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焦晶娴 / 编辑:陈卓

袁格兵的很多东西都消失在郑州的大雨中。7月20日,在京广北路隧道附近,他的身份证、银行卡和很多随身物件都被冲走了。手机也不知道漂到城市的哪个角落,以至于到25日,他对时间的感觉都是混乱的。

那个漫长而又慌乱的雨天,这位来自湖北十堰的电焊工在京广北路隧道的大水里泡了16个小时,只吃了几口馒头,但救了50多个人。

他生过一场大病,医生告诉他不要干太重的活儿、不要熬夜、不要感冒,但那晚他样样都占了。这两天,因为泡水太久,风湿病又犯了,救人时脚上划的两道口子也开始腐烂、流脓。他没钱输液,随便吃了点消炎药。

救完人那天,回到工地宿舍,袁格兵说自己去救人了,室友不相信。“其实我是出去玩了。”他用玩笑岔开话题。只有哥哥相信他。23日晚上,他借手机给哥哥打电话报平安,告诉哥哥自己在郑州救人。哥哥知道弟弟热心,笑着说“那你赶紧去吧”。

7月26日下午河南省政府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26日中午12点,京广北路隧道现场发现6名遇难者。许多被困隧道的亲历者回忆,下午三四点时隧道南口出现拥堵,5点多时水突然加速上涌,从脚踝没过车顶不到10分钟,没来得及弃车的人被冲入水中。

那天,袁格兵的工地因为暴雨停工,他出来转悠时碰上了被困在街头的人们。他看到京广北路隧道“都灌满了”,已经看不见隧道,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见了人就要救”。

他患有风湿病,膝盖对天气的感知比皮肤敏锐。此前,他在北京修过10年地铁,今年3月才来到郑州,跟着中铁一局施工队参与地铁十号线和七号线的建设。第一次来郑州,他就觉得“气候好、很暖和、干湿适宜”,生活成本也比北京低很多。他准备移居郑州,在这儿找个媳妇,最好还能攒钱买套房。

这场雨在他的意料之外。截至7月20日,郑州的雨已经下了4天。那天中午,他先是骑着自行车来到陇海路京广路路口,看见陇海高架桥下“堵成一锅粥”。“路比较宽,车东一个西一个地乱插”,他决定帮忙,站在路口帮着疏散从多个岔路口汇入的车辆,让他们有序离开。

下午2点左右,他脚下的积水开始猛涨。“雨下得冒白烟”。积水越来越深,他探出一条较为平整的路,指导来不及离开的行人往地势较高的高楼里躲,“我跟他们说跟着我就安全了,我咋走你就咋走。”

水很快就涨到了大腿处,他看见2米外的路面低洼处开始有人被水流冲跑。“啥也听不清”,袁格兵耳朵被雨声灌满,眼睛被雨水迷住,隐约看见有人抱着树,有人扒着栏杆,有人爬上信号灯,“当时太乱了,我都蒙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游到他们身边去。

袁格兵在河边长大,村子脚下的黄龙大坝每年夏天都会发水。村里人都知道他水性好,有人落水,村民们就来敲他家门。像在家一样,在这座有些陌生的城市,袁格兵开始马不停蹄地救人。

和在家里不同的是,河边水位线升高到一定位置时,村民一般都不会往河边走。但这里的人对洪水是陌生的。袁格兵救人时,有人站在花坛里不愿意走,“他没经历过,以为很快水就会消”。

还有人怕袁格兵不专业,不敢跟他走。一个阿姨刚开始不信他,后来看他救了不少人后,态度一下变了,边游边问:“小伙子几岁啦?结婚了没?”得知袁格兵是单身,她要把姐姐家的女儿介绍给袁格兵。“当时我就喝了一口水”,袁格兵觉得又想笑又想哭,不小心呛了口水。

今年30岁的袁格兵是老实人。之前谈女朋友的时候,对方说家里困难需要钱,只有523.5元的他,给对方转账523元;工地有工友借走他一个月生活费,几个月后他电话打过去,那头回答“我在韩国呢,你来找我啊”,他也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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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格兵。受访者供图

他总是无条件地相信别人,不知道怎么面对别人的不信任。救人时碰上实在说不动的,他只能先救下一个。水浅的地方,他能把人直接拉上岸。水深的地方,他捞来泡沫板,让人搭在板子上,再缓缓推到安全的地方。他记不得自己拖着泡沫板往返了几次。中间有次他的腿突然抽筋,他坐在路边歇了不到一分钟,就又扎进水里。想歇口气,他就踩水,在水里歇。

