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口岸两边的亲密关系形成了挑战。2020年2月初，香港宣布封闭与深圳连通最为紧密的两个口岸，来往人口锐减，一些情侣、夫妻分隔将近600天，关系濒临破灭。防疫大前提下，他们必须在不见面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维持感情。
9月15日起，“来港易”计划正式启动，少部分居民可以豁免14天强制隔离探亲。这些经历过漫长等待和煎熬的爱人们，或许能在中秋节见面拥抱。
分离，然后破碎
周佩倪焦虑爆发是在去年九月份。当时她收入不稳定，为多赚一点钱，就从广州一家教育机构离职，回肇庆老家开烘培店。毫无开店经验的周佩倪，常常从早上七点起床干活到凌晨两点。睡不着，因为总是挂念留在香港的男友。
两人在热恋期赶上疫情汹涌，香港封关，被分隔两地。最初的信任，很快在时间中冷却下来，渐渐地，男友开始延迟回复周佩倪的微信，不再和她谈未来，有些怯于面对。
一天下午，周佩倪接连给男友拨打十几通微信语音，无人接听。过了半小时，收到回复三个字：我在忙。积累了七个月的压力，瞬间崩裂，周佩倪心灰意冷，回信息说：“我真的很辛苦，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那半个小时我怀疑他出轨了。”周佩倪觉得，是男友不想做那个先提分手的人。
男友解释，自己没接电话是因为“手一直在搬东西”。受疫情影响，男友所在的地产公司受到打击，为了养活自己，他开始在香港打短工，时间表比原来紧凑许多，周末从不休息。生计压倒了一切，他忽视了周佩倪的感受。
2020年2月4日，为了配合疫情防控，香港官方发布“隔离令”，关闭人流量较大的罗湖、落马洲口岸，只留深圳湾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陆路通道。随着疫情的反复，“隔离令”延长了数次。最近一次的失效日期延长至2021年的9月30日。
一次又一次隔离延长中，周佩倪和男友闹过几次分手，终究舍不得对方。最后，她选择停掉肇庆老家的生意，一个人到深圳找工作。这里离男友所在的香港元朗会近一点。
漫长分隔带来的焦灼，煎熬着口岸两侧的情侣、夫妻群体。和周佩倪类似，天宇和男友因为长时间不能相见，最终疏远。封关10个月后，天宇给妈妈发了一条微信陈述：“我和某某分开了。”随后，她把卧室门关紧，回绝了母亲几次敲门说谈一谈的请求。接下来9个月，天宇没跟父母对视过，她害怕看到那种失落眼神。
在封关之前，这对相恋五年的恋人刚刚见完家长，准备结婚。
分开的头几个月，两个人每天都热切地讨论着结婚计划。为了缩短距离，天宇从广州搬到深圳居住，对方则搬家到香港靠北的新界。如果通关正常，两人之间的车程不到一小时。两颗心在计划未来时越靠越近。
说不清，男方是从何时开始不相信这个未来的。起初，他密切关注着政府的“隔离令”，“再过两三个月就会开关”的消息，支撑着他的信心。一次接一次延期，接踵而至的失落，让他的安全感被慢慢消耗。失落，然后绝望，在这样的氛围里，两个人原本的亲密感所剩无几。
2020年10月，天宇27岁生日，在广州的家人、朋友给她操办得很隆重。远在香港的男方却反应冷淡。天宇像平常的情侣一样闹了情绪，然而，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接住。或者，也不打算接。
轮到天宇做那个紧张的人。她开始每天刷开关的动向，关注新闻。此时，男方已经不怎么回复微信，天宇只好每天给他写一封邮件，告诉他自己每天做了什么。无可挽回的情感越来越冷，男方每天都会阅读邮件，但从来只回复两个字：“看了”。
等到2021新年，男方终于摊牌。他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关重聚，感情已经“没有希望”。信心被耗尽的天宇，一时竟想不出任何反击的说辞。
