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楠茜 / 编辑:漆菲

从头包裹到脚的蓝色布卡罩袍密不透风,透过网孔看到的外部世界,模糊而有限。

在塔利班统治的岁月里,阿富汗女性一旦年满13岁,就会被赶进与世隔绝的罩袍。她们会在十几岁结婚、生育,履行母亲和妻子的使命,不被允许单独出门,禁止与男性接触,禁止参加体育、抛头露面,隐匿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之外。

“我是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出生的,可能会在他们回来时死去。”生于2001年的阿扎达(Azada)声音颤抖着告诉《凤凰周刊》。自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起,像阿扎达这样的阿富汗女性极度担心,自己会被赶回封闭、禁锢的生活中。

尽管塔利班坚称,不会施行二十年前那些遵从伊斯兰法典的严厉限制。但与《凤凰周刊》交谈的数位阿富汗年轻女性认为,塔利班的话根本不可信。“他们只是学会了伪装,愚弄世界。尽管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依旧会杀死自称穆斯林的人。他们还将炸毁清真寺、关闭大学。”她们都说,阿富汗女性很快将迎来政治、教育和社会权利等方面的倒退。

和祖辈的阿富汗女人不同,阿扎达这一代女孩尝过自由的滋味,她们能穿上颜色鲜艳的服装,可以接受教育、选择工作,周末健身、在咖啡馆闲坐、和朋友谈论电影。她们无法再忍受文明的倒退,但在强权压力下,现在只觉得无力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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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街头的女性广告被撕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的未来表示担心,“我尤其感到关切的是,有报道称,侵犯阿富汗妇女和女孩人权的行为日益增多,她们害怕回到最黑暗的日子。”古特雷斯强调,保护阿富汗妇女和女孩来之不易的权利至关重要。

如今,阿富汗国内电视节目,包括土耳其和印度的肥皂剧,已经被伊斯兰节目所取代。在美容院、裁缝店和整形中心,店主从外墙上取下女模特的照片、粉刷覆盖有女性字眼的广告。在更偏远的地方,有女孩被强迫嫁给塔利班武装成员,也有女孩不顾一切爬上人满为患的飞机、逃亡国外。

阿扎达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式,是躲在家里不上街——而今,女人们正逐渐消失在阿富汗的大街上。

“我童年的噩梦又回来了”

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大街上几乎不再有女性的身影。从8月15日开始,阿扎达就没敢出门,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街上围着头巾、蓄着大胡子的塔利班士兵佩带武器巡视。

最近几天,喀布尔的食品价格普遍上涨约30%,更有数千人失业,其中也包括阿扎达。20岁的她是当地一家服装品牌的创立者,目标客户以年轻女性为主,设计的服饰颜色鲜艳、款式灵巧。塔利班的卷土重来,无疑给阿扎达的生意宣判了死刑。此外,她为当地孤儿设立的一个筹款项目也因停工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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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林世界,头巾可以粗分为四大种:分别是Burka,Niqab,Chador和Hijab。其中从头裹到脚踝,连眼睛都没有露出来的Burka最为臭名昭著

目前,阿富汗的所有媒体——包括著名的黎明电视台(TOLO TV)——都在塔利班的掌控之下。阿扎达告诉《凤凰周刊》,她不相信当地媒体的报道,因为“他们只说关于塔利班的正面新闻,不说负面消息”。

她困在屋里,只能不断刷手机、看新闻,“现在就像在梦中,我们还能使用手机和电视,这就像在毁灭我们之前给的最后甜头。”

尽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塔利班发言人沙欣(Suhail Shaheen)再三强调,女性能够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自由地生活。“她们不应该害怕,”他说,“她们享有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我们对此作出承诺。”

“塔利班想让世界看到他们受到了一定教化、更加现代开放。但这只不过是作秀和政治计划。”阿扎达说,与此同时,塔利班士兵正进入居民的房屋院落搜寻和抓人,“他们收缴一切武器,以防止人们加入反抗军”。

