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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口岸两边的亲密关系形成了挑战。2020年2月初,香港宣布封闭与深圳连通最为紧密的两个口岸,来往人口锐减,一些情侣、夫妻分隔将近600天,关系濒临破灭。防疫大前提下,他们必须在不见面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维持感情。

9月15日起,“来港易”计划正式启动,少部分居民可以豁免14天强制隔离探亲。这些经历过漫长等待和煎熬的爱人们,或许能在中秋节见面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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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然后破碎

周佩倪焦虑爆发是在去年九月份。当时她收入不稳定,为多赚一点钱,就从广州一家教育机构离职,回肇庆老家开烘培店。毫无开店经验的周佩倪,常常从早上七点起床干活到凌晨两点。睡不着,因为总是挂念留在香港的男友。

两人在热恋期赶上疫情汹涌,香港封关,被分隔两地。最初的信任,很快在时间中冷却下来,渐渐地,男友开始延迟回复周佩倪的微信,不再和她谈未来,有些怯于面对。

一天下午,周佩倪接连给男友拨打十几通微信语音,无人接听。过了半小时,收到回复三个字:我在忙。积累了七个月的压力,瞬间崩裂,周佩倪心灰意冷,回信息说:“我真的很辛苦,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那半个小时我怀疑他出轨了。”周佩倪觉得,是男友不想做那个先提分手的人。

男友解释,自己没接电话是因为“手一直在搬东西”。受疫情影响,男友所在的地产公司受到打击,为了养活自己,他开始在香港打短工,时间表比原来紧凑许多,周末从不休息。生计压倒了一切,他忽视了周佩倪的感受。

2020年2月4日,为了配合疫情防控,香港官方发布“隔离令”,关闭人流量较大的罗湖、落马洲口岸,只留深圳湾及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陆路通道。随着疫情的反复,“隔离令”延长了数次。最近一次的失效日期延长至2021年的9月30日。

一次又一次隔离延长中,周佩倪和男友闹过几次分手,终究舍不得对方。最后,她选择停掉肇庆老家的生意,一个人到深圳找工作。这里离男友所在的香港元朗会近一点。

漫长分隔带来的焦灼,煎熬着口岸两侧的情侣、夫妻群体。和周佩倪类似,天宇和男友因为长时间不能相见,最终疏远。封关10个月后,天宇给妈妈发了一条微信陈述:“我和某某分开了。”随后,她把卧室门关紧,回绝了母亲几次敲门说谈一谈的请求。接下来9个月,天宇没跟父母对视过,她害怕看到那种失落眼神。

在封关之前,这对相恋五年的恋人刚刚见完家长,准备结婚。

分开的头几个月,两个人每天都热切地讨论着结婚计划。为了缩短距离,天宇从广州搬到深圳居住,对方则搬家到香港靠北的新界。如果通关正常,两人之间的车程不到一小时。两颗心在计划未来时越靠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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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天宇的男友此前在自己的墙壁上涂鸦

说不清,男方是从何时开始不相信这个未来的。起初,他密切关注着政府的“隔离令”,“再过两三个月就会开关”的消息,支撑着他的信心。一次接一次延期,接踵而至的失落,让他的安全感被慢慢消耗。失落,然后绝望,在这样的氛围里,两个人原本的亲密感所剩无几。

2020年10月,天宇27岁生日,在广州的家人、朋友给她操办得很隆重。远在香港的男方却反应冷淡。天宇像平常的情侣一样闹了情绪,然而,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接住。或者,也不打算接。

轮到天宇做那个紧张的人。她开始每天刷开关的动向,关注新闻。此时,男方已经不怎么回复微信,天宇只好每天给他写一封邮件,告诉他自己每天做了什么。无可挽回的情感越来越冷,男方每天都会阅读邮件,但从来只回复两个字:“看了”。

等到2021新年,男方终于摊牌。他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关重聚,感情已经“没有希望”。信心被耗尽的天宇,一时竟想不出任何反击的说辞。

