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包裹到脚的蓝色布卡罩袍密不透风，透过网孔看到的外部世界，模糊而有限。
在塔利班统治的岁月里，阿富汗女性一旦年满13岁，就会被赶进与世隔绝的罩袍。她们会在十几岁结婚、生育，履行母亲和妻子的使命，不被允许单独出门，禁止与男性接触，禁止参加体育、抛头露面，隐匿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之外。
“我是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出生的，可能会在他们回来时死去。”生于2001年的阿扎达（Azada）声音颤抖着告诉《凤凰周刊》。自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起，像阿扎达这样的阿富汗女性极度担心，自己会被赶回封闭、禁锢的生活中。
尽管塔利班坚称，不会施行二十年前那些遵从伊斯兰法典的严厉限制。但与《凤凰周刊》交谈的数位阿富汗年轻女性认为，塔利班的话根本不可信。“他们只是学会了伪装，愚弄世界。尽管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依旧会杀死自称穆斯林的人。他们还将炸毁清真寺、关闭大学。”她们都说，阿富汗女性很快将迎来政治、教育和社会权利等方面的倒退。
和祖辈的阿富汗女人不同，阿扎达这一代女孩尝过自由的滋味，她们能穿上颜色鲜艳的服装，可以接受教育、选择工作，周末健身、在咖啡馆闲坐、和朋友谈论电影。她们无法再忍受文明的倒退，但在强权压力下，现在只觉得无力而愤怒。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的未来表示担心，“我尤其感到关切的是，有报道称，侵犯阿富汗妇女和女孩人权的行为日益增多，她们害怕回到最黑暗的日子。”古特雷斯强调，保护阿富汗妇女和女孩来之不易的权利至关重要。
如今，阿富汗国内电视节目，包括土耳其和印度的肥皂剧，已经被伊斯兰节目所取代。在美容院、裁缝店和整形中心，店主从外墙上取下女模特的照片、粉刷覆盖有女性字眼的广告。在更偏远的地方，有女孩被强迫嫁给塔利班武装成员，也有女孩不顾一切爬上人满为患的飞机、逃亡国外。
阿扎达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式，是躲在家里不上街——而今，女人们正逐渐消失在阿富汗的大街上。
“我童年的噩梦又回来了”
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大街上几乎不再有女性的身影。从8月15日开始，阿扎达就没敢出门，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街上围着头巾、蓄着大胡子的塔利班士兵佩带武器巡视。
最近几天，喀布尔的食品价格普遍上涨约30%，更有数千人失业，其中也包括阿扎达。20岁的她是当地一家服装品牌的创立者，目标客户以年轻女性为主，设计的服饰颜色鲜艳、款式灵巧。塔利班的卷土重来，无疑给阿扎达的生意宣判了死刑。此外，她为当地孤儿设立的一个筹款项目也因停工而夭折。
目前，阿富汗的所有媒体——包括著名的黎明电视台（TOLO TV）——都在塔利班的掌控之下。阿扎达告诉《凤凰周刊》，她不相信当地媒体的报道，因为“他们只说关于塔利班的正面新闻，不说负面消息”。
她困在屋里，只能不断刷手机、看新闻，“现在就像在梦中，我们还能使用手机和电视，这就像在毁灭我们之前给的最后甜头。”
尽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塔利班发言人沙欣（Suhail Shaheen）再三强调，女性能够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自由地生活。“她们不应该害怕，”他说，“她们享有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我们对此作出承诺。”
“塔利班想让世界看到他们受到了一定教化、更加现代开放。但这只不过是作秀和政治计划。”阿扎达说，与此同时，塔利班士兵正进入居民的房屋院落搜寻和抓人，“他们收缴一切武器，以防止人们加入反抗军”。
喀布尔大街上，一个男人用油漆滚筒粉刷覆盖了印有一个穿着绿色连衣裙、戴着珠宝、化着妆的女人的墙纸。另一名妇女在美容院外撕下一则广告，广告中有两名未穿罩袍的阿富汗女性。
8月16日，艾莎（Aisha Ahmad）接到美国朋友打来的电话，对方说美方会用军机带部分人离开阿富汗。她立刻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这也是塔利班留下的唯一出境通道。成千上万的人在机场游荡，在飞机跑道上徘徊。
大部分人没有护照、未经安检涌向飞机，安保人员将人群推回地面，有些妇女和儿童被推倒在地。艾莎也被挤到了一旁。“我一度觉得这是我生命的尽头，我感觉要死了。”后来她终于脱离人群，脚上布满被踩踏的伤痕。