喀布尔大街上,一个男人用油漆滚筒粉刷覆盖了印有一个穿着绿色连衣裙、戴着珠宝、化着妆的女人的墙纸。另一名妇女在美容院外撕下一则广告,广告中有两名未穿罩袍的阿富汗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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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街头的女性张贴画被涂抹掉

8月16日,艾莎(Aisha Ahmad)接到美国朋友打来的电话,对方说美方会用军机带部分人离开阿富汗。她立刻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这也是塔利班留下的唯一出境通道。成千上万的人在机场游荡,在飞机跑道上徘徊。

大部分人没有护照、未经安检涌向飞机,安保人员将人群推回地面,有些妇女和儿童被推倒在地。艾莎也被挤到了一旁。“我一度觉得这是我生命的尽头,我感觉要死了。”后来她终于脱离人群,脚上布满被踩踏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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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在喀布尔机场的人群

家住喀布尔的女大学生提尔达(Tilda)很想出门,但不知道该穿什么。她告诉《凤凰周刊》,如果想要安全,就得换上罩袍;但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她都没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最后只好留在家里。

Tilda是当地一家公益组织的成员,一直在阿富汗各地寻访并帮助那些被剥夺个人权利的阿富汗女孩。现在,她不敢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因为怕遭到报复。这是因为塔利班曾宣布,要处决能言善辩、有政治影响力的女性。

阿富汗最年轻的女市长、27岁的加法里(Zarifa Ghafari)沉痛地向媒体告白:“塔利班会先来杀像我一样的人,我不能离开我的家人,我坐在这等他们来”。加法里在2018年成为阿富汗迈丹瓦尔达克省最年轻的女性市长,曾经三度遭到塔利班的暗杀。她的将军父亲也在去年年底被枪杀。

据《印度时报》报道,8月18日,阿富汗首位女省长萨利玛·马扎里(Salima Mazar)已被塔利班逮捕。她是该国仅有的三位女性地方长官之一。作为哈扎拉省省长,她拒绝像其他一些省长那样逃离,并对塔利班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喀布尔沦陷,她所管辖的地区仍是阿富汗少数几个没有被塔利班占领的地区之一。由于她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塔利班,人们担心她会遭到处决。

“现在谈论塔利班将来会做什么还为时过早。但过去几天,塔利班在阿富汗偏远地区关闭了所有的学校,要求人们不要刮胡子,不让妇女和女孩出门。实际上没有女人敢走出家门。”在教育部门工作的罗雅(Roya)告诉《凤凰周刊》。

一个月前的7月12日,阿富汗北部法利亚布省一个小村庄,一位名叫纳吉亚(Najia)的女性被塔利班残忍杀害。当塔利班士兵来敲门时,纳吉亚正和她的四个孩子(三名男孩、一名女孩)待在家里。三天前他们就来过,要求她为多达15名战士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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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街头塔利班战士和人民

纳吉亚的女儿说,“我妈妈说,‘我们家很穷,我拿什么给你们做饭?’塔利班于是开始殴打她。”后来她的母亲被殴打致死,临走时,塔利班人员还向隔壁房间扔了一颗手榴弹。

“我害怕我会遭到强奸和杀害。”阿富汗前女兵、两个孩子的母亲库布拉·贝赫罗兹 (Kubra Behroz)说。2011年,她满怀骄傲地加入了阿富汗政府军。自2010年起,阿富汗政府发起招募女兵入伍的活动,当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最近几周,库布拉收到的匿名威胁电话明显有所增加。“他们告诉我,他们知道如何找到我……他们会杀了我和我的家人。”事实上,自从她成为一名女兵开始,各种威胁接连不断,2014年一次外出工作期间,库布拉的家被人闯入并洗劫一空。

“我童年的噩梦又回来了。”32岁的阿富汗女性阿美娜(Ameneh)说。塔利班闪电攻占喀布尔后,她和母亲、姐妹一起带上所有重要文件躲去一个朋友家。“我们担心,第一个出现在我家门口的人会是我的叔叔。”

