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墙内而又较为关心政治议题的青年（又或者不只是青年），想必或多或少都对“被喝茶”这件事有着自己的想象、恐惧或好奇。但又正由于生活在无时无刻的威权政体之中，“国安”这个名词好像和中国人民的底线一样既神经又神秘，到处都流传着真假难辨的传言，却始终无法被公开讨论触及。
有幸的是，在疫情开始之前，并不是什么行动派的我难得地享受了一次“反贼”待遇，被相关人员邀请至派出所促膝长谈，正是这次称得上意犹未尽的短暂经历，让我对“被喝茶”这件事有了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想了很久，也考虑到种种风险，还是决定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毕竟还蛮好笑的，权当一点时代记录也好。
总之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我正在办公室里昏昏欲睡，同住的室友突然发微信问我，居委会有来找你吗？我回复没有，对方告诉我，居委会刚刚给她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些我的相关信息，以及确认我本人是否确实居住在这个地址。我刚刚搬来此处不久，只当是居委会普通的住民统计，并没有放在心上，继续平常地做着手头工作。过了不久，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打过来，我刚接起，对面一个男人的声音告诉我，这里是XX派出所，你今天下午三点前来所里一趟。
我顿时清醒过来，并且瞬间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毕竟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除非中国终于开始严打同性恋了要把所有基佬铁T都抓起来，否则警察来找我就只有“那个”。但到底是“那个”的哪一部分，我也不是很清楚，于是我迅速冷静下来，反问对方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挺年轻的，对方告诉我你来了就知道了。我发动全身上下的雌性细胞用尽可能最温柔甜美的声音跟他周旋，我说“我绝对愿意配合你们的工作，没有任何抵触心理，但是我至少要知道你们把我叫去的原因，这样也能好好准备一下积极配合对吧。而且，这也是我的知情权吧。”对方犹豫了一下，听起来还颇为坦诚地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具体原因，找你的不是我们派出所，是其他部门，我只是负责通知你。如果你不来，我们就只能来上门找你了，警察上门，你周围的邻居会怎么想？”
出于对派出所这个黑洞一般的场所本能的抗拒，加上我并不能预料到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在警察提出要上门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更能接受。如果是在自己家里，附近有那么多邻居路人，应该不会发生太可怕的事情吧。于是我跟电话对面的警察说好，我7点钟在家，你们来吧。
但挂完电话没过多久，又一个电话打进来，同样是手机号。这一次，电话那头的声音换了一个人，听起来明显来者不善了不少。大概是大冬天出门一趟也挺冷的，警察似乎并不愿意拜访我的温馨小窝，而是明确重申要我三点前去XX派出所报道。面对我不依不饶的追问原因，对方用此地警察一贯的“阳刚”声线反问我，“警察找你，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自己不好好想想你到底干了什么吗！你要是什么都没干警察会来找你吗！”我再三表示真的想不出，我不偷不抢按时交税，每天都认认真真做垃圾分类。对方逐渐失去耐心，对着话筒最后一次大吼“下午三点，XX派出所！”，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实在是不知道作何反应，郁闷、紧张，更多的是茫然。在telegram上和几个信任的朋友简单地说了一下事件经过，他们也问我，为什么？你最近干了什么？我只能憋着一肚子闷气回答我也不知道，好像做了什么，也好像没做什么，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为什么，毕竟解释一切的权利在他们不在我。
临时和老板请了假，还是老老实实地前往派出所。对抗是无用的，只会让对方更加怀疑你蔑视他们高不可攀的权威，所以认怂是唯一选择。走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我开始紧急政审自己的手机，删掉了YouTube、twitter、telegram、端传媒等一系列“反动”app，清空了微信的所有聊天记录，也删除了vpn的描述文件。工作日下午三点的街道人并不多，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头也空落落的。
人生中第一次迈进派出所的大门，免不了有些紧张。一个面容愁苦的高瘦男人坐在接待大厅里的长椅上，神情木讷地打量着我。我绕开他的目光，找了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发问，“呃，那个，X警察刚刚打电话给我让我来的，这个是他的号码。”这个警察好奇地看我一眼，说你先等等，然后转身走进了装有铁栏杆的内室。过一会儿，还是他走出来，带我到另一间空房间里坐下，又说了句你先等等，将我一个人留在室内关上了门。
我环顾四周，看到了房间内的监控摄像头，但从外表并看不出它是否正在进行正常工作。门上写着调解室，墙上挂着一些写着调解守则的标语，有一扇窗，正对着派出所外的院子，一些绿色植物的叶片在阳光下摇曳透光。老实讲，倒是个环境不错的地方。
我独自一人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待了挺久的一段时间，就在我正要开始怀疑是否因为反动派太多业务繁忙而已经忘了我的存在的时候，三个男人推门走了进来，都没有穿任何警察制服。最中间的一个男人看起来年纪最大，大概有五六十岁的样子，皮肤晒得很黑，脸上的皱纹里似乎藏着一种中年老男人特有的烟臭味。旁边两个男人大概三十几岁的样子，其中有一个人手中拿了厚厚的一叠纸，我飞速瞥了一眼，便明白了我被叫到这里的原因——上面印着我的twitter主页截图。