家住喀布尔的女大学生提尔达（Tilda）很想出门，但不知道该穿什么。她告诉《凤凰周刊》，如果想要安全，就得换上罩袍；但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她都没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最后只好留在家里。
Tilda是当地一家公益组织的成员，一直在阿富汗各地寻访并帮助那些被剥夺个人权利的阿富汗女孩。现在，她不敢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因为怕遭到报复。这是因为塔利班曾宣布，要处决能言善辩、有政治影响力的女性。
阿富汗最年轻的女市长、27岁的加法里（Zarifa Ghafari）沉痛地向媒体告白：“塔利班会先来杀像我一样的人，我不能离开我的家人，我坐在这等他们来”。加法里在2018年成为阿富汗迈丹瓦尔达克省最年轻的女性市长，曾经三度遭到塔利班的暗杀。她的将军父亲也在去年年底被枪杀。
据《印度时报》报道，8月18日，阿富汗首位女省长萨利玛·马扎里（Salima Mazar）已被塔利班逮捕。她是该国仅有的三位女性地方长官之一。作为哈扎拉省省长，她拒绝像其他一些省长那样逃离，并对塔利班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喀布尔沦陷，她所管辖的地区仍是阿富汗少数几个没有被塔利班占领的地区之一。由于她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塔利班，人们担心她会遭到处决。
“现在谈论塔利班将来会做什么还为时过早。但过去几天，塔利班在阿富汗偏远地区关闭了所有的学校，要求人们不要刮胡子，不让妇女和女孩出门。实际上没有女人敢走出家门。”在教育部门工作的罗雅（Roya）告诉《凤凰周刊》。
一个月前的7月12日，阿富汗北部法利亚布省一个小村庄，一位名叫纳吉亚（Najia）的女性被塔利班残忍杀害。当塔利班士兵来敲门时，纳吉亚正和她的四个孩子（三名男孩、一名女孩）待在家里。三天前他们就来过，要求她为多达15名战士做饭。
纳吉亚的女儿说，“我妈妈说，‘我们家很穷，我拿什么给你们做饭？’塔利班于是开始殴打她。”后来她的母亲被殴打致死，临走时，塔利班人员还向隔壁房间扔了一颗手榴弹。
“我害怕我会遭到强奸和杀害。”阿富汗前女兵、两个孩子的母亲库布拉·贝赫罗兹 (Kubra Behroz)说。2011年，她满怀骄傲地加入了阿富汗政府军。自2010年起，阿富汗政府发起招募女兵入伍的活动，当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最近几周，库布拉收到的匿名威胁电话明显有所增加。“他们告诉我，他们知道如何找到我……他们会杀了我和我的家人。”事实上，自从她成为一名女兵开始，各种威胁接连不断，2014年一次外出工作期间，库布拉的家被人闯入并洗劫一空。
“我童年的噩梦又回来了。”32岁的阿富汗女性阿美娜（Ameneh）说。塔利班闪电攻占喀布尔后，她和母亲、姐妹一起带上所有重要文件躲去一个朋友家。“我们担心，第一个出现在我家门口的人会是我的叔叔。”
二十年前，12岁的阿美娜被迫与留着胡子的成年堂兄订婚，住进了叔叔的房子，而叔叔是一名与塔利班有生意往来的商人。美军进入阿富汗后，叔叔随着塔利班势力衰落而失利，她找机会逃离叔叔家。在母亲的支持下，她上诉到民事法庭，取消了童婚婚约。此后，她上学、从商，并积极为当地女性权益问题发声。
“二十年前我脱下了罩袍。”阿美娜泪流满面地说，“我不会再接受这种屈辱，也不要再被迫嫁给任何人。”
二十年间，阿富汗各领域都有女性代表
时间回到2001年，美军全力出击，只用了两个月就让塔利班在坎大哈宣布投降。随后，美国一手扶植起一个“临时政府”，卡尔扎伊任临时政府主席，他在三年后当选阿富汗第一任民选总统。
自那时起，女性受到的限制逐步放开，不少国际团体也积极帮助改善当地女性的生存状况。2009年，阿富汗政府通过《消除针对女性暴力法》，将强奸、殴打和强迫婚姻定为犯罪，并规定阻止妇女或女孩工作或学习是非法行为。
“这20年间，无论是美术、政治、商业、电影、音乐……各个领域的阿富汗女性都很活跃。”提尔达告诉《凤凰周刊》，她的家人此前移民去了巴基斯坦，她也是2001年之后才回到阿富汗，在这里长大。
最大的改变是，女性被允许接受教育和工作。在政府机构，女性也有了一席之地。阿扎达的祖母受过教育，妈妈也是学法律出身，职业是教师，“她们都努力工作，拥有通向美好未来的机遇。”在家人的影响下，阿扎达也接受教育、上大学，之后开创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阿富汗政界也频现杰出而勇敢的女性。法齐娅·库菲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曾参加过2014年的阿富汗总统大选。她尤其关注当地女性的教育和安全问题，认为女性要获得本领、才能和技术，并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事务。法齐娅告诉所有阿富汗人，自由不是神赐予的，需要人们去努力争取。
