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提倡不要用‘假新闻（fake news）’这个词，我们戏称它为‘the F word’，就是很差的一个词。我们避免使用它到这个程度。”
讲这番话的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锻治本正人，他钻研虚假信息生态多年，包括不同国家情况及应对虚假信息的政策。他同时创立港大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辖下事实查核机构 Annie Lab，自 2019 年起训练一群学生进行事实查核。“这个字（Fake news）定义太阔，阔得不知具体所指何物，很多信息都可以被称作‘假新闻’。”
虽然“假新闻”一词至近两年才于香港盛行，但事实上它并非一个全新词汇或现象。锻治本正人接受《立场新闻》专访指出，学术界针对虚假信息例如谣言、政治宣传（propaganda）等议题的研究，甚至早于社交媒体兴起前已出现。但“假新闻”一词开始广受一般市民所认知，则要数到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多次批评针对他的消息是“假新闻”，以至英国脱欧公投期间，亦有声音批评选民投票意向受网络上失实信息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频繁地使用“假新闻”一词，据英国媒体 The Independent 统计，特朗普于其 4 年任期内批评新闻媒体报道“假新闻”近 2,000 次，当中不乏过去被视为具公信力的老牌媒体如 CNN 及 The New York Times。
“凡是批评他的新闻报道，特朗普都称之为‘假新闻（fake news）’，然后大家都开始用这个词。”
但锻治本正人认为，“假新闻”一词定义含糊不清，既无法准确描述状况，就立法讨论而言，亦嫌过于宽阔。“几乎任何你不喜欢的信息，你都可以称之为‘假新闻’。这也似乎是部分政客使用这个词的倾向，这可以造成很大问题。”
在社交媒体兴起的年代，信息传播较以往传得更远更快，所有人均可充当传播者及接收者，互联网上虚假信息早是不少社会为之头痛的现象，以至部分国家近年透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意图改善情况。
浸会大学去年底成立事实查核中心，负责中心营运的助理教授曾姿颖接受《立场》访问时表示，根据现时学术界普遍定义，一则虚假信息须具备三个条件，方符合“假新闻（fake news）”定义：第一，含有虚假成分的信息；第二，带恶意动机，如意图欺骗他人；第三，以新闻形式发布，例如抄袭某新闻机构版面。
据此定义，若虚假信息发布者不涉恶意动机，应归类为 misinformation（错误信息），若带有恶意动机但非以新闻形式发布，则归类为 d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
美国非营利新闻事实查核组织 First Draft 研究部门主管 Claire Wardle 曾将错误或虚假信息细分为“讽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ady，例如恶搞）、“错误联系”（false connection，例如题与内文不符、图文不符）、“误导性信息”（misleading content，例如错误诠释数据）、“捏造信息”（fabricated content，例如无中生有的内容）等七个种类，其中定义同样包含发布者动机考虑。
不过曾姿颖指出，作为事实查核机构，单从信息内容本身，他们无法判断发布者动机，故他们撰写事实查核报告时，只会从资料本身是否真确，归类为“正确”、“错误”、“部分正确”或“无法判断”。
尽管已在定义上排除动机，曾姿颖表示，即使是事实查核中心日常工作中，同事亦时会就最终如何归类一则信息而争论。其一例子是，政府早前推出“安心出行”应用程序，讨论区有指出行纪录会储存至政府系统并保存 7 年，查核中心获卫生防护中心及政府信息科技总监办公室回复，指只有确诊者的资料会被上传及保存，非确诊用户资料只会备存于手机内 31 日。
