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把预期降低，把它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就不会有太大的失落，甚至还会有一些小庆幸——毕竟我们还是有寒暑假的。”
采访 文 | 小北
“青椒”是网络上对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这是一个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比例高达62%的庞大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寒窗苦读二十余载终在高校谋得一席教职。这个被外人期许的职业，其实有着难以形容的生存压力和职场规则。
有人如此描述过一个普通“青椒”的一天：
早上起来，看书、查资料、写论文和投标书，抓紧完善由老教授或教研室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中午“随便吃点”，花一个多小时抵达学校，完成下午3个课时的教学任务，下课后还得赶在财务、人事下班前“把提前在家黏好的发票送去报销”；晚上回家也不得清闲，上传教学课件、回复学生邮件，真正能坐下来看看书、写写字已是深夜。让外人羡慕的寒暑假，其实并不能放心大胆地休息，需要准备调研或论文。
如此紧张的日程安排，其实主要来自背后的考评压力。从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到教学评估，再加上同龄人普遍面临的结婚生子、买房养家等难题，让他们成了不上不下、境遇尴尬的夹心层。
“严酷的学术生产体制对大学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构成了致命的生存压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曾在一篇名为《压迫性体制促学术GDP》的文章中评论和预见了量化考评管理的问题。在他看来，进入2010年代，学术似乎不再是韦伯所言的神圣的志业，而仅仅是谋生的职业。真正的变化从1990 年代中期开始，管理阶层认为人都是懒惰的、自私的，需要一条鞭子不断在后面抽，让他们勤奋起来。于是所设计的体制规则一是奖勤罚懒，二是优胜劣汰，三是锦上添花，四是赢者通吃。按照这种标准和逻辑，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学术GDP。
近十年来，“青椒”群体面临的最大体制变化来自“预聘制”。简单说来，高校青年教师不再是“铁饭碗”。2014年开始，“两校一市”（北大、清华和上海市）试点施行预聘制，此后各大高校陆续开始实行预聘-长聘制，要求教师在预聘期内完成考核，否则便只能离开，这一制度被简化为“非升即走”或“非升即转”。201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准聘与长聘相结合”的政策导向，预聘制成为国内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
在发生了某高校极端事件后，互联网上针对高校青年教师的讨论，往往都基于“非升即走”。但是，这个词并不能很好的概括教师们真正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心态。在访谈中我们发现，“编制”、以及相应的福利待遇才是更关键的制度因素。
当代青年教师的工作环境究竟怎样？在新旧制度交替中，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遇到哪些变化？青年教师真的成了“学术论文生产机器”吗？转向预聘-长聘制后，高校教师还是一个值得进入、让人向往的职业么？我们采访了两位高校青年教师，希望从中窥见“青椒”的生活现状。以下人名均为化名。
陶舒：各高校政策差别大，幸好我遇到了懂行的领导
上大学时，陶舒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她喜欢阅读和研究理论，喜欢实地田野调查，也喜欢这个专业“抽离而关怀”的视角。大三时，她去香港做了交换生，进行了高强度的阅读和写作训练，她发现研究本身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于是有了走学术道路的想法。在和老师讨论后，她前往美国读博。
当时的她如此规划未来的道路：读完博士就去做大学老师。她觉得那是一个轻松的职位，不用坐班，工作也比较有弹性，有较多时间和年轻人接触，课堂上能讲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等她真正成为一名高校教师之后才发现，现实与想象大不相同。
陶舒回国时，国内各高校已陆续开始教师体制改革。要在以前，老师不必写论文，时间待够了就能直升副高。而现在，需要经过预聘考核，也需要保持一定频次的学术产出才能升职。而且，各个学校的具体政策也不同。
陶舒最初去了南方某高校，那里当时正大量招聘专职副研究员。所谓专职研究员，就是只做科研，没有任何教学任务，签三年的合同，期间可以随时辞职。这里的专职（副）研究员没有编制，学校招聘的研究员远远超过它能够提供的编制数量，往往只有1/10或者更低比例的人通过考核而入编。