此外，女性体育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在不久前的东京奥运会上，女子短跑选手、25岁的尤索菲·基米娅代表阿富汗参赛，成绩13秒29，比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提升了0.73秒，刷新阿富汗女子百米纪录。如今，不知道她能否再戴着印有“阿富汗”的荣耀头带、挥着阿富汗国旗，参加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或者任何国际女子赛事。
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阿富汗短跑选手塔米娜·科西斯塔尼就曾表示，面临巨大世俗压力的阿富汗女性能参加奥运会已经是个奇迹。她还希望发起“阿富汗妇女运动”，鼓励更多女人参加体育运动。
在音乐领域，最出名的当数女子摇滚乐队Burka Band（布卡乐队）。“我妈穿布卡，我爸也穿它，我必须穿布卡，布卡蓝布卡，喀布尔的天，也是蓝蓝哒。”罩袍乐队的首支单曲《Burka Blue（蓝色布卡）》于2003年乐队成立之初发布，讽刺布卡罩袍对于阿富汗女性的禁锢。这支乐队不仅受到喀布尔人的喜爱，也拥有来自全球的听众。
近二十年间，她们一直受到塔利班的通缉。但由于她们一直身穿罩袍演出，身份神秘，塔利班至今没能抓到她们。2003年她们的单曲在德国大火，阿富汗政府要求德国提供相关信息，她们不得不归隐。2010年这支乐队再度回归，发布了第二支音乐MV《No Burka（不要布卡）》。
阿富汗的女导演、女性电影也在国际上受到关注。前几天，阿富汗女导演萨赫热·卡里米写给全世界的求救信刷屏中文社交网络。她是阿富汗史上第一位获得电影专业博士学位的女性，也是阿富汗电影协会的第一位女性主席。由于不停歇的战乱和恐怖分子的安全威胁，卡里米在阿富汗拍摄一部作品最多要花上三年，她几乎每个月都在搬家，以躲避追杀。
但卡里米始终对该国女性抱有最深切的关怀。2019年，由她执导的电影《喀布尔的女人们》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获得25项国际电影大奖。此外，《方向盘背后的阿富汗女人》记录了阿富汗女司机的生命历程，《天使》展现巴米扬山区的女助产士的善良坚韧，而《帕里卡》讲述了一名政界女性在男权霸权里摸爬滚打的艰辛。
在阿富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女性的身影。从2012年到2016年，喀布尔共有1189名女性获得驾照。而今，喀布尔开设了不少健身俱乐部，其中女子拳击颇受欢迎。来自中国的一家武术俱乐部在喀布尔收了不少女子学员，她们学习了少林武术。
在喀布尔郊区的一面高墙背后，隐藏着一所名叫“滑板伊势丹”（Skateistan）的滑板学校。该学校是阿富汗第一家滑板学校，由澳大利亚人奥利创办，于2009年12月正式开学。学校为当地一些贫困儿童（尤其女童）精心准备了各种滑板设施，此外，她们还能在学校里免费学习英语、电脑等课程。
虽然有这些女性榜样和进步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阿富汗女性仍是世界上受男权和宗教压迫最深的女性，阿富汗的女性权益组织也依然遭到塔利班乃至政府的打压和迫害。
曾数次去过阿富汗的中国记者刘怡认为，为当地妇女争取权益的女性榜样，需要大量社会资源，她们中的很多人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出身政治世家的法齐娅可以经常出国，开着车在街头自由行动。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的表妹也能开培训学校帮助普通女性，但如果当她们帮助的对象自己提出这种诉求的话，很可能早就被丈夫打死了，而且往往会不了了之。
“阿富汗的女性，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女性，当她们发现身处的国家社会对于其个人发展不利时，很可能就会想办法移民了。”刘怡说。
从2005年起，阿富汗女性不再被强制要求穿罩袍，可以只戴头巾出现在公共场合。但在首都以外，不少女性仍然不敢脱下罩袍。
目前阿富汗的识字率为43%，高于2011年的 31.4%，但仍是世界上识字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该国性别差距仍然很大，男性识字率为55%，女性为30%。女性劳动参与率是38%，工资却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一。此外，57%的阿富汗女性在法定年龄16岁之前就结婚了，这其中70%-80%的婚姻是被强迫的。