二十年前,12岁的阿美娜被迫与留着胡子的成年堂兄订婚,住进了叔叔的房子,而叔叔是一名与塔利班有生意往来的商人。美军进入阿富汗后,叔叔随着塔利班势力衰落而失利,她找机会逃离叔叔家。在母亲的支持下,她上诉到民事法庭,取消了童婚婚约。此后,她上学、从商,并积极为当地女性权益问题发声。

“二十年前我脱下了罩袍。”阿美娜泪流满面地说,“我不会再接受这种屈辱,也不要再被迫嫁给任何人。”

二十年间,阿富汗各领域都有女性代表

时间回到2001年,美军全力出击,只用了两个月就让塔利班在坎大哈宣布投降。随后,美国一手扶植起一个“临时政府”,卡尔扎伊任临时政府主席,他在三年后当选阿富汗第一任民选总统。

自那时起,女性受到的限制逐步放开,不少国际团体也积极帮助改善当地女性的生存状况。2009年,阿富汗政府通过《消除针对女性暴力法》,将强奸、殴打和强迫婚姻定为犯罪,并规定阻止妇女或女孩工作或学习是非法行为。

“这20年间,无论是美术、政治、商业、电影、音乐……各个领域的阿富汗女性都很活跃。”提尔达告诉《凤凰周刊》,她的家人此前移民去了巴基斯坦,她也是2001年之后才回到阿富汗,在这里长大。

最大的改变是,女性被允许接受教育和工作。在政府机构,女性也有了一席之地。阿扎达的祖母受过教育,妈妈也是学法律出身,职业是教师,“她们都努力工作,拥有通向美好未来的机遇。”在家人的影响下,阿扎达也接受教育、上大学,之后开创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阿富汗政界也频现杰出而勇敢的女性。法齐娅·库菲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曾参加过2014年的阿富汗总统大选。她尤其关注当地女性的教育和安全问题,认为女性要获得本领、才能和技术,并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事务。法齐娅告诉所有阿富汗人,自由不是神赐予的,需要人们去努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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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政治家法齐娅库菲

此外,女性体育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在不久前的东京奥运会上,女子短跑选手、25岁的尤索菲·基米娅代表阿富汗参赛,成绩13秒29,比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提升了0.73秒,刷新阿富汗女子百米纪录。如今,不知道她能否再戴着印有“阿富汗”的荣耀头带、挥着阿富汗国旗,参加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或者任何国际女子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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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短跑女选手尤索菲·基米娅,是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五名阿富汗运动员之一

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阿富汗短跑选手塔米娜·科西斯塔尼就曾表示,面临巨大世俗压力的阿富汗女性能参加奥运会已经是个奇迹。她还希望发起“阿富汗妇女运动”,鼓励更多女人参加体育运动。

在音乐领域,最出名的当数女子摇滚乐队Burka Band(布卡乐队)。“我妈穿布卡,我爸也穿它,我必须穿布卡,布卡蓝布卡,喀布尔的天,也是蓝蓝哒。”罩袍乐队的首支单曲《Burka Blue(蓝色布卡)》于2003年乐队成立之初发布,讽刺布卡罩袍对于阿富汗女性的禁锢。这支乐队不仅受到喀布尔人的喜爱,也拥有来自全球的听众。

近二十年间,她们一直受到塔利班的通缉。但由于她们一直身穿罩袍演出,身份神秘,塔利班至今没能抓到她们。2003年她们的单曲在德国大火,阿富汗政府要求德国提供相关信息,她们不得不归隐。2010年这支乐队再度回归,发布了第二支音乐MV《No Burka(不要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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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Yangyifan Dong做的Tibor Kalman × Burka Band项目

