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远文
我回文具厂的时间点刚刚好：如果再早一点，根本进不去；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已经没了。
去年7月，我去深圳出差，办完公事，回了一趟东莞虎门南栅利高文具厂。本来做好了在外面看一眼，怅然离去的准备，没想到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实际上，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厂倒闭了一年，没有人管，我进去四处游荡，往事历历在目。
1997-2001，我在利高文具厂工程部做铣工。在我四十多岁的人生中，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四年。我第一次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成长为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愿意为之努力的人。01年离开之后的十九年里，一次都没有回去过。跟我当初疯狂地想要离开四川乐山东风电机厂一样，离开文具厂（或者说离开工厂）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我不想在一个一眼就能看到头的地方呆一辈子。只不过，这一次我不再冲动，我学会了耐心和自律。
我的记性非常糟糕，不记得哪一天去的，哪一天离开的，甚至哪一年我也仔细想才能想起来，还不敢确认（我离开之后去了堂姐家，那一年发生了911，所以应该是2001年）。很多事情我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些碎片。
感谢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我现在能查到是2020年7月25日回去的。那天我拍了很多照片，想着回头写点东西，但这一拖又是一年。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打磨，以下都是看图说话，写到哪算哪，主要还是想写给自己，留个记录。
1、亭子
这是文具厂外面的一个亭子。那天我从利高文具厂应聘成功，领了工装，还有绿色的塑料饭碗，躺亭子里的椅子上（就好像图片中的那个人一样），浑身放松。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如释重负”，但如此深切地体会这个词的涵义，是在这个亭子里。至今犹记那种松弛下来的安宁和安心，我终于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了，不用担心今天晚上在哪里睡觉。
我后来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过一次调查，问打工仔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不是欠薪，也不是生病，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最担心的是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就没饭吃，没有地方住，本来是可以露宿街头的（广东天气很好），但那时候有治安队，还有收容遣返。
我还记得我在东莞街头，看到一个人躺在马路边，一动不动，我以为他死了，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突然看到他的手指头动了一下，我内心一阵悲凉，不是因为我帮不了他，而是我不知道我哪天也会沦为他那样的结局。在我身上已经没钱的时候（也许还有几块钱），我终于找到了工作，实在太幸运了。
对了，我应聘的车间还有空调，这是一家港资厂（东莞最好的厂是美资欧资厂，然后是日资港资，再次是本地和台资，有些台资厂甚至不如本地人办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园区有三家工厂：国际文具制品厂、利高文具制品厂和达成金属制品厂，同属国际文具集团，主要生产文件夹里的小夹子，东西虽小，据说占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份额。
二、宿舍
这是我住了四年的宿舍。一个房间住八个人，我好像是右下角的下床。同宿舍的八个工友我现在一个人就记不起来，大部分是内地国企出来的工人，我们都是技工，国企是主要来源。隐约记得有个湖北人，年纪比我大，高瘦身材，非常节约，但08年南方水灾，他捐了不少，好像是50还是100元。
我们一般会买一张席子铺上去，买个枕头，再买个红色塑料桶，洗漱用品都放里面。我一直记得厂门口地摊上买的那床被子，军绿色的，给人一种军用品的错觉，其实是黑心棉做的，盖着盖着棉絮就缩到四个角上，中间只有两层薄布，冬天非常冷。其实我不差买一床好被子的钱，后来我一个月能拿到一千出头，但大家都这样，没人会花几十上百元去买床被子。
看着这张床我突然想起来，我们都没有柜子，衣服放蛇皮袋里，蛇皮袋放在床下。书应该是放在床上，沿着墙边码着一堆堆书，越来越多，还蛮自豪的。文具厂期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自我学习。
宿舍旁边的走廊，这就是我当初熬夜看《胡适传》的地方。罗志田先生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第一次知道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别的思想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并由此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我在走廊看到晚上十二点（开灯会影响工友睡觉），告诉自己该休息了，明天还要上班（那时候一天要上十一个小时），可是躺在床上，怎么都无法入眠，于是走出门，继续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下去”。
这是宿舍楼的外景，我住过的宿舍就在最远处那栋楼的三楼靠右边的第二个。楼下不知道放的什么东西，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臭味。