“每次看到塔利班，我就会想起被炸死的朋友”
最近几天，阿扎达的祖母和母亲一直鼓励她不要太悲观，但她能看到她们眼中的忧虑。“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能感觉到性别歧视。但现在，我反而感激那些日子。塔利班回来了，我在社会上甚至不能被称为人类。”
阿扎达出生在2001年，那时塔利班刚离开喀布尔，结束此前长达五年的执政。从1996年到2001年，塔利班对女性施以严苛教法，其中包括：禁止工作和学习；出门必须穿从头遮到脚的罩袍，并要有与其有血缘关系的男性陪同。如果违背相关规定，会遭到鞭打和辱骂。
女性还被禁止使用化妆品；禁止穿喇叭裤；禁止大声笑；禁止穿高跟鞋；禁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禁止无人陪同乘坐出租车；禁止参加广播、电视或任何公开会议抛头露面；就连家里的窗户都被强制要求不能是透明的，这样从外面看不见女性。
此外，商家也禁止拍摄女性，女性模特不能出现在照片或视频中；塔利班政权还修改了包含女人词语的街道或广场命名，比如将“女人的花园”改为“春天的花园”；女性也不可以与男性商人进行交易，禁止接受男性医生的治疗，禁止与男性同乘公共汽车。
一旦女性被指控在婚外发生性关系（哪怕遭到强奸），将会被公开处死。这些严苛教法存留至今。仅在2012年，阿富汗就发生了240起荣誉谋杀。荣誉谋杀指的是凶手谋杀家庭成员以达到挽回家族荣誉的目的，受害者大多数是女性，被杀害原因主要有被强奸、被怀疑通奸、打扮时髦举止轻浮、拒绝被指定的婚姻等。
《爱与战争》作者、美国摄影记者林西·阿达里奥（Linsey Addario）曾在2000年走访过喀布尔，她回忆说，喀布尔所有婚礼都被取消，路上汽车很少，没有音乐、电视、电话，人行道上也没人闲聊。尘土飞扬的街道上挤满了在长期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她们被禁止工作，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乞讨。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人们都很害怕。
冒着被处死的风险，许多女性在自家的地下室、被塔利班关闭的学校里为女生授课。一些女教师被塔利班开除后便干脆把女学生叫来家里办私学，教授她们科学和文化知识，对外则宣称女孩们在这里做女红、学古兰经。
“塔利班的统治将喀布尔从一个饱受战乱的城市变为一座死城。”法齐娅说。出生于1976年的她亲历过这段时期，她在自传《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种种细节。
最恐怖的是“恶习与美德部”， 胡须不够长的男人和袍子不够长的女人被带到这里接受惩罚。受到惊吓的喀布尔女性被指控不道德，接受从阿富汗南部保守乡村来的毛拉的审判。一直以来，喀布尔与这些乡村在文化和社会习惯上就是两个世界。如今，拥有大学文凭的女性却要被那些不洗澡、不识字的文盲指手画脚。
她曾记录过一个场景：一对夫妻推着自行车在街上行走，妻子的穿着是传统服饰夏尔瓦克米兹。三个塔利班分子突然走了过来，从背后袭击她，用鞭子拼命抽打她的脑袋，很快她就被打得匍匐在地。当三人开始打她丈夫时，为了自保，这个男人竟然当场休妻。“在塔利班眼里，只有两种人，要么你是他们的一分子，要么你不是。”法齐娅说。
年轻女孩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她们不再能随意感受阳光的温暖，因为一听到塔利班分子的声音，她们便立刻溜进屋子，一刻也不敢多留。
艾美奖最佳纪录片《罩袍下的世界》记录了当时阿富汗监狱中的女性。“逃离丈夫”，判监禁7年；“逃离家庭”，判监禁10年。一位女犯人甚至说，她不介意在监狱里多待几年，因为监狱比外面的世界更安全。
16岁的阿富汗女孩艾莎曾被强迫嫁给塔利班士兵，逃跑后被抓回，丈夫割掉了她的鼻子和耳朵。后来她逃到美国，在一家基金会的帮助下，她成功接受了整容手术，终于能以完整面貌示人。她鼻子被削掉、面部残损的照片登上了2010年8月《时代》杂志的封面，令全世界对塔利班的暴行咋舌。
“如此种种都是以真主的名义执行的，但我绝对不相信这是真主的旨意。我敢说，即使真主见了也会掩面而泣。”法齐娅在自传中写道。
近年来，塔利班领导人多次对外宣称，在其统治下，女性将享有平等权利，包括接受工作和教育的权利。但事实上，自去年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开启和平谈判以来，在新闻、医疗和执法等领域工作的女性在一波波袭击中丧生。
2020年11月2日，一伙武装分子在喀布尔大学引爆炸弹，导致19人丧生，另有22人受伤。阿扎达和提尔达的好朋友在此次袭击中身亡。