阿富汗的女导演、女性电影也在国际上受到关注。前几天,阿富汗女导演萨赫热·卡里米写给全世界的求救信刷屏中文社交网络。她是阿富汗史上第一位获得电影专业博士学位的女性,也是阿富汗电影协会的第一位女性主席。由于不停歇的战乱和恐怖分子的安全威胁,卡里米在阿富汗拍摄一部作品最多要花上三年,她几乎每个月都在搬家,以躲避追杀。

但卡里米始终对该国女性抱有最深切的关怀。2019年,由她执导的电影《喀布尔的女人们》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获得25项国际电影大奖。此外,《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记录了阿富汗女司机的生命历程,《天使》展现巴米扬山区的女助产士的善良坚韧,而《帕里卡》讲述了一名政界女性在男权霸权里摸爬滚打的艰辛。

在阿富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女性的身影。从2012年到2016年,喀布尔共有1189名女性获得驾照。而今,喀布尔开设了不少健身俱乐部,其中女子拳击颇受欢迎。来自中国的一家武术俱乐部在喀布尔收了不少女子学员,她们学习了少林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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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一支女子板球队

在喀布尔郊区的一面高墙背后,隐藏着一所名叫“滑板伊势丹”(Skateistan)的滑板学校。该学校是阿富汗第一家滑板学校,由澳大利亚人奥利创办,于2009年12月正式开学。学校为当地一些贫困儿童(尤其女童)精心准备了各种滑板设施,此外,她们还能在学校里免费学习英语、电脑等课程。

虽然有这些女性榜样和进步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阿富汗女性仍是世界上受男权和宗教压迫最深的女性,阿富汗的女性权益组织也依然遭到塔利班乃至政府的打压和迫害。

曾数次去过阿富汗的中国记者刘怡认为,为当地妇女争取权益的女性榜样,需要大量社会资源,她们中的很多人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出身政治世家的法齐娅可以经常出国,开着车在街头自由行动。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的表妹也能开培训学校帮助普通女性,但如果当她们帮助的对象自己提出这种诉求的话,很可能早就被丈夫打死了,而且往往会不了了之。

“阿富汗的女性,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女性,当她们发现身处的国家社会对于其个人发展不利时,很可能就会想办法移民了。”刘怡说。

从2005年起,阿富汗女性不再被强制要求穿罩袍,可以只戴头巾出现在公共场合。但在首都以外,不少女性仍然不敢脱下罩袍。

目前阿富汗的识字率为43%,高于2011年的 31.4%,但仍是世界上识字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该国性别差距仍然很大,男性识字率为55%,女性为30%。女性劳动参与率是38%,工资却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一。此外,57%的阿富汗女性在法定年龄16岁之前就结婚了,这其中70%-80%的婚姻是被强迫的。

“每次看到塔利班,我就会想起被炸死的朋友”

最近几天,阿扎达的祖母和母亲一直鼓励她不要太悲观,但她能看到她们眼中的忧虑。“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能感觉到性别歧视。但现在,我反而感激那些日子。塔利班回来了,我在社会上甚至不能被称为人类。”

阿扎达出生在2001年,那时塔利班刚离开喀布尔,结束此前长达五年的执政。从1996年到2001年,塔利班对女性施以严苛教法,其中包括:禁止工作和学习;出门必须穿从头遮到脚的罩袍,并要有与其有血缘关系的男性陪同。如果违背相关规定,会遭到鞭打和辱骂。

女性还被禁止使用化妆品;禁止穿喇叭裤;禁止大声笑;禁止穿高跟鞋;禁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禁止无人陪同乘坐出租车;禁止参加广播、电视或任何公开会议抛头露面;就连家里的窗户都被强制要求不能是透明的,这样从外面看不见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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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袍里望出的世界

此外,商家也禁止拍摄女性,女性模特不能出现在照片或视频中;塔利班政权还修改了包含女人词语的街道或广场命名,比如将“女人的花园”改为“春天的花园”;女性也不可以与男性商人进行交易,禁止接受男性医生的治疗,禁止与男性同乘公共汽车。

