行的世界里拼命地汲取养分，但与此同时，每一段生命体验不尽相同，堆叠在一起，又显得断裂。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将世界秩序完全打乱，我的个体生活也经历了一场最为彻底的断裂。一年多里，时间轰隆隆地滚向前，痕迹消失，大部分人的生活继续，而我一直在断层里躺平。
这个社会的节奏太快，很多突然抛出的问题还没找到答案，我懒得急匆匆地追着他们跑了。这一次的新疆之旅，对我来说，或许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时间流逝缓慢、疫情痕迹鲜明的空间，慢悠悠地找一找答案。
关于新疆
在喀什青旅的天台上，我和几个路上认识的朋友喝酒聊天到凌晨三点半，风很凉，木桌子上凌乱地摆放着一堆瓜皮、几块碎馕，还有七个空的乌苏酒瓶。我们望着对面黑漆漆的脸，达成共识：新疆，是在中国旅行的最后一站。
我很早就想来新疆，但总想等着空出更长时间再说，成为记者之后，我更变得更谨慎，这里有太多我感兴趣的人和事，总觉得应该准备好了再来，所以行程一拖再拖。这次为期半月的旅行结束，我依然觉得没有准备好，但也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对于新疆来说，哪怕我离当地人再近，也只能是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想起 clubhouse 的讨论中，有一些爹味十足的人说道，“我去新疆旅游过，我知道那里的真相。”现在想来，这句话实在是傲慢，生活在这里的人可能都没有权力说这句话吧。在这片复杂的土地上，所谓的真相有许多张不尽相同的面孔，我们只能窥见一二，并不断提醒自己，这只是无数切片之一。
在乌鲁木齐飞往喀什的航班上，我旁边坐着两位老师，一位是从业几十年的阿姨A，一位是即将入职的姐姐B。B来自喀什地区的一个小县城，新疆政策要求，必须取得普通话证书才能当老师，但当地普通话考试的名额非常有限，无奈之下，她学着朋友，自己去内地考试。这是B第一次去内地，她辗转几趟大巴，再坐飞机到苏州。待了差不多一周，B就感觉待不下去了。“艹，饭都要给我吃吐了”，她皱起眉头吐槽，那里没有水果，没有好吃的牛羊肉，零星几家回族人开的餐厅又贵又难吃。考完试，B立刻踏上返程，为在县里找一份教职做准备。B说，2009年之后，推广普通话的力度变大，所有的老师必须会讲普通话，学生在学校里只能说普通话，维语的书会被没收，有些小孩甚至不会说、写维语了。
A回忆，1990年，她刚成为老师时，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我问她，这种变化会不会让她不适应，她慢悠悠地回答，“肯定会的，但是没办法，为了发展。”几秒钟的沉默之后，她补充了一句，“哎，都会好的。”接下来的航行中，B一直在向A咨询如何申请内地的普通话考试资格，她的侄女也将成为一名老师，但在新政策面前，这名从业近三十年的老教师也毫无经验。
在新疆，汉语的普及率非常高，除了老人，大部分人都会讲汉语。像那位老师说的，为了发展。一路上，除了帕米尔高原上的年纪大的塔吉克族人，维族、回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的新疆人基本上都能说上一两句普通话。
带我们走独库公路的维族司机帕祖拉原本也不会讲汉话，但他在库车当地的工地上干了一段时间后，也慢慢学会了一些。工头和工友几乎都是内地人，先开始，他完全听不懂他们说话，后来一个词一句话地学，现在还会说几句语调飘忽的四川话。后来，独库公路成为热门旅行路线，他凭借勉强能沟通的普通话，给汉族游客当包车司机，一天赚几百块钱。
位于南疆的喀什算是民族文化保留相对完整的地方，但在如今的大街小巷，维语和汉语在招牌上碰撞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火花。应该是从 2012年开始，全城要求店铺招牌统一用双语，很多维族人将店名直译过来，成了“蹩脚的当代诗歌”，甚至是“大型行为艺术”。“男人趣味理发艺术”、“美丽的心缸子肉店”、“饭锅拉面馆”、“再来一吃干果批发零售店”……
这些奇奇怪怪的店名变成段子流传到内地，网友评价“用词直白又抽象，却意外获得了一种陌生的文学性”。
离开喀什，其他地方的招牌上就很少再见到本地民族的痕迹了。到伊宁时，同行的铁岭小伙儿滚爷开玩笑说，“欢迎来到四川东北结合部”。满大街的川菜馆，跟东北相似的灰粉或土黄色楼房，德克士、名创优品、茶百道以及各种山寨的连锁店铺依次出现在视野里。