“不只是我一个在救人。”袁格兵说。有人在他体力不支时游过来搭把手,有人从岸上给他递来了绳子。他看见有个胖胖的男子把一个人扶上架子,但自己体力不支,挥着胳膊请他帮忙。袁格兵把被救者送上岸后,想回来救这个男子。“但他说不用救他,他歇一会就好,让我赶紧救别人。”袁格兵看着男子安全游回去,才扭头去救别人。

水一直往南流,“下面地势比较低”。他游到京广北路隧道南口附近,但当时他并不知道那里是隧道,因为根本碰不到隧道边沿的护栏。21日再次回到现场时,他回忆前一天水高出护栏七八厘米,“全都淹平了,全是(像)河(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在隧道附近,水流卷着黄色的浪把他往下冲。他摸索出救人技巧,找到一个公交车站,双腿夹住护栏、双手往后拨水,慢慢往上游移动,寻找在水里挣扎的人,等待合适时机往他们身边游。

有被困隧道的车主回忆,自己弃车时看到有人折回去救人,有人往水里扔救生圈。袁格兵就是救人者之一。当时还没有官方救援力量赶到,天快黑时,袁格兵看到了消防员的小船,“水里有4个人,船上有两个”。消防员看他水性好,给了他一个救生圈。他把绳子一头拴在腰上,一头拴在救生圈上继续搜救。半夜一两点,铲车也来了,但也只能在水浅的地方帮忙,“在浅的地方驾驶室都淹了好多。”

大部分被救者都被送去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楼上,那里有为他们提供的食物和热水。一次送人回公司时,上面的人看袁格兵脸色有点变了,伸手把他拉上来,说他在水里待得时间太长,让他歇歇,还给他披了件上衣。

袁格兵确实累了。他冻得直哆嗦,胃里中午吃的一盘土豆丝早消化光了。当时楼里有60多个滞留者,吃的发完了,只剩一个馒头。他啃了几口,歇了10分钟,还是不放心,又扒着五楼的窗户往外看。天黑透了,雨还是止不住地下。他伸出头向外喊,“还有没有人?”回答他的只有雨声,“太远了,水里要是有人,他们根本听不见。”他放下衣服又出门了。

他记不清又救了几个,只记得一遍一遍问“还有没有人”,每次都有人回应。在流动的大片黑色里,袁格兵只能凭着声音方向和微弱的天光寻找被困者。老太太、小女孩、老头儿……他把这些陌生人从黑暗里拖到亮光下时,身上已经冻得没什么知觉。最后从隧道出口的绿化带里救出3个人时,他又喊了一句。没人回答了。

回到岸上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他见很多刚被救上来的人饿得不行,想起在绿化带附近救人时,看到一辆装满泡面的白色面包车。他跳回水里,捞到一个泡沫箱,装了40盒泡面。“我在水里就忍不住吃了一袋,实在撑不住了。”他语气有些不好意思,“回来又吃了两袋。”

那天晚上,他只穿着裤衩躺在地上,勉强睡了两个小时。他不记得什么时候脱的衣服,也不记得兜里还有手机、身份证、银行卡。他只知道衣服贴在身上,在救人时把他往下坠,“碍事儿”。去年攒了2000多元买的手机就这么没了。他很少丢东西,从北京来郑州时除了衣服,还带着用了三四年的饭碗,“买新的不值当”。

不过他没再想过丢了的东西,“人比东西值钱多了,钱还可以再赚嘛。”

第二天睡醒后,他又回到救人的地方,才发现“京广北路隧道”几个字露了出来。几十辆车漂在水中,露出的部分裹着一层黄泥。他担心有人被困在车里,“我看到的车都排查了三遍,只要有一点露出来我就去看。”他先滑到车顶,再尝试打开车门。如果能打开,就把头留在外面,用脚伸进去试探。郑州市民张先生用手机录下了他排查车辆的过程,“我走了好久回来他还在”。

那天上午,他发现了一名遇难者。因为没有信号,下午四五点家属才赶到,遇难者的女儿来了就往水里冲。袁格兵对她一顿吼,“你别下去!”