多年后我在新闻上看见过类似的图片，是一个女工跳楼自杀了（右侧是女工宿舍），据说是因为手机发生争执。下面站着人就有利高厂的员工，穿着褐色的工装。
三、饭堂
这是饭堂。饭堂有三个：A饭堂供中高层管理人员；B饭堂供技术工种和基层管理人员；C饭堂供普通工人。我是在B饭堂吃饭。
那时候文具厂有几千人，每到饭点，熙熙攘攘排很长的队。每天中午我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宿舍拿上碗筷去打饭，如果你足够快，就可以早点回到车间小睡一二十分钟，不然下午开机床容易打瞌睡，会有危险。
这是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A饭堂，之前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这次终于进去看了一眼：里面也没啥。
四、工厂
从饭堂转进厂区，一路畅通，一个人都没有。
这就是我上班的利高厂，一栋四层楼的厂房，工程部在顶层。我是铣工组，包含车钳刨铣，另外还有磨床组和加工中心组，我们主要做模具，技术要求比较高。
侧面是一个吊台，我经常站在四楼的台子上，把钢材等原材料和做好的模具吊上去吊下来。
其他地方都没锁门，就工程部锁了，使劲拉也拉不开。很遗憾走到了门口，却进不去。
最后的日期是2019年6月。
看到“5S"，想起现在经常说的“断舍离”，其实这些方法20年前工厂里就讲过了，我觉得讲得更好，只不过用词不符合白领中产的喜好。
工作一年多之后，我从技工升为了领班，我干这行还是干得不错的。
工厂的工作还是让我养成了一些习性，比如我现在就特别讨厌文过饰非，干机械加工这行，错了就是错了，废品就是废品，没有人会狡辩，因为装出来的模具是不对的，甚至根本就装不上去，狡辩毫无意义。
我们打卡是在一张卡片上打，我在给《南方周末》写的一封信上面写过，“我上个月工卡上有314个小时”，即便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一天的工作时间也超过了10个小时。
退而求其次，沿着吊台出口，我钻进了二楼的自动啤部（啤机就是注塑机，我们做好的模具就用在这里），不管怎样，布局是差不多的。
工程部的架构与此类似，经理一般是香港人，真正做事是主管，然后下面是总领班，领班负责不同的组，一般是两班倒。
我的主管叫姓熊，对我非常好，提拔我做领班，鼓励参加自考，借钱给我买电脑，过年的时候还邀请我去他家吃饭。记得升职之前他找我谈话，我以为要谈工作，结果两个人谈了一通政治，痛骂某些人。后来我写过一篇《不如相忘于江湖》，因为我把文具厂的朋友的名字都给忘了。因为这篇文章我重新联系上了老熊，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三年前老熊来北京，我们一起吃了次饭，非常开心，说得最多的是：大家都没有变。
为什么放男厕？因为这是夜班天堂。我们经常去里面抽烟。这也是我这辈子喝雀巢速溶咖啡喝得最多的一段时间。
告别了，利高文具厂。
五、图书馆
这是我看书学习的地方。当地的一个祠堂改建的图书馆。《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就是在这里借的。后来参加自考，每晚7-9点，我都会来这里看书。我写过一篇《在去图书馆的路上》，这里就不多说了。
再回去，图书馆已经没了，又变回了祠堂。
拍了两张南栅名人的介绍，有兴趣可以点开大图观看。我想当初能把祠堂改成图书馆，从中也能看出些端倪。
谢谢你，南栅图书馆。
六、工友
2019年8月，达成厂遣散了大部分员工，工厂停产。墙上没有找到国际厂和利高厂的信息，应该还在达成厂之前。
我把我能看到的遣散名单都拍了下来。
我看过一部纪录片，叫《世界工厂》，开篇就是一个流水线上的长镜头，这是我看过的最长的一个单一景别长镜头，镜头就这么慢慢划过一条条流水线的车间，许多工人在飞快地干活，看着他们的身影和面孔，慢慢眼泪就下来了。
看着上面的名单，和看那个长镜头是同样的感受。看着他们的名字，入职日期、工资和工龄，总是忍不住想他来自哪里，他在这里做什么，他之后往哪儿去。
这里面大部分人的平均工资在3000-5000区间：很多工龄20年左右的，只有3000多，他们应该是在流水线上工作，流水线上干10年和干20年没有什么区别。好几个人有工伤，看等级并不严重，能赔偿7-9个月工资。
工龄最长的超过30年（八几年就来到这里了），超过20年的一大把。这不仅是一代人的青春，这是半辈子都在这里了。
七、结语
回首过去，我最需要感谢的是我自己。我很喜欢二十年前的自己，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他做得很好了。突然想起前不久爸妈来北京，说我那时候每个月往家里寄一千元，寄了一年，他们让我不要寄了才没寄。我都忘了有这件事，想想我还挺佩服自己怎么做到不花钱的，那时候一个月也就拿一千出头。
然后我需要感谢的是我的领导。除了老熊，总领班也对我极好，知道我参加自考，特别允许我晚上不用加班，于是7点-9点，我可以去图书馆看书学习。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幸运，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会碰到对我特别好的领导。我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但是我远不如他们做得好。
然后我要感谢那些我身边的人，那些最能吃苦、最勤奋的中国人。只要不限制我们，我们就能做得非常好；即便限制我们，只要有一条缝，我们也能挣出一条路来。
我还应该感谢这家工厂，它给了我一份工作和相对安稳的四年。我几乎不仇视老板，中国的大多数企业老板在大多数时候做得事情都在让我们过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即便回到现在，比如滴滴、美团，不仅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我总是想他们让多少人找到了一份收入还过得去的工作，如果二十年前有它们就太好了。
至于国家和政府，离我太远了，要感谢也得再往后排排，而且我还得仔细琢磨它到底给了我什么……太麻烦了，还是算了吧。网上这么多人抨击渣男渣女，说明大家都很讨厌滥情以及欺骗感情，我想我们在其他方面，也应如此。
好了，就写到这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