我们走进一家蜜雪冰城，开玩笑地问其中一个汉族店员，为什么招牌上没有哈萨克族的店名？对方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嗓音提高了几个分贝，“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两种语言？”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默默坐回去听了一遍主题曲，“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
这一路上，从省会城市乌鲁木齐，到南疆重镇喀什，再到国境边缘的帕米尔高原，随处可见红色的横幅和宣传语牌，“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大街小巷里，本地人刷抖音、插红旗，外地游客头戴草帽、身披丝巾，买下一件件产自义乌的旅游纪念品。
政治和资本一样，都是不可抵挡的浪潮啊。
关于旅行
这次的旅行，充满了随机性。
最开始的计划，是和豆瓣上认识的一个女生一起徒步喀纳斯，我买好登山鞋和冲锋衣，收拾好一个背包的简装准备出发，她的航班却因暴雨取消，整个行程推迟。落地乌鲁木齐的晚上，我绕着主城区的街道转了一圈，第二天清早，认识了同房间的女生安，于是又带着她把昨天的路线走了一遍。第三天，组队走独库公路失败，我和安等另一个网友小乔落地，相同的路线走了第三遍后，立刻买当天的机票飞往喀什，改为从南向北游玩。
接下来的组队变得迅速起来，一顿饭的时间，六个人的“帕米尔小分队”成型，第二天一早办边防证，中午租车，立刻走上 314 国道。三天的行程结束后，坐在青旅的天台喝酒，隔壁桌大吼了一句，“谁要走独库？”我回应了一句，认识了滚爷，隔天我们就在库车见面，拉上青旅门口刚认识的姐姐，开始了三天的独库公路之旅。跟七个陌生人挤一张蒙古包大通铺，跟维族大哥大姐打牌喝茶开玩笑，跟认识不到三天的朋友聊心事、闲逛、看电影……这些惊喜，都是随机的旅行带给我的。
离开的前两天，最初结伴徒步的那个女生也到了伊宁，我们没见面也没打招呼，我只是给她的朋友圈点了个赞。她发了一段加缪的话：
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惧。旅行者远离了家乡，一种模糊的恐惧随之而来，他本能地渴望旧环境。正是在恐惧中，你变得敏感，外界的轻微变动都令你颤抖不已，你的内心再度充满疑问，要探询自身存在的意义。人类的所有知识、情感、精神世界，不都因这追问而起？
14天里，心情最复杂的时刻是天台喝酒那晚之后。那天晚上聊了很多，说话声和着歌声流动。我放完蛙池的《河流》，又放寸铁的《旅途愉快》，接着几个人又胡乱唱起朴树的《那些花儿》和张震岳的《再见》。凌晨三点半，青旅工作人员三番五次的催促之后，我们彼此道了一句“睡吧”，就晃晃悠悠回了房间。旅行路上的聊天就是这样，可以聊很多，可以聊很久，但也随时可以停下来。
第二天早上八点不到，同行的伙伴们还在睡觉，我一个人背上相机去古城闲逛。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只想一个人待着，不想再和这群旅伴见面，也不想加微信。对我来说，最完美的告别，已经在昨夜完成。（再多见一面，再多写一句，都是多余）
在随机的旅行里，这样一个夜晚弥足珍贵。之前好几年，我都不太喜欢这种旅行方式，刚住进青旅的时候，也如预期一般失望。现在坐在这里的人，和我大学期间在青旅遇到的人没有太大差别，组成部分几乎还是毕业旅行的学生、辞职的打工人、流浪的文艺青年……
喝酒的时候，我和小林吐糟，我们的背包旅行启蒙，大多是从小鹏或大冰开始的（我觉得很羞耻，但小林说他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顺着这跟藤蔓，再读到更多公路文学、听摇滚乐、去更多地方。但很快，资本如浪潮翻涌，情怀被消费，旅行成了万灵药，毒鸡汤从丽江流向大理、青海、拉萨，但依然有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加入这股浪潮。或许我们都一样，是被收割的对象，只是如今的形式显得更加赤裸裸。
和小林一样，我们不会再充满热情地跟青旅里的人搭讪，很少对陌生人产生强烈的好奇，碰到侃侃而谈的“资深驴友”可能还会有意地避开。对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人，是坐在角落里的，沉默的，不经意间才打开一道缝隙，露出一小段真实的人生。
相遇，然后分开，就足够了。
关于生活
可能是因为穷游，一路上很少遇见“内卷”的人。我不知道是毒鸡汤洗脑太彻底，还是他们真的想得通透，在青旅遇见的大部分人都不太会为工作和金钱焦虑。毒鸡汤是不负责任的，它鼓励可怜的都市人“放下一切，说走就走”，但不会告诉他们，出走之后，生活该怎么继续？
