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一朵、立云

唐正琪静静躺在东京一家医院的病床上,靠人工呼吸机维系生命。她身患严重的结核性脑膜炎, 已失去意识一个多月。此前一次手术,正琪从大脑到腹膜被插入了一根管子,以缓解脑积水症状。医生报告说她的脑干功能几乎丧失,仅大脑还保留着一些功能,能检测到脑电波。

这个25岁的女孩看上去同许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没什么不同:在语言学校学日语,准备申请日本的大学,在N1考试结果出来后,开心地宣布“散步成功”。(N1是日语能力考试中的最上级,散步成功是考生之间『通过』了的暗语)。她的小名叫琪琪(キキ),和宫崎骏动画《魔女宅急便》里离开父母到异地做魔女修行的主人公名字一样。她的微信头像是水彩画的红裙女孩,朋友圈的封面是自己捧着樱花的背影,她在朋友圈说想吃水果捞,日常会更新在日本看到的海边日出、神社、老爷爷老奶奶开的小小和食店,偶尔也发几张自拍。不幸的是,她遭遇了全天下父母最害怕在外读书的孩子发生的事。2021年4月30日,她因病倒在独住的公寓里,直到那时,日本的老师和朋友才知道正琪的身份——一个维权律师的女儿。

她的父亲唐吉田是一名维权律师,曾为艾滋病受害者、三聚氰胺受害者、土地被非法征用的居民等弱势群体辩护,2010年被北京司法局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吊销了律师执业执照,此后一直被国保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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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电视台播放有关人权律师唐吉田与患病女儿唐正琪的节目。图:NHK报导节目的截图

得知女儿出事后,唐吉田买了去日本的机票,尽管此前他想前往香港看病被拦住了,朋友也告诉他有98%的可能性走不成。“我必须要试,我多走一步,就离孩子近一步”。日本政府出于人道主义为他紧急办理了签证,唐吉田也动用各种关系询问国保能不能让他出境看望女儿,又在5月19号去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信访材料,都没有回音。

“我是抱着一定能走成的愿望的。”6月1日,唐吉田启程,计划从北京飞福州、再飞东京,不料在北京大兴机场就遇到阻拦。厦门航空的工作人员不让他登机,因为福州边检通知他们“唐吉田不符合出境条件,坚持去福州还是会在下一个行程被拦下”。此时登机时间已过,但在随行的日本记者的帮助下,唐吉田据理力争,登上了去福州的飞机。朋友开玩笑说他享受了“VIP待遇”,因为中国有一些航班迟迟不起飞不是因为天气原因或空中管制,是重量级人物拖拖拉拉不登机。

唐吉田渴望离女儿更近一步的愿望在翌日破灭。抵达福州机场后,他被边检带到问话室,警察和一直跟着他的便衣模样的人交流后,口头向唐吉田宣布,“依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五项(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之规定,不允许唐吉田出境”。厦门航空的工作人员甚至撕掉唐吉田的登机牌扔进了垃圾桶。

唐吉田带着撕碎的登机牌回到北京。6月28日,他通过视频通话看到了女儿的脸。“好好休息,好好治疗,快点康复,希望能早点看见你”,电话刚一接通,唐吉田就开始抽鼻子。正琪似乎对父亲的呼唤有了些反应,眨了眨肿胀的眼睛。但她的眼神依然显得空洞,无法聚焦。2100公里外的父亲,用手揩去了眼角的泪。

正琪倒在东京的独身公寓里

4月30日晚上9点,阿古智子来到正琪公寓门口,她收到唐吉田的消息说已经几天联系不上正琪。此前,正琪告诉唐吉田自己身体不太舒服、不停咳嗽。他觉得情况很不妙,急切地拜托阿古智子去女儿公寓看一眼。

阿古智子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做现代中国研究。2000年代,阿古在北京驻日使馆做专门调查员的工作,结识了许多维权律师、调查记者和学者。2008年,唐吉田作为主要发起人,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直选。阿古智子由此结识了唐吉田,她经常询问唐吉田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分析,“他了解中国内部的权力机构,唐吉田的话是比较能够相信的”。正琪要来日本留学,唐吉田便拜托已经成为朋友的阿古照顾女儿。