一旦女性被指控在婚外发生性关系(哪怕遭到强奸),将会被公开处死。这些严苛教法存留至今。仅在2012年,阿富汗就发生了240起荣誉谋杀。荣誉谋杀指的是凶手谋杀家庭成员以达到挽回家族荣誉的目的,受害者大多数是女性,被杀害原因主要有被强奸、被怀疑通奸、打扮时髦举止轻浮、拒绝被指定的婚姻等。

《爱与战争》作者、美国摄影记者林西·阿达里奥(Linsey Addario)曾在2000年走访过喀布尔,她回忆说,喀布尔所有婚礼都被取消,路上汽车很少,没有音乐、电视、电话,人行道上也没人闲聊。尘土飞扬的街道上挤满了在长期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她们被禁止工作,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乞讨。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人们都很害怕。

冒着被处死的风险,许多女性在自家的地下室、被塔利班关闭的学校里为女生授课。一些女教师被塔利班开除后便干脆把女学生叫来家里办私学,教授她们科学和文化知识,对外则宣称女孩们在这里做女红、学古兰经。

“塔利班的统治将喀布尔从一个饱受战乱的城市变为一座死城。”法齐娅说。出生于1976年的她亲历过这段时期,她在自传《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种种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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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喀布尔,喀布尔郊区,一群爱好瑜伽的女性集体练习瑜伽

最恐怖的是“恶习与美德部”, 胡须不够长的男人和袍子不够长的女人被带到这里接受惩罚。受到惊吓的喀布尔女性被指控不道德,接受从阿富汗南部保守乡村来的毛拉的审判。一直以来,喀布尔与这些乡村在文化和社会习惯上就是两个世界。如今,拥有大学文凭的女性却要被那些不洗澡、不识字的文盲指手画脚。

她曾记录过一个场景:一对夫妻推着自行车在街上行走,妻子的穿着是传统服饰夏尔瓦克米兹。三个塔利班分子突然走了过来,从背后袭击她,用鞭子拼命抽打她的脑袋,很快她就被打得匍匐在地。当三人开始打她丈夫时,为了自保,这个男人竟然当场休妻。“在塔利班眼里,只有两种人,要么你是他们的一分子,要么你不是。”法齐娅说。

年轻女孩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她们不再能随意感受阳光的温暖,因为一听到塔利班分子的声音,她们便立刻溜进屋子,一刻也不敢多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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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街头的女性壁纸广告消失了

艾美奖最佳纪录片《罩袍下的世界》记录了当时阿富汗监狱中的女性。“逃离丈夫”,判监禁7年;“逃离家庭”,判监禁10年。一位女犯人甚至说,她不介意在监狱里多待几年,因为监狱比外面的世界更安全。

16岁的阿富汗女孩艾莎曾被强迫嫁给塔利班士兵,逃跑后被抓回,丈夫割掉了她的鼻子和耳朵。后来她逃到美国,在一家基金会的帮助下,她成功接受了整容手术,终于能以完整面貌示人。她鼻子被削掉、面部残损的照片登上了2010年8月《时代》杂志的封面,令全世界对塔利班的暴行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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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ha的脚在8月16日的喀布尔国际机场被踩伤

“如此种种都是以真主的名义执行的,但我绝对不相信这是真主的旨意。我敢说,即使真主见了也会掩面而泣。”法齐娅在自传中写道。

近年来,塔利班领导人多次对外宣称,在其统治下,女性将享有平等权利,包括接受工作和教育的权利。但事实上,自去年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开启和平谈判以来,在新闻、医疗和执法等领域工作的女性在一波波袭击中丧生。

塔利班发言人表示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报复

2020年11月2日,一伙武装分子在喀布尔大学引爆炸弹,导致19人丧生,另有22人受伤。阿扎达和提尔达的好朋友在此次袭击中身亡。

他们死去的朋友就读于喀布尔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大多数人当时正在上最后一个学期的课程,他们本应成为未来的法官和政治家。“我绝不相信塔利班,每次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那些被炸死的朋友们。”提尔达说。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自今年5月底以来,阿富汗有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而自今年年初以来,约40万平民被迫离开家园。在此之前,截至2020年底,在国内各地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已经达到290万。