“我当时觉得，的确系会上传，而且 keep 七年㖞，但又人话，咁要睇埋确诊机会率有几高啦。”最终中心事实查核报告裁定讨论区说法“错误”，并注明若计算确诊率，过去一周资料被上传至政府系统的比例为 0.0043%，可能性极低，故讨论区的说法误导、欠准确。
“学术上，定义系相对 clear-cut，但一去到现实情况，就唔系咁 clear-cut。”
Fact Check：谁定义真假？
根据基本新闻理论，其中一项查证消息可靠性的标准是，如消息能否获多于一个独立来源所确认，消息为真实的可能性亦提高。
那么要确立一则消息为虚假，该符合何种门槛？
2019 年反修例运动爆发，持相反政见的市民陷入对立，同时对部分事件、尤其事实具争议性的亦产生截然不同理解诠释。如 2019 年8 月 11 日尖沙咀警署外女示威者眼睛受伤，一说法指少女眼睛疑遭警方布袋弹所伤，有可能已永久失去视力；另外则有指少女或受示威者弹珠所伤，至今年《东方日报》独家刊登被指是少女从机场离港照片，报道指照片所见少女“双眼炯炯有神”，“爆眼少女无爆眼”之说迅速获亲建制一方背书。不过值得一提，最有可能厘清真相的少女医疗报告，则至今未获任何一方披露。
不少人赶急想为事情盖棺定论。但设立事实查核机构 Annie Lab 的锻治本正人指，其实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信息，有近九成都是无法进行事实查核的（not fact-checkable）。换言之，某些信息就其本质而言，无法透过搜证去判断其真假。
锻治本正人举例，个人意见、未来、阴谋论等，都是无法进行事实查核的。
他指出，例如 2019 年政府提《逃犯条例》修订，社会有意见忧虑港人日后被“送中”，尽管政府当时多次澄清，指修例仅为将陈同佳送去台湾受审，及移交程序将由法庭把关。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今年在电台节目上不点名批评，当时有报章发明“送中”口号，是危言耸听的“谎言”。
“但‘未来’是无法进行事实查核的。有人担心（送中）可能发生，但它也可能不会发生 — 除非你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没有人说得准。”
阴谋论亦如是。锻治本正人以相信“龙”这种神秘生物作简单例子说明，“我要求你证明龙是存在的，你可以说，‘噢龙是隐形的，所以我无法拍照’，或‘龙很讨厌人类，所以他们见到人就会缩小到无法看见’，阴谋论就是随你怎说都可以。”
“如果你只精选最自己有利的事实，对你不利的就以‘龙是隐形’的理论带过，那就没有任何一个讲逻辑的人能够查核你说的话。”
过去一段时间社会上传闻如“831 太子站”、“爆眼少女”事件，曾姿颖说，也有读者叫过他们尝试查核。但她也只能向对方解释，作为学术机构进行事实查核，操作上有不少限制，如少女医疗报告非公开资料，已令他们难以追查。
“第一系一定要有 source，如果无 source，我们都无办法。无人力物力、无人脉的话，都系做唔到。”
进行事实查核首要步骤，是区分信息中事实陈述（fact）及意见（opinion）部分，并订定查核点，因为我们日常接收到信息，往往是两者混杂。但锻治本正人指，对事实查核员而言，这也是口讲比做起来容易。
“理论上，当然我们最好能分辨什么是事实陈述、什么是意见、什么是科学数据、什么是对数据的诠释… 但只要你打开手机，看看每段新闻的标题，就知道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是不设实际的。”
事实陈述可以查核，意见则不能 — 这看似简单的基本原则，至关重要。“如果你认同言论自由，人们应有自由说出自己意见，无论你意见如何，都不应被说成是‘真’或‘假’。”
“假新闻”立法？如何执法？
政府表明拟规管“假新闻”，暂时仍未透露具体方向及细节，但表明会参考外国例子。官媒近日亦多次报道，亚洲以至西方民主国家均有法例规管虚假信息，意指新闻自由非散布虚假信息借口。
浸大事实核查中心的联席主任、专业应用副教授李文接受《立场》访问时指出，现时的确有部分国家有就虚假信息立法规管，惟不同地方针对的范畴、持份者、条文订定的法律责任各异。