阿古智子来到公寓,一边拍门一边叫喊正琪的名字,都没有回应,无奈下她找到附近的值班警察,警察一摸门下方的通风口,发现有热风透出来,猜测里面开了暖气,人肯定在,于是他们持续呼唤正琪。过了一个小时,终于听到了一个小小的声音说,门口的信箱里有钥匙,又说出信箱密码。他们推开门,发现正琪倒在门口附近的地板上,已无法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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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琪的房间。摄影:立云

阿古智子和警察马上拨打了救护车电话。“她身体很弱了,意识也有时候不太清楚,一会儿说要睡觉,一会儿就说腰疼头疼,又觉得很冷,她受不了了”。阿古说,4月底的东京很温暖,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正琪一定是身体很弱了,才打开了空调。

救护车很快赶到,但疫情导致病床紧张,尽管正琪的COVID-19核酸检验为阴性,但她的外国人身份、发烧症状、以及患传染性结核病的可能,都让普通医院避之不及。正琪在救护车里等了快三个小时,救护人员则逐家询问医院,兜兜转转三个区,终于找到东京中央区一家医疗水平非常好的医院愿意接收她。

那天,阿古智子等到医院做完所有检查,已是早上六点半。唐吉田整晚都坐在朋友家的床垫上等消息。确认女儿入院后,他心才放松一些,稍微歪了一下身子,打了一个盹就天亮了,“那几天都联系不上她,心里不踏实,睡不好”。

今年她必须要考上大学

知道阿古一宿没睡,刚住下院的正琪给阿古发消息让她好好睡,多喝热水。“她自己生病还担心别人”。

“比较自立,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这是阿古智子对正琪的印象,“唐吉田也是的”。阿古说,喊正琪来家里吃饭,三次里有一次是不来的,“她不愿意给我添麻烦”。阿古知道正琪家经济条件不算太好,问她要不要住到自己家来,可以省钱,正琪拒绝了。

自2019年春正琪独自一人到东京留学以来,都是过着平日在语言学校上课、周末在麦当劳打工的生活,一小时大概能挣1200日元左右(约为70元人民币)。她在东京租的公寓是日本户型里最便宜的1R(指卧室和厨房没有隔开的单间公寓),位置在东京23区里最边缘、房租最便宜的葛饰区,这间大约20平米的公寓月租是6万日元左右(约为人民币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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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琪和阿古智子的合照。图:受访者提供

正琪曾告诉阿古,自己想要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特别是研究贫困地区的女孩,因为她们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她在申请大学的志愿书上写到自己想创办一个支持女童就学的NGO。因为有社会学和心理学专业的大学数量有限,加上虽然正琪已通过N1考试,但许多大学还要求英文成绩。语言学校的签证只有2年,正琪在2020年度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今年她必须要考上。

语言学校的班主任、父亲唐吉田、阿古智子印象里的正琪,都有一个一致的特征,就是爱读书和学习。许多中国孩子来阿古家,知道阿古从大学本科开始学中文,又在香港大学修读了教育学的博士课程,中文很流利,所以都不说日语。但正琪都尽力和阿古说日语,“我用汉语和她说话,她回我日语的”。

2006年,唐吉田到深圳工作,正琪跟着爸爸從吉林延吉转学到深圳读了一段时间小学,住在离福田口岸很近的城中村里。“她比在老家的时候开心,很兴奋,突然从延吉这个偏远的城市,到了深圳这个城市,确实是五光十色”。而正琪最喜欢的地方是家附近的书城,有时唐吉田也会带她去深圳中心书城,“她看书很投入,我叫她,她都听不见”。科幻童话、历史书、武侠、言情她都看,“躲在屋里打着手电筒看书,以至于把视力弄得下降”。语言学校的班主任也说正琪从来没缺过一节课,课上都很认真,拿到了语言学校发的全勤奖。

刚入院时,正琪也还能给父亲发消息,说自己向医院要了轮椅,想适当活动保持体能,“那不废了”。她和父亲说,这是一个教训,应该要多注意身体的。“她说她还年轻,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还让我注意身体,因为我有过病受过伤,身体条件不太好”。

2011年2月,在中国茉莉花革命之后,唐吉田被非法拘禁20天,在冬天的北京,审讯的椅子背后开着空调冷气,又被剥夺睡眠,没有充足食物,唐吉田流鼻涕、发抖、咳嗽的痰里出现了血丝。3月被送回延吉时,他身体十分虚弱,体重掉了30多斤。“琪琪妈说我是从炼人炉里捞回来的”,熟人在街上碰到都说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在延吉市医院,唐吉田确诊患上了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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