但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有人选择从一个地方漂到另一个地方，不停地寻找新的落点；也有人打算旅行结束就回归现实，拼命加班，攒钱攒时间再出来玩。不管是哪一种，或许都比困在大厂写字楼里，为人事斗争苦恼，为升职加薪担忧的人要开心一些。
成为所谓的自由撰稿人和自由导演已经一年多，其实大部分时间躺在家里看书看电影，偶尔也会焦虑，但更多地是担心自己不再产生社会价值，而不是来自与同侪的比较。出来旅行，见到形形色色的人，这样的焦虑变得更淡。
分别之际，我才大概了解到同行伙伴们的年龄和职业。安是酒店行业的，小乔即将成为一名临床医生，小飞在深圳做房地产销售，小林刚从杭州一家影视公司辞职，小汪当过兵、干过销售、做过健身教练，行程结束就立刻去阿图什找活儿干……这样几个不同行业、不同成长背景的人，随机地聚到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路。
聊到各自的领域时，大家都能讲出很多有意思的事，说起烦恼，各行各业又差不多。原来大家都一样，都有苦闷失眠的夜晚，也都有闪闪发光的时刻，没有谁比谁更高级，没有谁比谁更了不起。
滚爷是这趟旅行中和我聊得最多的人。他是生于1997年的铁岭小伙儿，在上海工作一年，攒下了近三十万，留出学费和生活费之后，用剩下的钱开始他的“东游记”。他很明确地说，自己的目标就是做一个成功的商人。
我问他，出来玩这么久，或者留学几年，会不会担心自己远离国内的市场，从而被甩在后面。“我有一种迷之自信，我之后肯定能赚大钱。”他憨笑了一下说，最想做的事情是去荷兰学习农业，再回中国创业，实在不行，回老家卖水果也能活下去。
他让我想到大学期间的旅伴们。那时候，我们一群人逃票玩大西北，骑车环台湾、青海湖、再走陆路去拉萨，去尼泊尔，每个人都是意气风发的模样，未来无所畏惧。但这样的状态，或许只能属于那个阶段。
2015年暑假，我和一个骑行的伙伴从八廓街走去拉萨大桥，接另一个骑行川藏线的朋友。他说，想趁着自己还年轻，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了，30岁之后就要稳定下来了。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划下的这条线，过了30岁，人好像就应该变得现实。但如今，十年之期快到，他确实像规划的那样，进入互联网大厂，升职成为高管，或许还会在一线城市定居，过上稳定的中产生活。
先开始，我会问路上遇到的年轻人，你想过自己30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吗？你觉得自己会变吗？但后来觉得，这样的问题实在没必要。一定会变的。改变是人生的常态，关键在于，这些改变是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谁来告诉你，这个年纪就应该如此。
我很自豪，但也常常拿来自嘲的一点是，我从来没有什么职业规划，做什么都是野路子，同龄人晋升管理层时，我恨不得再换一个新的领域，从实习生做起。但这些看似断裂的生命体验，似乎在不断地被内化，由一条看不见的细线紧紧联系在一起。我想做的事情，想要走的路，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
在伊宁的最后两天，我不再去想意义之类的破事，生活开始向我展露出最接近其本质的样子。
我和滚爷没去赛里木湖，也不打算去看霍城薰衣草。睡到中午，把堆积的衣服扔进洗衣机，再骑车到附近的“银河电影乐园”。电影院停止售票，我们就死乞白赖地求工作人员给我们弄了两张手写票，走进影厅，才发现弄错了影院和场次。出门喝了杯蜜雪冰城，乐呵呵地聊了些有的没的，买了两瓶AD钙奶，最终还是看上了期待了很久的《热带往事》。
电影结束后，我收到了SOPA获奖的消息，一边吃手抓饭，一边给编辑写了段文邹邹的获奖感言。这是一个期待了很久的奖项，2020年一整年的苦闷和压抑似乎都找到了出口，像是默默努力了很久，终于被看见了。但在餐厅得知消息的那刻，我突然又觉得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我很快地写完了感言，立即放下手机，埋头吃抓饭。那一刻，更重要的事是，好吃的抓饭与伊犁河的落日。
官方账号发布那则感言的时候，我应该正骑车穿过喀齐赞老城的街巷，刚到伊犁河大桥上，太阳就散发着一道道金色光芒，缓慢地沉入河底，旁边的摩天轮闪着彩色的灯光，不俗气，很温柔。
天暗下来之后，我们骑车回青旅，一边骑，一边唱歌。滚爷喊了一声，“嘿”，我接着唱，“我的朋友……”他回头笑了一下，“我艹，这你也能接上。”
不得不说
关于旅行和生活的部分还是写得矫情了
照片懒得修，配图也不够认真
但这14天的旅行很真实、很沙雕、很愉快
不需要用更多的图文加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