简单说来，编制，相当于政府机构和高校等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由财政全额或差额拨款。某单位经上级政府批准后的编制规模，不能任意增加。
当时的陶舒，对入编这件事并不在意。她回国的时间不巧，是7月，而高校一般秋季招聘，走完流程则往往要到次年下半年，这意味着按通常情况，陶舒得被迫空出一年，但她并不想中断她的学术研究，这里的政策给了她在这一年内持续做学术的机会。
不久，另一位朋友给她推荐了华东地区某高校的机会，那里进入就有编制。但这种编制不是以前事业单位编制的“铁饭碗”，而是主要保留编制和福利，有6年的预聘考核期，通过后可升为长聘副教授，非大过不会被开除。
让陶舒惊喜的是，该系的两位负责人都和她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中见过。那次会议只有4个人，陶舒与两位负责人俱在其中。陶舒于是写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她博士所在的美国大学排名不错，本身也有一定的学术成果，在简历通过后，她前往华东进行招考，且通过了。
“现在高校因为各自在尝试教师体制改革，所以政策上非常多样而复杂，大致分三种。一种是进入就有编制，不出大错，别人就不能开除你，这种工资一般不会太高，需要加课时费和年终奖算总账。另一种就是我去过的南方某高校的政策：不进编制，也不需要上课，科研限定也很低，在一年或者三年里发一篇期刊论文就可以了，要求很容易达到，但往上想进编却很难。可能的情况是，为了一个职位招10个人进来，那样竞争压力就很大，不止是跟自己比，还要跟其它9个人比。而我来的华东这所高校呢，介于二者之间，按编制进来，福利和薪酬也还不错，但考核也比较严格。如果我的科研水平跟不上的话，它是可以让我们走人的。”
显然，编制在整个考评过程中仍会提供较强的稳定性。通常而言，当有编制的教师从预聘转为长聘之后、在完成学术考核的状态下，仍是从前“无大过不开除”的状态。而编制所享受的福利，如子女入学、幼托、公租房等，也比普通企业员工更优。
“那么，考核标准本身合理么？”我问陶舒。这是网络上争论的焦点。一种观点认为，标准本身容易变成KPI，学术研究进入内卷，老师成了生产论文的机器。而反方则认为，企业里各个部门都是KPI，为什么教师职业不能KPI呢？
陶舒想了想，回答说，“科研方面，每个学校不一样，每个专业也不一样。我比较幸运，我的领导是懂行的。”
陶舒的领导在院系内部制定了一个记分标准，系里的老师可以根据这张标准表对照自己所发的论文、所出的书能获得怎样的分值，进而进行综合评估。领导对陶舒她们的要求是：不要灌水，不要拼数量，要做一些有价值的学术内容。如果是发表在最好的期刊上，那么哪怕只出一篇，也是可以的；如果不能在最好的期刊发表，那就在数量上多发一些，也可以。
清晰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系内良好的学术氛围，同系的人不需要基于某些国家级/省级的课题竞争，也不必琢磨着参评一些奖项，以增加考核的筹码。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学术，而且，因各自研究方向不同，主要是和自己竞争，无形中减少了相互冲突的可能性。
“我们系特别佛系，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学校说最近又要报某某‘千人’计划，但系里没人愿意去，都觉得填表格很麻烦。学校只能开党政联席会议，由领导推人，谁适合谁上。”
但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是这种氛围。陶舒坦言，“国内学术界的制度化还是任重道远的”，很多时候，一位教师身处的环境，由一些偶然的因素决定的，比如领导是不是懂行，他有没有足够好的学术视野，招来那些做有价值的研究的学者，他是不是有话语权等等。
陶舒所在院系所形成的记分标准，在学校其它院系中就不存在。如果学术共同体内部不能形成一个细致的标准，那就只能依靠外部审核。比如追求发文数量、论文发在什么子区、影响因子等，这就容易引导教师追求量化指标，因而出现灌水行为，也容易进入内卷状态。
陶舒对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一段话记忆犹新：“人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工作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功利性的工具，它只是人用以谋生的手段，而不再是展现人之为人、与他人不同的那一面的一种手段”。这句话后来也引导着她做出成为大学教师的决定，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陶舒做学术做了10年，不久之前，她有一篇论文被一个很好的期刊采纳。那篇论文，她写了整整6年。
陶舒做的是关于中国的区域研究，而论文通常会发表在外国期刊上，审稿人往往也是外国学者，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有限。如果审稿者的判断与陶舒不一致，往往不愿意刊登她的论文，这样她的努力可能会白费。