三个男人在我对面坐下，便开门见山问到，你知不知道你被叫来的原因。我说不知道，对方继续发问，你有没有翻过墙，有没有注册过twitter。我老老实实承认有，对方再细问，用什么翻墙的，为什么注册twitter，都在上面说了什么？此时此刻，我突然如同被点通五经六脉般感受到了一种名为演技的东西在我体内奔腾。我瞪着可怜巴巴的大眼睛委委屈屈地说，大学时男朋友帮我装的翻墙软件，我自己也不会操作，不知道是什么（搞了十几年女同性恋，根本没碰过男人）；twitter是在美国留学时看见别人在玩自己跟风注册的，不会玩，好久没玩了（只要点开首页就能看到昨天还在转推）；没发过什么内容，大部分都是追星，我都忘记写过什么了（很显然对政府进行了不少激情辱骂）。
对方态度似乎很狐疑，叫我把手机打开，登陆twitter账号。我拿出早已处理干净的手机继续唯唯诺诺地说，看吧，早就删掉了，我都很久没在玩了。看起来最年轻的那个警察说，你重新下载一个。我拨弄了一会儿手机，摆出一副白痴脸向他求助，可是我不会翻墙，我也没有翻墙软件，以前都是男朋友帮我弄的。他立刻回答我，网上有很多的，你上百度上搜一搜，有很多免费的软件都可以用，上面有教程，很简单的。对话进行到这里，我已经越来越失去真实感与恐惧情绪，我是来认罪的，怎么你们警察还干起授人以渔的事了呢。
中间的年长警察发话，小姑娘，不要耍滑头，你的账号是不是叫XX，你的信息我们这里都有的。他把旁边的那一叠纸拿过来翻了几页，露出厌恶的神情，一边看着文字一边跟我说，你看看你，你小小年纪，写的这都是些什么。接下来，我遭受了一个现代人所能体验到的最重的酷刑——他开始当着我的面一条一条念我的推文。
“‘为什么别人的大学生活都在为恋爱烦恼，而我的大学生活要为共产党烦恼’，你说说，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老警察的语气并不是反问，他看起来似乎真的在疑惑，而我表面上平静依然，实际上脚趾已经蜷缩起来在派出所的地板上扣出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地道。“呃，我有抑郁症，我平时就是有很多烦恼，可能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在烦恼吧，太久远了我也不记得当时在想什么了。”我乱七八糟地搪塞着，心里已经开始在求神求佛放过我吧，没有任何人能承受自己的推文或微博被这么字正腔圆光明正大地念出来好吗，我甚至已经想大喊我错了我错了我什么都招别念了别念了。
但神明显然没有听到我的祈祷，他继续念下去，“还有这一句，‘中国……’，哎，我都说不出口。”那一条推文是“中国，我去你大爷的”，我记得很清楚。
当他终于停下对我的折磨，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接下来，他表情严肃地问我，你很了解香港吗？我说不怎么了解。他又问，你为什么对香港暴乱发了那么多条内容？我继续胡说八道，“我之前挺喜欢一个香港歌手的，叫黄耀明，嗯，他长得帅嘛，就爱听他的歌。有时候他转发一些内容，我也没仔细看，就跟着转了。因为我是粉丝，就要做数据，帮他们转发，也不怎么看内容的，繁体字看不懂。后来听说他是同性恋，就不喜欢了，然后也不发了。”他翻了翻手里的文件，似乎确认了我确实有一些转发黄耀明的内容，半信半疑地接受了这个解释。而我的内心虽然怀抱着对黄耀明先生深深的歉疚，但对不起，在那个场景我只能卖主求荣。
他语重心长地开始劝诫我，小姑娘啊，我看你态度也挺好的，平时翻翻墙看一些信息没什么的，我们不会来找你的，但是不能看这个有害信息啊，你也是读过书的人，是吧，不要因为追星啊，就乱去转发一些内容，不要轻信别人啊，会给自己找上麻烦知道啊。我频频点头，嗯，嗯，嗯，了解，明白。
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超过政府部门平日里下班的时间了，三个警察也一副想要快点收工的样子。一个年轻警察拿过来两张纸，上面写着保证书，按照他们的指示我认认真真地写下我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以及更多地个人信息，以及“因追星注册使用推特，受不良艺人影响发表了不实言论”（年轻警察再三强调，一定要写明是不实言论，你说的这些都不是事实），并保证从此删除账号清空内容绝不再犯。然后，又是两张训诫书，上面详细写了发表不实言论可能遭到地处罚，最后是那一句“你明白了吗？”不过，我并没有在纸上写下“明白”两个字的机会，因为那两个字是直接打印在纸上的，我只是签上我的名字，然后走出了派出所。
一切结束后，当天晚上我和朋友一起聚餐庆祝了她的生日，之后的日子还是照常过着，持续至今。
我时常想到那三个警察，他们看起来普通得惊人，一副只不过是在完成KPI的劳碌样子，和每个为生活所迫的打工仔没什么两样。我猜那个老警察其实并不明白我那些乱七八糟的推文在讲什么，他看不懂，但不妨碍他觉得是危险的。我还猜那两个年轻警察没有完全相信我荒唐的坦白，不拆穿也不是什么枪口抬高一寸的善意，揾食嘛，没必要。经此一役，以往对“被喝茶”的那些恐怖想象反而被消除了，他们比我想象中要混乱、简单、粗糙，他们比我想象中更真实。只要发现建筑高墙的是真实的人类而非冰冷的机器，会突然觉得有勇气很多， 因为我相信人的软弱。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几个朋友听，每次都收获一通爆笑。太荒谬了，他们说。但当我最近一次讲给新朋友听的时候，他问我，所以其实你在当时有没有觉得害怕？我停下来想了一会，认真地回答，当然。在警察粗暴地挂断我电话的时候，在调解室里一个人孤零零待着的时候，在保证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无从抵抗。我知道自己大概已经上了某种黑名单，所以在网上更加谨言慎行，不再使用推特，甚至越来越少地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既然已经写下这篇文章，恐怖似乎也不再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再一回想，整个经历就真的很好笑嘛！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可以有笑到。
注：为了自我保护，文中提及的时间、地点、推文内容、具体对话都有改编或模糊处理，不想再二进宫了，请保护好我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