他举例，德国 2018 年实施的《社交网络强制法（简称 NetzDG）》，法例涵盖仅限拥有逾 200 万用户的网上平台，例如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规定平台在发现“明显”违反德国法律的仇恨言论的 24 小时内，必须将有关内容下架，否则有机会面临巨额罚款，但条例并非针对发布信息的个人。
又例如法国 2018 年 11 月通过的法案，则仅适用于选举前三个月，“意图改变投票选择真诚度的不准确的指控或报道错误事实的新闻”的选举信息。根据法国规定，法院有权下令媒体机构移除虚假信息，条文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公开跟选举相关的广告由谁付费，以及价格。
而相对于以上成熟民主国家，部分威权国家订立的“假新闻”法，则偏向针对发布信息的个人，甚至以监禁作为惩罚。根据美国非营利新闻智库 Poynter Institute 资料显示，如新加坡、印尼、柬埔寨、泰国等地均有法律针对散布虚假信息的个人，违法者有机会被监禁。
《经济日报》近日引述不具名消息指，香港政府拟参考新加坡经验制定“假新闻”法。李文指出，新加坡 2019 年通过的《防止网络假信息及网络操纵法（简称 POFMA）》，虽然条文订明只针对虚假的事实陈述，不包括个人意见，但信息真假却交由政府部门定夺，“新加坡做法都有人权组织批评，质疑法律被用作政治工具针对反对派、或者某些政治阵营 — 当然新加坡政府系否认。”
“你会见到唔同国家，因为本身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甚至历史背景，睇‘假新闻’时去去睇嘅嘢都会有差别。”
新加坡相关法例订明，若任何人发布虚假信息，且知道或有理由相信该信息很有可能对新加坡治安、公共卫生、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等有害，或有机会影响选举结果、或造成不同群体间敌意或憎恨等，则属触犯刑事罪行，并最高可判罚 5 万新加坡元及判监 5 年。
观乎港府近日口径，例如前警务处处长、现任保安局长邓炳强，早前批评《苹果日报》报道引述有网民指“国家安全教育日”学生把玩仿制枪械“恍如重演 8.31”做法是“抹黑”。
锻治本正人忧虑，若香港参考新加坡方向立法，即强调信息发布者有无恶意，或导致法例易于被滥用以打击异见。
“学生在国家安全日拿著玩具枪的相片是真的，对吗？警员和示威者在太子站冲突的照片也是真的，是新闻图片。但两张真实相片放在一起，他们就说是向公众传递错误信息，是对警方作出错误指控。”他直言，“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滑坡。”
意图本是重要的，因可以确保无心之失或手民之误不会被追究，但如《苹果》数月前误报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得主 Daniel Kaluuya 得奖致辞中支持香港示威者，及后发声明承认错误并撤回报道，惟报道事后继续遭官媒狙击是“假新闻”。该由谁去定夺错误是无心，还是有意？
本身任职突发记者、香港记者协会执委梁铭康指，在记者日常工作 — 尽管应尽力避免，但报道出错还是时有发生，“有时真系解释唔到点解，好似集体撞邪咁，写嘅见唔到，审嘅又见唔到错，到见报先发现有错，真系咩可能都有。”
行内人所知，有报馆会在编辑室当眼处摆放告示板，专门用来展示当日报章出错之处，以儆效尤。梁铭康指，本港大部分传媒机构对报道真确性一直相当严谨，过往一直会主动更正、澄清错误报道，业界亦有如记协操守委员会、报业评议会等自我规管机制，方法行之有效。
梁铭康指，香港已有不少法例针对不实或违法信息，如诽谤法容许遭诽谤一方向对方索偿，“业界唔系无王管，都唔系‘新闻自由压倒一切’。”
他不认同要立法规管“假新闻”，因为他忧虑“假新闻”的宽松定义和边界，有可能令往日正当的采访手段，也变得容易误堕法网。