“你们怎么救的人!”家属也冲袁格兵吼。袁格兵心里也不好受,“我不是救援的,我就是一平民百姓,看见了我都会救的。”但他没说什么。隧道入口积满了水,最浅的地方也留有大量淤泥,地很滑。他担心家属情绪不稳定,一不小心会滑下水,找了20多人围了一圈保护他们。家属冷静后给袁格兵道了歉,为了感谢想给他点钱。袁格兵死活不收,“我要是要钱,肯定不会救的。”

袁格兵在家救人也从来不收钱,尽管他们家是村里最穷的。父亲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一条腿还没有正常人的胳膊粗,干不了重活儿。母亲小时候放羊被羊抓瞎了一只眼,另一只眼视力不佳,在家帮着喂喂鸡。从小村里就有人欺负袁格兵残疾的父母,但他们从不还嘴,“我们家人都心善。”谁让他救人他都不推脱,“不分认不认识,不分有没有仇。”

21日那天,除了排查车辆,他还主动维持现场秩序,拉上警戒线,防止围观的群众掉到水里。直到晚上10点多,他困得睁不开眼才回宿舍。“路被冲得乱七八糟”,地上满是淤泥和从城市各个角落卷来的杂物。他不是本地人,再加上周围停电,“根本不记得怎么回去的。”

他只能边走边问,绕了不少弯路才摸回家。平时几分钟的路,他走了一个多小时。脚在救人时被划了两道口子,风湿还犯了,膝盖疼得站不住,只能慢慢走。躺在床上,袁格兵才觉得浑身针扎似的痛。

22日一大早,他又去现场排查车辆。警察封锁了现场,他在外围帮忙,来回跑着搬运食物和饮用水。凌晨四五点,他从天桥上看到一名遇难者被发现,穿着蓝色的裤子和上衣,像是20岁左右。他想起昨天,一个人告诉他,他们一家人刚从北京回来,在隧道口被冲散了。一车5个人,只有孩子联系不上,医院和宾馆都找遍了。

“头型和脸型都比较符合。”他觉得像那个人的儿子。袁格兵记下救护车的车牌号,出来告诉那位父亲,让他跟着去看看。那位父亲没再回来,“应该是找到了吧”。直到现在袁格兵还记得那串号码。

他做这些本来没想被人知道。在现场维持秩序时,有人偏要过线,袁格兵上前阻止,那人说“你算什么玩意儿”。他皱着眉头抗议,“我不是什么玩意儿,我都不是本地人,昨天在那边救了50多个人!”这段话被路人拍下发到了网上。

有人在他面前故意捣乱,他发了火,“我从昨天中午到现在连饭都没吃,你们给我省点儿力气好不好!”听完之后,一个大哥给他买了一个饼,两瓶奶。

他相信世界上还是好人多。14岁时,他刚到北京打工,就被骗进一家黑心棉工厂,一天只给一个馒头、一碗面汤。他总被弹棉花的竹棍打,脖子和腿上全是血痕。一天晚上,他和另一个小孩爬上棉花堆逃出院墙,碰上一个出租车司机,免费把他们拉到一个饭店门口,司机说“明早你们就跟老板说饿了,可以先在这儿干”。

人们的感谢也让他说不出地开心。他记得救了一个200多斤的胖子,当时那人已经陷入绝望,担心自己把泡沫板压瘪、拖累袁格兵。袁格兵一直在旁边鼓励他。男子到了安全的地方后嘴唇已经是紫黑色,握着他的手说,“要不是你我早死了”。

隧道那边不需要他了,他又回到立交桥下帮助指挥交通,身份证和电话卡都没来得及办,“大家都在忙,我等等再办,先能出一分力就出一分力。”唯一不方便的是吃饭,他这两天都去工地蹭饭,加上小区里发的方便面。他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平时也不怎么看手机,“看多了累,耽误第二天干活儿。”

本来画画是他的娱乐项目之一,年轻时他总随身带着绘画本。但他已经五六年没动笔了,最后一次画是在广州的白云公园,画池塘里的鱼,“别人都说一模一样”。他有时还羡慕鱼,因为自己在城市里快游不动了。在北京这10年,老板总拖欠工资,他没钱成家,赚来的钱只能勉强维持家里生活。

虽然不心疼丢了的东西,他倒是有点惋惜兜里那张彩票。20日上午他看到新闻,云南一家人有五六个小孩,没钱买衣服和裤子,他心疼,但没什么钱捐,就买了张彩票,“也不知道中奖没,中了奖就能给他们买点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