“未来我依然会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

2014年,女导演卡里米曾被媒体问及,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塔利班执政期那样,女孩被禁止上学、女性被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

当时刚走出校园的她抱持乐观态度,“我不相信那段历史会在阿富汗重演。过去十多年,人们已经尝过了自由的滋味。可以自由地坐在咖啡店里,可以聊时事看电影,人们不会轻易允许别人给自己再次戴上镣铐。”

如今塔利班卷土重来,很多女性无法预料将来的走向,只能在恐惧中逐渐调整自己的衣食住行。

在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据《西班牙日报》8月18日报道,头戴白头巾、身着黑色外衣的女学生已回到赫拉特的学校中,她们为能继续学习而兴奋不已。一名女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和其他国家一起进步。我们期待着塔利班能够维护安全。我们热爱和平,不希望开战。”这所学校的校长则说,她对学校能迅速开放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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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发言人表示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报复

与其他更为保守的地区相比,靠近伊朗边境的赫拉特一直是阿富汗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不过,据当地一位大学女教授说,塔利班夺取赫拉特的控制权后,她出门工作时特意选择了一件深色长袍,就在上一周,她还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披风,只用围巾随意遮住了头,脸上化着淡妆。

“当塔利班进入了大学,入口处的保安告诉我,‘女性暂时不能进去’。”这名教授说,她被告知,塔利班不会因为缺席课堂而扣除她的薪水,但会稍晚决定女性是否可以进入大学。

“我们还能继续完成学业吗?还有老师授课吗?如果校园重开,显然会有一些新规则。”喀布尔大学的一名女学生告诉《凤凰周刊》,她听说男女会被分开上课,男生由男教师授课,女生由女教师授课。“问题是在阿富汗,优秀的女教师并不多,尤其在大学。如果这样做,女生接受教育的质量必然会受影响。”

也有传言说,如果让女性进入大学,她们将不能学习经济和法律专业,只被允许学习药学。

“我还在等,虽然也不知道在等什么。”这名女学生说,她曾梦想能开一家服装公司,现在似乎成为泡影。但她说,未来会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我们是战争的一代,我们在战斗中活着、燃烧、流血和死亡。”

无望中,一些女性开始考虑逃离家园。阿扎达也考虑逃出去,但目前所有商业航班都停飞了,她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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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边哭泣的阿富汗小女孩

“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隧道,并不完全黑暗,但也看不见更光明的可能。我不知道这条隧道有多长,只能说让我们一起期待情况好转,不要完全放弃希望。”从机场逃离失败的艾莎向《凤凰周刊》如此表示。

女兵库布拉则说,她会和家人逃去巴基斯坦,“我们没有护照,只能试试非法越境了。”这似乎成为历史的重演——早在1990年,年仅6岁的库布拉就曾和父母逃离家乡,那时他们躲避的是阿富汗内战和塔利班的崛起。而现在,轮到她和她的孩子们经历这一切了。

即使出国,她们的痛苦也不会随之消失。22岁的赫斯(Hess)离开阿富汗时才几个月大,她之后在伊朗长大,现在是一名空手道教练。有几次她想回到祖国,却因为担心不安全而作罢。“我父亲说,塔利班永远不会让我们的国家安全。所以我恨他们。”赫斯说。

16岁的萨拉(Sarah)同样在4岁时跟着父亲来到伊朗生活,但祖父母和其他亲戚依旧住在阿富汗。她说,此刻所有阿富汗人都极为不安,希望国家能尽快回归平静。“我很害怕以后有人问我‘你来自哪个国家’时,我没有答案。”

(高云倩、刘宁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提尔达、阿扎达、罗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