梁铭康举例，日常如采访一单车祸，突发记者时会向现场警员“索”第一手资料，例如初步估计意外成因，但由于非官方回应，说法一般只能以“现场消息”引述之，而现场第一手消息，往往比几个小时后发布官方新闻稿更详细。
“如果我揾到个目击者，个讲法同警察版本有啲出入，或者警察俾料无咁详细、无提到，我无办法从警方方面 confirm 到，咁到底我仲写唔写好？”
梁铭康忧虑，如果立法规管“假新闻”，日后所有非官方版本事实，会否被视为“假”？ “一单车祸都系咁，如果牵涉到政治、牵涉到高官，咁点做呢？如果当事人直接否认事件，就可以话你写假新闻。”
他忧虑，日常至突发车祸，敏感如揭发权贵丑闻，记者报道前定必瞻前顾后，“大家都 play safe，就系对新闻自由最大的伤害。”
研究互联网虚假信息的锻治本正人指出，假消息的确曾在不少亚洲国家例如缅甸、印尼引起社会问题，甚至严重暴力冲突，虚假信息一旦广传，其影响力确不容小觑。但锻治本正人认为，目前香港并不需要更多法律规管言论，他亦质疑，意图透过立法杜绝虚假消息传播，操作上并不可行。
“作为一个长期监察社交媒体的人，我可以说这几乎是不不可能的 — 你知每天、甚至每秒钟有多少错误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吗？你如何选择就哪一条去执法？”
麻省理工学院三名学者 2018 年发表报告，指他们针对 Twitter 信息的研究发现，错误信息（false news）获转发（retweet）的机会比真实信息高 70%，虚假信息传播速度更是真实信息的 6 倍。进行研究的学者解释，这是因为错误信息内容通常较新颖，故读者更倾向转发信息。
正因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之快，锻治本正人质疑，执法机关有否能力追踪信息源头。“你可以想像 — 例如太子站传言，我们根本不知是谁先开始。”
“故例如德国的做法，就是不管了，就规定 Google、Facebook、Youtube 负责移除错误信息。当然这也引起国内很多争论。”
浸大事实核查中心助理教授曾姿颖观察，香港传统新闻媒体、以至一般市民传播“假新闻”情况，相较其他国家而言并不算严重，“较多都系睇到有啲 KOL，或者政治色彩多少少的 Facebook page，可能无仔细做 research 就去转发人啲既嘢，或者睇到外国新闻，又翻译错少少，就会多少少呢类（出错）情况。”
曾姿颖指，现时事实查核中心由 3 人轮流，每日过滤约 2000 条 Facebook 信息当中，大约可找出 3 – 4 条真确性成疑且可供查核的信息。她笑言：“我见台湾的 fact-check centre 日日都有好多嘢出，美国都系，但至少喺香港，我见都系比较少啲。”
我们所处的困境 — 如非立法，then How？
不过锻治本正人看法比较悲观，据他观察，香港互联网上谣言及错误信息问题的确在 2019 年社会运动爆发后恶化。
“2019 年前，如果你问我香港错误信息问题是否严重，我会说香港比不少国家好得多。但在 2019 年后，我不是太确定。”锻治本正人苦笑，“我感觉，大家开始只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
曾姿颖早前发表研究报告，研究安排 215 个实验参与者阅读一则有关《逃犯条例》修订的新闻帖文，全部参与者阅读的帖文内容及设计一致，内容引述特首林郑月娥称修例后“不存在特首可以绕过法律只听命中央”，把不能移交的人移交到中国内地。惟一半参与者阅读的帖文发表者显示为《苹果日报》，另一半则显示为《大公报》。研究结果发现，反对修例的参与者读完帖文后，更大程度相信记者动机是出于保护当权者，相反支持修例的参与者则更大程度认为记者藉报道鼓吹个人立场，而更大程度上判断帖文为“假新闻”。
曾姿颖认为，“假新闻”一词在香港流行，更倾向是反映在社会两极化下，大众更频繁使用“假新闻”一词攻击持相反意见方的现象。
“以前就算唔系话人‘假新闻’，我们都会话人系‘黄媒’、‘蓝媒’、或者‘亲政府’、‘五毛’，但呢家用‘假新闻’去代替，其实个意思都系一样，系去形容唔啱自己意见的新闻偏颇，甚至系‘假’。”