根据《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2020年出版），与前一年相比，2020年，香港男性与内地女性结婚的比例降低86.5%，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结婚的比例降低77.3%。分离不断消耗着跨境情侣的亲密感。相比于情侣，对于已经结婚的跨境夫妻来说，分手远不是问题的答案。即使600天没见，肩上的责任也会箍住彼此，情况更为复杂。
在分隔的第七个月，在香港工作的阿文收到妻子的微信消息。对方告诉他，自己的抑郁情绪很严重，“有一瞬间甚至想带着孩子一起消失在这个世界。但是看疫情的架势，即使如此，等到阿文归家，连头七都赶不上。”
阿文瞬间崩溃。他在办公室拨打微信语音电话过去，无人接听。妻子住在深圳，一个人负责带两个女儿长大。大女儿读小学，需要有人辅导作业，小女儿不满一岁，尚在母乳喂养。妻子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即使睡着了也频频做梦。忙碌的育儿和生活，让缺乏支持的妻子不可避免地陷入产后抑郁之中。
可阿文除了困在香港赚钱什么都做不了。他说，自己像是一个住在手机里的人，每天发过去“不痛不痒”的问候。这更激怒了妻子，劳累的时候，她总发微信埋怨阿文“站着说话不腰疼”。长期分隔两岸，是阿文和妻子不得已的选择。
疫情导致封关当天，妻子正好坐完月子，一家人陪同妻子的父母在广东揭阳老家筹备除夕夜。听到封关的消息，在香港上班的阿文连夜开了300多公里到深圳，随后坐地铁返回香港。他怕失去工作。
距离与陌生感
担心妻子的精神状态，阿文向老板请了三十天的无薪假，在深圳隔离十四天后见到了对方。之前，他想象自己冲上去一把抱住妻子，安慰她：好久不见，你辛苦了！可陌生感让他伸不出胳膊。
他说不清妻子是害羞还是冷漠，只能确定她瘦了，憔悴。他伸出胳膊搂了一下对方，不敢冲动。没变的只有孩子，大女儿朝自己张开双臂跑过来，妻子随即掏出手机录下一条短视频。在孩子面前，一家人暂时恢复和谐。
距离也让宁秋陷入了陌生感。下午六点，给女儿打视频电话时，宁秋看见快两岁的女儿已经叫着“爸爸”、“奶奶”、“爷爷”。“mama”这两个音节偶尔会在女儿摆弄玩具时，从她的喉咙里发出来，不带感情。那只是两个无意义的音节。一瞬间，宁秋心里闪过一句现代诗：“我在这头，孩子在那头。”
她没想到，乡愁的滋味竟藏在女儿的咿呀学语里。
2020年8月份，女儿满5个月以后，30岁的宁秋在香港找到一份高校教职工作。为了抓住工作机会，她做了取舍。她没有给女儿实行母乳喂养，打算每天往返香港与位于口岸的家，通勤时间一小时左右。刚到港时，隔离政策已经生效，但她有信心等到冬天。
时间漫长。每天，宁秋六点躲在办公室里给女儿打视频电话，孩子至今不认识眼前这个人，即使她的眼神充满爱意。更多时候，宁秋还会被玩耍的女儿晾在视频里。她捕捉着女儿的成长，把视频通话截图，在家人群里搜集任何和女儿有关的影像资料。甚至，她开始学着为女儿制作微信表情包。
过年前夕，一家人终于能见上一面。领导额外批准三十天新年假期，根据相关规定，宁秋在离自己家房子不远的宾馆隔离21天。隔离第一天晚上，宁秋看见丈夫推着婴儿车，和两位老人一起站在宾馆对面隔着马路朝她挥手。
这是几个月里她第一次见到女儿，代价是近万元食宿费用。
这是一笔不可避免的开销，是相聚的本钱。在深圳工作的莱农算过一笔账，如果往返两岸，每次至少需要花销一万元，耗费28天。除了金钱和时间，更隐形的成本是人在工作单位长时间请假所引发的信任危机。因此，莱农和男友早已达成默契：为了攒钱买房，两个人要彼此信任，一天都不能失去自己的工作。
除非发生意外。去年十月，男友的母亲第二次中风发作。莱农利用周末时间跑了趟珠海，代替男友安慰老人，又因为公司的要求不得不次日返回深圳。走之前，她把家里有没有露出尖锐边角的桌椅检查了一遍，把桌角都包住了。家里的长辈轮流帮忙照看老人，但远在香港的男友还是不放心，他找经理磨了几次，提前把前一年与今年的年假都预支了出来。
去看母亲，需要从香港赶到深圳、隔离，坐高铁去珠海，随后返回香港。每一个环节都要花钱：在香港的两个月房租需要一万元，在酒店隔离六千多元，不包餐饮。同时，男友从事金融行业，公司要求他在隔离的日子里远程办公，为此，他买了三张大湾区的漫游卡，来保证网络的通畅，又花去540元。
