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睿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老师在他的书《巨婴国》里提倡每个人都要长大，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面对生存的处境，独立思考，独立生活，成为你自己。

这样的主题思想是不被（此处省略五个字）认可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独立思考是很可怕的事情，独立思考的人往往有不同于他们的思想，所以这本书可能对人的自我反省和情感梳理还会挺有帮助。

这本书也是一本讨论国民性的书，这类书往往从大的角度概括某国人如何如何，在经过多年的学术训练之后，读这类书我常常有种想反驳的潜意识，因为我在课堂上教学生理解“他者”文化的时候，最最反对的就是“成式化”（stereotypes） 概括，比如，你不能说“金发女子都很笨”，虽然美国的笑话文化里充满了“金发女子笨”的故事，这甚至是笑话中的一个种类，可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打破僵化的、固定的对某类人，某个文化的成式化概念。这类讨论“国民性”的书，往往流于创造或巩固“成式化概念”。

但这类书在大众读物市场上却层出不穷，因为毕竟，这是最直接的文化研究，这类书的结论往往简洁明了，容易让人们一目了然，虽然这类书缺乏对文化的细微之处更复杂的更深刻的分析和表达，可是，这种书的好处就是横扫一切，囊括全面，分析也往往一根筋，比如武志红分析的一根筋就是中国人婴儿时代普遍缺乏爱，特别是最初的一年到三年，因为爱的缺乏，所以中国人无论多大年龄都呈现出婴儿特征：需要妈妈，需要别人理解我，给我一切。他们长大之后也是婴儿，政治上是婴儿，生活上是婴儿，感情上也是婴儿，中国就是一个“集体停留在婴儿期”的国度，中国人人人都是一个大婴儿。

这个前提和结论我是怎么都很难同意的，虽然我也不得不对作者的分析表示一定的赞同。首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与中国没有半毛的关系，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是对欧洲奥地利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文化心理研究，那时维也纳的犹太男人是否都有恋母情结，我很难知道，但把弗洛依德的理论硬搬到中国的二十一世纪，除了南橘北枳之外，还缺乏对西方文化理论的批判和警醒，比如，世界上是否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真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是文化研究的常识。

不过，从母亲与孩子的关系角度探讨“国民性”，武志红老师的确看到了中国教育的缺陷：爱的教育、独立的教育，成熟的教育都缺失。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内容根本上与培养独立的人无关，因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积极配合控制的顺民。独立、独立思考，做一个成熟的人等等从你出生呼吸的空气里就没有，武志红老师说不要什么事都从体制上找原因，可是，教育才是一个人走向独立和成熟的通道，如果这个通道是全部阻塞的，你说什么都白搭，虽然每个人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反思而走向独立和成熟，这就是这本书的目的吧。

透视国民性——这种横扫一切的对国民性进行总结的书我读过很多本，记得第一次受很大震动的是台湾知识分子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让我大开眼界，那时我生活在中国近三十年，没有出过国，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觉得中国上下五千年都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之一，《丑陋的中国人》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我熟悉的文化如此丑陋，如此不堪，我大惊。

当然我牢记不忘的讨论国民性的书，应属鲁迅的《阿Q正传》。这个不长的小说我曾很认真地读过几遍，鲁迅嘲讽、批判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比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对我其实比较隔膜。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小就听我父亲在家里讲个不停，我父亲坐在饭桌边，一边喝着他的二锅头，一边侃侃而谈，有的时候，他会谈中国人的劣根性，并用鲁迅的阿Q举例，“你打我是打你老子了”——这种精神胜利法，据我父亲说，是中国人的特征。我听他讲，常常不信，怀疑地看着他，继续听他讲，我生活中没讲过谁挨打还会如此自我安慰的，我成年后怀疑我父亲并没有真的读过鲁迅，他无非是听过这个故事，给我们瞎讲而已。

来到美国后第一个学期就读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s）。那时这本书刚刚出版，这本书让我知道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来源于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的一本书，鲁迅看中国的眼神其实是从一个西方传教士的眼神的借用。

对十九世纪下半叶来到满清王朝的美国宗教知识分子来说，史密斯审视的眼睛看到了很多中国人和文化与美国人和文化的不同，他观察中国普通老百姓，描述他观察的中国人的行为和举止，其中包括喜欢对官方撒谎，喜欢对事敷衍，喜欢对人虚以委蛇和假装客气，我顺着刘禾，看了史密斯的的书，既看到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这个他者深邃幽默嘲弄友好的目光，这目光里有理解也有更多的不理解，也让我看到鲁迅等一代知识分子是怎么受西方的“东方主义”影响的，即使这种“东方主义”的出发点未必一定是殖民和剥夺。