除了完成学术任务，陶舒每年还需要教两门课，平时还有一些行政事务需要处理。有时候她感到很累，当她们搬到一个更大的办公室时，陶舒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我要买个懒人沙发，累了就可以抓紧时间休息一下。不过，“累也是间歇性的，闲的时候我也可以去看看网络小说，或者今天熬夜，明天不用上课，我可以睡个懒觉。目前的状态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做自己想做的学术，有比较自由的时间。”
有同学问陶舒，“现在还建议年轻人进入高校，成为一名青年教师吗？”
陶舒会把困难告诉他们：需要付出努力、展现价值，才能获得进一步向上的可能。“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学术，如果有想做的课题，那么就去坚持。没有什么事情是躺平就能够获得好的结果的。”
对于未来，陶舒也没有那么确定。学校最早实行预聘制的一批老师，在不久前才转为长聘。如果6年期满没有完成任务，可以再延期一年。但变革期的政策变化也很大，晚她一两年进来的教师就不再是入职即有编制了，因而她也不确定，在她考评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她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把应有的考核分数达标，为未来打下一个可量化的基础。
张呈：这不过是一份清贫而普通的工作
成为教师后，张呈也感到实际生活与预期大不相符。在国内读完硕士后他前往美国读了硕博，一读9年，在这期间养成了自己的研究习惯、工作方式，自然而然地进入高校成为了一名老师。
和陶舒经由朋友推荐找到合适的学校不同，张呈是经由公众号和学校官方网站获得招聘信息，并进入招考程序的。以他的经验而言，从QS世界大学排名前200的学校回国的人，基本都能获得面试资格，而一些比较老牌的学校如复旦、华师大等，还需要看面试者过去发表的论文，以考察其学术水平。经过半年多的招聘程序，张呈进入上海一所高校任职。
张呈本以为这会是一份悠闲的工作，只需上上课，写写论文就好了。但实际上，成了高校教师后，张呈很难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做研究。
张呈所在院系的行政要求比较繁琐，各种申报审核的流程也复杂，常常来回往复会消耗不少时间。他还要参加各种党建活动、思想培训。每周要教6～8节课，而且，所有课程都需要他从零开始写提纲、讲义、做PPT，这使得他非常忙。
而这种忙碌却又和他们的考核基本脱钩。“完成学校要求的事情并没有用，因为考核还是会看论文情况。”张呈每天下班后，会处理邮件、备课、准备项目或者写论文，寒暑假时也很少能够放心大胆地休息，往往放松一到两周，就继续准备调研或论文。能够全身心创作的时间，也只有在寒暑假，此时没有日常事务干扰。“论文考评标准一年比一年高，我们每年年终的时候会需要交总结，进行每年考评，如果当年考评不过，会有警告，也会对应扣除一定比例的工资。”
在个人生活方面，张呈如此总结同龄人的共性：一名高校教师，如果没有在博士阶段就结婚生子，那么，进入高校后反而会延迟他们生子的时间（尤其是女性教师），因为怀孕会浪费一年的研究时间。尽管有些高校有怀孕延长预聘考核的规定，但在这个变动不可预测的时间节点上，大家都不愿意多用一年去赌。
更大的生活压力来自收入方面。读完博士他已三十多岁，大部分同龄人早已进入企业，在这个年龄段追求升职和更高的薪酬，而张呈却才刚刚进入“职场”。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他的月薪不过六七千，实在不算高，尽管没有成家，但上有父母，想到未来也不免焦虑。
“进入高校后，还有没有机会跳出来去做别的事？”我问张呈。
“高校教师也有跳槽的，多是降级去差一点的高校，考公和跳去企业的都很少。”张呈解释，“通常大家读完博士，都差不多30多岁了。我们已经适应了学校的整个体系，不论是思维方式，还是做学术或教课。这时候再换工作，去一个陌生的环境，接触完全不同的文化、人际关系、转换赛道，会特别艰难。20多岁跳槽比较简单，到了30多岁再从头开始，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
而外人看中的“稳定工作”，有时也会变成桎梏。有些学校对进入的老师（通常是入编老师）有要求，预聘阶段不能离开。如果想离开，过去发放的工资与福利都要求退回。而如果预聘考核通过，再想跳槽换工作，风险就很大了。
“在考虑高校教师这一工作的时候，人们不能把预期放得太高，比如我是好学校回来的，我一定要折现多少钱，我要年薪50万，这是不太现实的目标。这是一个清贫的职业，是一个可以和青年人亲密交流的职业，可能也是生活相对简单的职业。如果你把预期降低，把它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就不会有太大的失落，甚至还会品尝到一些小庆幸——毕竟我们还是有寒暑假的。”
——完——
作者小北，永远学习进行时，抱着好奇观察大时代下的个体。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