高昂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让相聚变得奢侈。绝大部分跨境爱人们选择把团聚放在了第二位，被动分隔两岸。刚开始封关时，关凌和男友在一起刚满三个月，随后度过了热恋期和平淡期，然后面临告别。
今年夏天分手后，关凌怕听见周围人谈及这段感情，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发呆，一遍一遍地打开微信。关凌写了不少挽回的话发送过去，对方从不回应。过了三天，关凌的妈妈偷偷在抖音上找到那个香港男生，问他为什么无法克服距离，对方没有回答，只是讲了一句：您帮我去卧室里看看她，我怕她心情不好，做出傻事。
最后的仪式是删除彼此。对峙将近一个月，关凌发微信给男生，告诉他自己打算申请“来港易”名额，去香港去找他。她看到对方第一次回复：还是算了吧。
这段坚持了19个月的爱情在微信里宣告结束。
异地维持情感关系
起初，距离给恋爱增加了情趣。19个月里，关凌每一天都和男友打微信视频电话，时常开着视频入睡。为了参与彼此的生活，他们彼此在打游戏、和朋友在家里喝酒聊天时，也会给对方留一个视频窗口。
他们还用一个恋爱APP记录恋情。有时，早上九点起床的关凌会看见男友用APP给自己发送消息，发送时间为凌晨三四点。5月19日晚上，关凌像以前一样早早睡去，第二天，关凌收到男友几小时前写下的一段话：520快乐，不要不开心，要不是因为疫情，我肯定在你身边。我看了一部很有意义的电影，多想以后跟你一起再看一遍呀。
关凌觉得，除了当面拥抱，他们什么都努力去做了。
为了获取一点点亲密感，跨境情侣们发明出不同的仪式。在网络上，有人曾经记录自己为申请游客签证失败的情况下，和男友到土耳其登记结婚，顺带度过蜜月。有人也会到深圳盐田海边，拿着望远镜看向对面，仿佛能辨认出人影。而连接香港和深圳的中英街，两地只隔着一道挡板，有情侣约在挡板两侧带着口罩相见。
在统计了近三千位跨境爱人们的情况后，社群组织者茉莉发现大家普遍处于亲密感缺失的煎熬中。微信问卷里，抑郁、焦虑状态是所有人的答案中都出现的字眼。而为了打破这种关系，微信群里的人有百分之60-70%选择每天“没有希望”，然后吵架、分手，不再受封关困扰。30-40%的人选择另一种方式，为了回到爱人身边做出牺牲。
阿文第一次辞职是在今年五月一日。那天，他在深圳陪着家人度过了二十几天，这是他和老板要来的第二次无薪假期。告别后，妻子给他发了条短信，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跟女儿们解释爸爸为什么不见了。末了，她表态： 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穷，只想一家人在一起。
看到这条消息时，阿文正走在深圳的大街上。他一下子停住，因为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回到香港——再次让妻子受伤。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他当即给公司的HR打电话，提出离职。
回家以后，阿文看见大女儿正在阳台上哭，小女儿搜遍家里每个角落找爸爸。这时，他忽然开始担心如果自己这次辞职了，下个月要如何赚钱养家？妻子看他疲惫又焦虑，开始劝他回香港上班。
第一次离职失败后，阿文又撑了几个月。而全职妈妈的压力依旧炙烤着妻子，直到几天前，阿文发现自己被妻子删除了微信，原因依然是他“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一次，他选择了家庭。离职报告通过后，阿文计算着时间：他会在十月份成功离职、十一月隔离完毕。到了十二月初，他一定在家里，见证小女儿的两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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