让我觉得温暖和喜欢的关于中国人和文化的书，还是林语堂的《吾土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本书是要向英语读者介绍悠久典雅的中国文化，所以，生活在美国的林语堂就满怀着对故国对爱恋，用古典的英文娓娓道来，把中国文化描绘得温柔敦厚，温而文雅，中庸之道，如梦如烟，充满人情味。我喜欢这本书，也喜欢中国的人情味，甚至把这本书作为我的“看中国电影学中国文化”课的参考书目，我希望给我的学生另外一种座标：学会欣赏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对他们来说，中国文化陌生而奇特。

关于其他国家的国民性的书，比如《菊花与刀》等文化人类学书，对普通读者影响很大，成为我们对其他文化想象的基础，这类书，其正面的意义是向读者介绍了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文化，负面的意义是助长了我们思考的懒惰和文化成式化的概念。我常常听人们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华人如何如何，我往往立刻就忍不住问：你不也是中国人之一吗？你难道不是华人？这样的反应完全是我的职业原因：在分析任何群体的时候，都不要一概而论，因为国民性这样的大问题，往往是成式化概念的起点。

武志红老师的书中谈到的“婴儿心理或长不大”这个现象，我怀疑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潮流。美国已经有很多文化研究在讨论这个现象了，年轻人长大成人的年龄越来越推后，现在就是三十八岁了，还是青年，要是在过去，就是不太远的过去，也是中年人的标志了。今年夏天来到法国，跟老伴的侄女奥埃利亚聊天，她二十八岁了，住在家里，不挣钱，靠国家给的福利，一个月八百五十块欧元生活，她每天就是看看电视，看看电影，躺在床上睡觉，一天又一天。我问她未来的打算，她希望到世界去旅行，希望有好吃的好喝的，她想来美国，想看纽约市和新奥尔良，我点头，好啊好啊，我没问：谁付钱呢？

武志红老师认为巨婴是中国的普遍现象，很多人都拒绝长大，我怀疑不是人们拒绝长大，是人们不知道怎么长大。独立思考是非常难的事情，汉娜·阿伦特认为，一个不思考的人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有主体性人，也就是说不是人，这个标准实在是太高了。上智下愚是中国古往今来的政治理念的教育方针，一个人从小没有受过独立的教育，用一百多年前严复的词语“群己”界限不清，这样的人做了父母肯定不知道什么是群己的界限，这样的人做了祖父母也不知道。

虽然“群己”教育在西方要深入得多得多，但巨婴现象也愈来愈普遍，所以我猜巨婴恐怕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当代社会里特有阶层的现象，特别是物质丰富娇生惯养的孩子们，不想长大，也不想负责任，他们“我我我”是中心，你得理解我的伟大，你得理解我的特殊，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做孩子可以被满足一切需要，谁愿意长大呢？美国据说住在父母家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想离开家；离开父母的房子，自己住，得付房租啊。

可怖的是，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下一个二十年，你会觉得更快，五十八岁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为时已晚，也许你还是希望没长大并希望别人的帮助。两年前的夏天，我挚爱的一个亲人，坐在我的对面，对我说：“我没有帮助我的亲人，你也不帮助我。”我问：“你要我帮你什么呢？”他没有回答，他总是在指责他人不帮助他，似乎他忘记我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送过钱。他搬家的时候，我也是勇往直前地搬得第二天累得动不了。

我不知道我们都年过半百，我们还伸手要亲人给我们什么帮助。年过五十，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仅已见端倪，而且也图穷匕见了。那些总是伸手要别人帮助的人，他们不想长大，他们希望救世主总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刻伸出手，他们认为谁都是他们的母亲，他们还年幼，母亲知道他们时刻的需要而帮助他们。我敬慕的哲学家于瓦尔·赫拉利说：你五岁之前，你母亲是最知道你的人，你需要什么，不需要说，已经为你准备了。如果你三十岁了，你母亲还知道你时刻的需要，那是很大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想过向任何人要求帮助，独立，靠自己是我们的座右铭，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贫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女诗人伊蕾曾对我说：“沈睿，我三岁就老了。”伊蕾已经作古三年，我也饱经沧桑，不想长大的人们，套用里尔克的诗歌说：此时你还孤独，就永远孤独下去吧。

对那些不想长大的人们，也就是每个中国人，我倒是强烈推荐人人都读读武志红老师的书，或许你最终可以长大，可以做自己，成为自己，主宰自己的人生。主宰自己的人生需要勤恳、努力、担责任、尽义务、爱自己、也爱他人，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学会思考，这一切都很不容易，你能做得到吗？

（本文作者沈睿教授系美国墨好思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