他们死去的朋友就读于喀布尔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大多数人当时正在上最后一个学期的课程，他们本应成为未来的法官和政治家。“我绝不相信塔利班，每次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那些被炸死的朋友们。”提尔达说。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自今年5月底以来，阿富汗有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而自今年年初以来，约40万平民被迫离开家园。在此之前，截至2020年底，在国内各地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已经达到290万。
“未来我依然会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
2014年，女导演卡里米曾被媒体问及，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塔利班执政期那样，女孩被禁止上学、女性被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
当时刚走出校园的她抱持乐观态度，“我不相信那段历史会在阿富汗重演。过去十多年，人们已经尝过了自由的滋味。可以自由地坐在咖啡店里，可以聊时事看电影，人们不会轻易允许别人给自己再次戴上镣铐。”
如今塔利班卷土重来，很多女性无法预料将来的走向，只能在恐惧中逐渐调整自己的衣食住行。
在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据《西班牙日报》8月18日报道，头戴白头巾、身着黑色外衣的女学生已回到赫拉特的学校中，她们为能继续学习而兴奋不已。一名女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和其他国家一起进步。我们期待着塔利班能够维护安全。我们热爱和平，不希望开战。”这所学校的校长则说，她对学校能迅速开放而感到欣慰。
与其他更为保守的地区相比，靠近伊朗边境的赫拉特一直是阿富汗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不过，据当地一位大学女教授说，塔利班夺取赫拉特的控制权后，她出门工作时特意选择了一件深色长袍，就在上一周，她还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披风，只用围巾随意遮住了头，脸上化着淡妆。
“当塔利班进入了大学，入口处的保安告诉我，‘女性暂时不能进去’。”这名教授说，她被告知，塔利班不会因为缺席课堂而扣除她的薪水，但会稍晚决定女性是否可以进入大学。
“我们还能继续完成学业吗？还有老师授课吗？如果校园重开，显然会有一些新规则。”喀布尔大学的一名女学生告诉《凤凰周刊》，她听说男女会被分开上课，男生由男教师授课，女生由女教师授课。“问题是在阿富汗，优秀的女教师并不多，尤其在大学。如果这样做，女生接受教育的质量必然会受影响。”
也有传言说，如果让女性进入大学，她们将不能学习经济和法律专业，只被允许学习药学。
“我还在等，虽然也不知道在等什么。”这名女学生说，她曾梦想能开一家服装公司，现在似乎成为泡影。但她说，未来会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我们是战争的一代，我们在战斗中活着、燃烧、流血和死亡。”
无望中，一些女性开始考虑逃离家园。阿扎达也考虑逃出去，但目前所有商业航班都停飞了，她无处可去。
“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隧道，并不完全黑暗，但也看不见更光明的可能。我不知道这条隧道有多长，只能说让我们一起期待情况好转，不要完全放弃希望。”从机场逃离失败的艾莎向《凤凰周刊》如此表示。
女兵库布拉则说，她会和家人逃去巴基斯坦，“我们没有护照，只能试试非法越境了。”这似乎成为历史的重演——早在1990年，年仅6岁的库布拉就曾和父母逃离家乡，那时他们躲避的是阿富汗内战和塔利班的崛起。而现在，轮到她和她的孩子们经历这一切了。
即使出国，她们的痛苦也不会随之消失。22岁的赫斯（Hess）离开阿富汗时才几个月大，她之后在伊朗长大，现在是一名空手道教练。有几次她想回到祖国，却因为担心不安全而作罢。“我父亲说，塔利班永远不会让我们的国家安全。所以我恨他们。”赫斯说。
16岁的萨拉（Sarah）同样在4岁时跟着父亲来到伊朗生活，但祖父母和其他亲戚依旧住在阿富汗。她说，此刻所有阿富汗人都极为不安，希望国家能尽快回归平静。“我很害怕以后有人问我‘你来自哪个国家’时，我没有答案。”
（高云倩、刘宁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提尔达、阿扎达、罗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