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实习生 杨润苗
牛露回忆，当时李某和她说了很多有压力之类的话，表现得很沮丧，“然后他突然要求我夸夸他，给他鼓励，我就说了同事们平时都会用的客套话，敷衍地说‘你很厉害，很棒’之类的话。”
8月30日，北京某科技公司女员工牛露(化名)向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递交了《不予批捕申诉书》，称不服检察院此前做出的对嫌疑人不予批捕决定，要求检察院作出批捕决定，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牛露称，6月3日晚，她在一次饭局后，被老板李某单独留下，随后被带去酒店发生性关系。“我是被迫的。”她说，次日早晨，她回到宿舍后报警称被强奸。
记者获悉，李某涉嫌强奸一案由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立案，李某于事发后次日即被羁押，7月初，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认为此案证据不足，不予批捕，要求公安部门补充侦查，李某被取保候审，目前此案仍在侦查中。
一年前入职“董事长助理”
牛露告诉记者，她今年26岁，四川人。2020年9月，她在某招聘软件应聘某单位“总裁秘书”的职位，获得了认证为“创始人”的李某的回复。牛露说，面试通过后，她被告知的职位是“董事长助理”，拟入职李某控制的成都某家公司。
正式入职前，牛露同意公司将自己外派至“北京分公司”。她告诉记者，同意外派到北京，是因为男朋友在北京工作，可以解决异地恋问题。
北京某科技公司高管杨帆(化名)告诉记者，牛露入职的那家子公司，最初由李某成立，后来被北京某科技公司全资收购，由于李某是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董事，依旧分管这家子公司，因此牛露在日常工作中，受到李某的直接领导。
牛露告诉记者，她到北京入职时，她的劳动合同上的职位写着“董事长助理”，她管理公司的公章，担任行政、出纳、人事和网站设计的岗位，直接向李某汇报。
牛露称，自己在企业微信群里被登记的工作岗位是行政，但实际上做的是出纳、运营 (视频剪辑和平面设计等)、教务、人事、行政等工作。牛露说，她并不认为身兼数职是一种“优待”，她还表示，自己虽然直接向李某汇报，但言语没有超过上下级之间的界限，她平时在北京，与李某见面不多。
饭局
杨帆说，李某大多数时间在成都办公，平时远程管理子公司，“今年好像也没来几回。”
6月3日，北京某科技公司召开股东会，李某到北京参会。
根据牛露提供的聊天记录，当天下午4点，她接到李某通知，在两家酒店分别订了两个晚餐包间。下午6点左右，她和同事及其他股东去其中一个包间吃饭，李某先赶赴另外的饭局，到了晚上8点半，李某才与其他股东汇合。
杨帆回忆，8点半之前，在场的五六名男士已喝了一瓶半白酒，牛露在内的三名女士喝了一瓶红酒，“红酒酒精含量13%左右”，李某到了之后，又带来了白酒，“那晚整桌人喝了差不多两斤白酒。”
出发去往饭局前，牛露与同事田雨(化名)约好结束时一起走。
田雨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酒桌上有人给牛露敬酒，她不清楚牛露喝了多少酒，她只记得自己那天喝酒喝了不少，“喝得我有点晕”。
当晚21时56分，牛露给田雨发微信“说李某要和我聊”，田雨回“那我只能先走了?”之后牛露拜托田雨帮她去附近酒店归还充电宝，田雨以喝多了为由拒绝，最后，充电宝被田雨带回家。
牛露告诉记者，当晚的高管饭局她并不想参加，但作为董事长助理，她要负责定包间和结账。
在饭局上，李某通过微信给牛露转账52元。牛露说，这钱是在当晚其他股东要求李某感谢她的“红包”，她看金额不大就收下了，这是她第一次收李某的钱。
牛露说，饭局结束后，她接到了给李某订酒店的任务，跟随李某去了距离饭店3公里、步行约20分钟的北大博雅酒店。
牛露告诉记者，在走路去酒店这几十分钟里，她向李某汇报了同事离职和绩效的事情，又说了公司财务情况，李某当时就公司财务，人事问题责怪了她， “我当时非常懵，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脑子一直处于混乱状态。”
牛露手机软件显示，酒店预定时间是22时32分。她说，订单是在酒店门口处下的。酒店登记资料显示，当晚酒店房间登记入住人员只有李某一人。
到了酒店，牛露随着李某上了楼。在牛露向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递交的《不予批捕申诉书》中，她解释当时以为李某还会出来吃烤串，就陪同李某上楼放东西。
报警称“被上司侵犯”，警方立为刑事案件
牛露说，她进到酒店房间后，应李某要求用手机播放音乐。
牛露回忆，当时李某和她说了很多有压力之类的话，表现得很沮丧，“然后他突然要求我夸夸他，给他鼓励，我就说了同事们平时都会用的客套话，敷衍地说‘你很厉害，很棒’之类的话。”
“他突然就兴奋起来。”牛露说，她当天穿了覆盖到大腿的运动内裤运动内衣和长裙，但李某强行拉扯她的衣服，还一把将她摔在床上，在挣扎过程中，她的内衣纽扣脱落，肩带开线。“在此过程中，我本身精神就处于担忧、恐惧状态，再加上红酒后劲使我的意识处于模糊状态，由于男女力气相差较大，我酒后身体控制力较弱，最终被他得逞。”
手机短信显示，6月4日凌晨3时29分，牛露注册某平台下单了事后紧急避孕药。酒店监控显示，半小时后，牛露出现在酒店大堂取药。微信通话记录显示，凌晨4时10分，李某给牛露打电话，随后李某下楼将牛露接上楼。