去年底浸大传理学院举办记者会宣布成立事实查核中心，部分报道下的读者留言，不乏“fact check 就系 fake news 源头”、“仲有边间大学有公信力？”等质疑声音。曾姿颖指，过去两年对传统权威的不信任情绪，由对政府、公共卫生专业、到学术机构，弥漫整个社会。
“当时（2019 年）可能系政府唔信任，呢家可能对健康既专家都未必信任，讲袁国勇，大家都会觉得佢出来搞笑。或者 WHO（世卫），疫情之前大家都觉得系一个有公信力的机构。”
记协执委梁铭康认为，一个健康的媒体生态，本应能容纳不同偏向、不同报格的新闻机构存在，市民对不同媒体有喜恶，亦属常情。但如果部分人不属意编采就会被打成“虚假”，甚至由政府掌控生杀大权，“新闻工作者都会好无所适从。”
本月初，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题为“香港不实信息，立法是否就是答案？”研讨会，除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外，多名与会学者及传媒人均对立法规管假新闻持保留态度。其中浸大传理学院副院长、研究传媒及政治的新加坡籍教授 Cherian George 指，很多证据显示，我们真正面对的，并非一个真相的危机（crisis of truth），而是信任危机（crisis of trust）。
“真实处境是，即使我们已拥有充足的、好的信息，而我们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世代的见识都更广博，但人们依然选择去相信一些其他东西，为什么？”
Cherian George 指，不少证据指向，问题的症结在于，世界上不少人认为，往日所信赖的建制，包括政府、学术机构、主流媒体，没有确保也不关心，人民能否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我认为，像假新闻法这一类东西，只会带来更多害处，因为它只会继续说服民众，那些已坐拥权力的建制，再一次试图巩固自己的垄断。”
因应社交媒体错误或虚假信息问题，除立法规管外，部分政府透过加强学生媒体素养教育，或加快澄清错误信息。在中国内地，据 Poynter Institute 资料显示，政府除了透过法律惩治虚假信息发布，当局于 2018 年推出“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应用程序，透过微博及微信向公众推送由官媒及政府部门发布信息，澄清网络不实信息。
若“假新闻”症结在于信任问题，官方澄清有无能力解铃，同是个难说清的问题。锻治本正人指，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均有政府设立或资助的事实查核机构。
他表示，在疫情爆发后，部分官方事实查核机构的确更获公众接纳，因外面实在有太多关于疫情的谣言。“这是挺棘手的问题… 在成熟民主国家还好，但如果政府是倾向一言堂，尤其当牵涉到政治，这绝对会有很大问题。”
浸大专业应用副教授李文表示，辟谣的本意是好的，但最重要是，由谁去做？“如果有个机构，系有独立性，又透明，又有权威性，大家系认受嘅，当然系好。”
“其实我们作为学术机构，某程度上都想做呢样嘢，话俾人知我哋系独立嘅，无受任何政党控制，纯粹用专业角度，同埋学术背景去做… 当然，我们的问题系资源唔够，亦都做唔切。”
曾任新闻工作者超过 20 年的李文指，一宗新闻的真假，很多时需要时间的检验，“有啲嘢你当时唔知，可能因为 information 唔透明，唔公开，或者系官方唔放料出来… 𠮶个 moment 你报咗，有人话你系假，然后可能一年后又发现，系真㗎㖞。”
李文举例，如前阵大家才就收紧查册问题闹得热哄哄。“如果立法规管假新闻，其实要伴随咩呢？系 transparency（透明度），系 information access（获得信息渠道），如果无呢样嘢，你点样令人去寻找真相呢？”
他认为，港府若拟就“假新闻”立法，应该问一个问题，香港此刻需要的，是否一条法律？
“如果有呢条法律，叫大家唔好报假新闻，但我去调查又无途径，你又唔回应，原有途径又用法律闩咗门 — 咁就可能有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