牛露告诉记者，上楼之后她又在房间内呆了两个多小时。牛露在《不予批捕申诉书》中解释自己再次上楼的理由称：突然遭受侵犯不知所措。而侵犯已经发生，当时最可怕的是怀孕，所以只一心想解决不要怀孕的问题;自己的包、钥匙、身份证还在房间内，包里有公司重要的东西，怕丢了要承担很大责任;还有就是性格上的软弱，当时不敢忤逆上司。
打车软件显示，6月4日早晨6时20分，牛露从酒店附近打了网约车，7时06分回家。聊天记录显示，6时47分，还在车上时，她给田雨发消息倾诉“我不想干了”、“够了，没意思”。在接下来的聊天中，她告诉田雨，“他(李某)还强吻我，我受不了了”。
牛露告诉记者，当时之所以只告诉同事被“强吻”，是内心的羞耻感作祟。
7时21分，牛露给李某发微信：“李老板，我辞职。”李某在回复中表达了惊讶，强调对牛露的“信任”。7时57分牛露说：“今晚给我带来的伤害是终身的”，李某回复：“诚挚诚恳道歉，我也是心被伤透了当时情绪没控制好;对不起”。
牛露说，她此后在网上搜索“被上司性侵怎么办”这类关键词，得到的建议是报警。于是她去询问另一名在成都的同事赵石(化名)：“李老板昨晚骚扰我了，我报警合适吗?”在赵石的追问下，牛露承认自己“被侵犯”。
赵石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建议牛露报警，得知牛露还没把此事告诉父母，他购买了当天下午飞北京的机票。“牛露去北京之前，我们在成都的公司处得比较好，后来我们基本上三天两头都有聊天，我认为牛露这个人性格单纯，比较幼稚，有好多事儿很容易被人带偏。”
牛露说，她决心报警后，先打电话给酒店请求不要收拾房间，当天中午去派出所报警，警察带她检查身体，勘查现场，在当天下午控制了李某。
赵石回忆，他到达北京已经是晚上，之后他在派出所见到了牛露，“她状态很不好，精神很颓丧。”作为公司职工和牛露的同事，赵石也作了笔录。从派出所出来已经是晚上11点，赵石说，他留意到牛露过马路时心不在焉，有几次差点被车撞上，“要不是我拉着她，估计就会出事儿。”
时间落款为6月4日的《立案告知书》显示，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将李某涉嫌强奸一案立为刑事案件。
7月初，李某被羁押三十余天后获取保候审。记者从牛露的代理律师处获悉，当时海淀检察院认为此案证据不足，不予批捕，要求公安部门进行补充侦查。
9月3日，记者联系办案民警提出采访要求，该民警称不方便透露案件进展，并建议记者直接咨询牛露及其律师。
一女子自称被同一上司猥亵
在牛露被李某涉嫌强奸一案补充侦查期间，一名曾经的“董秘” 张珊(化名)与记者取得联系，自称被李某猥亵。
张珊告诉记者，自己2019年毕业后，通过某招聘软件应聘了李某的“董事长秘书兼总裁助理”，此后进入李某控制的成都某公司工作，在工作三个月后提出辞职。
张珊回忆，发出辞呈后过了三天，李某请她吃火锅，席间一起喝了一瓶公司自营白酒，之后送她到租住处。房子是公司租的，李某提出上楼看看，进了房间后，李某开始指责她不懂感恩，“他的情绪突然变得不好，我有点慌乱，僵在原地。他突然强行搂抱我，我双手交叉于胸前与他隔出距离，且拒不抬头，避免他的强吻。”
张珊说，李某未得逞后，假装要走，但到玄关处与她擦身而过时，又一次强行楼抱她，俩人纠缠了数十分钟，张珊称要报警，李某才离开。
张珊出示了一份《劳动关系解除书》，上面约定了一笔66000元的补偿，在详细条款中，这笔补偿被用来约定“乙方(张珊)持有的其本人和甲方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李某)所有的工作或男女感情方面的视频、录音以及聊天记录等相关资料，全部永久删除”，否则按照66000元的三倍支付违约金。
“签了合同后李某才和我道歉，表示自己的行为十分不妥，称自己是一时冲动，不会对他人再造成此类伤害。”张珊说。
男方接受采访称此事为“纠纷”
8月27日，新京报记者微信联系了李某，在微信交流中，他称用“纠纷”形容此事更加“客观”。8月29日，李某称愿意进行交流，但在之后几天，李某拒绝进行电话或书面交流，只同意与记者见面聊，他称自己在成都，可以来北京，但在最终约定见面的9月1日，他突然称“可能这几天这个事情有重大变化，我不能直接来面对您”，对于记者提出电话交流请求，他称“那样也会影响变化，我现在是非常被动，因为我的事情，原单位的很多同事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
在与记者的交流中，李某推荐记者参考《对26宗强奸案不捕的分析和思考》、《女方陈述常见的100个逻辑错误》两篇文章。
在8月2日的一份会议录音里，李某曾向员工解释此事的发生，是“她(牛露)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
6月7日，牛露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普通精神病/抑郁症门诊科进行了检查，医生对牛露的临床印象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治意见包括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防自杀和按时服药等。
记者联系采访本案期间，李某托多位中间人联系牛露请求和解。牛露告诉记者，她不会和解。“我和警官强调过我不会和解，我只要李某付出法律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