根据《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2020年出版),与前一年相比,2020年,香港男性与内地女性结婚的比例降低86.5%,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结婚的比例降低77.3%。分离不断消耗着跨境情侣的亲密感。相比于情侣,对于已经结婚的跨境夫妻来说,分手远不是问题的答案。即使600天没见,肩上的责任也会箍住彼此,情况更为复杂。

在分隔的第七个月,在香港工作的阿文收到妻子的微信消息。对方告诉他,自己的抑郁情绪很严重,“有一瞬间甚至想带着孩子一起消失在这个世界。但是看疫情的架势,即使如此,等到阿文归家,连头七都赶不上。”

阿文瞬间崩溃。他在办公室拨打微信语音电话过去,无人接听。妻子住在深圳,一个人负责带两个女儿长大。大女儿读小学,需要有人辅导作业,小女儿不满一岁,尚在母乳喂养。妻子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即使睡着了也频频做梦。忙碌的育儿和生活,让缺乏支持的妻子不可避免地陷入产后抑郁之中。

可阿文除了困在香港赚钱什么都做不了。他说,自己像是一个住在手机里的人,每天发过去“不痛不痒”的问候。这更激怒了妻子,劳累的时候,她总发微信埋怨阿文“站着说话不腰疼”。长期分隔两岸,是阿文和妻子不得已的选择。

疫情导致封关当天,妻子正好坐完月子,一家人陪同妻子的父母在广东揭阳老家筹备除夕夜。听到封关的消息,在香港上班的阿文连夜开了300多公里到深圳,随后坐地铁返回香港。他怕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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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与陌生感

担心妻子的精神状态,阿文向老板请了三十天的无薪假,在深圳隔离十四天后见到了对方。之前,他想象自己冲上去一把抱住妻子,安慰她:好久不见,你辛苦了!可陌生感让他伸不出胳膊。

他说不清妻子是害羞还是冷漠,只能确定她瘦了,憔悴。他伸出胳膊搂了一下对方,不敢冲动。没变的只有孩子,大女儿朝自己张开双臂跑过来,妻子随即掏出手机录下一条短视频。在孩子面前,一家人暂时恢复和谐。

距离也让宁秋陷入了陌生感。下午六点,给女儿打视频电话时,宁秋看见快两岁的女儿已经叫着“爸爸”、“奶奶”、“爷爷”。“mama”这两个音节偶尔会在女儿摆弄玩具时,从她的喉咙里发出来,不带感情。那只是两个无意义的音节。一瞬间,宁秋心里闪过一句现代诗:“我在这头,孩子在那头。”

她没想到,乡愁的滋味竟藏在女儿的咿呀学语里。

2020年8月份,女儿满5个月以后,30岁的宁秋在香港找到一份高校教职工作。为了抓住工作机会,她做了取舍。她没有给女儿实行母乳喂养,打算每天往返香港与位于口岸的家,通勤时间一小时左右。刚到港时,隔离政策已经生效,但她有信心等到冬天。

时间漫长。每天,宁秋六点躲在办公室里给女儿打视频电话,孩子至今不认识眼前这个人,即使她的眼神充满爱意。更多时候,宁秋还会被玩耍的女儿晾在视频里。她捕捉着女儿的成长,把视频通话截图,在家人群里搜集任何和女儿有关的影像资料。甚至,她开始学着为女儿制作微信表情包。

过年前夕,一家人终于能见上一面。领导额外批准三十天新年假期,根据相关规定,宁秋在离自己家房子不远的宾馆隔离21天。隔离第一天晚上,宁秋看见丈夫推着婴儿车,和两位老人一起站在宾馆对面隔着马路朝她挥手。

这是几个月里她第一次见到女儿,代价是近万元食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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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隔离期间,宁秋在宾馆窗口看到的丈夫和自家狗子

这是一笔不可避免的开销,是相聚的本钱。在深圳工作的莱农算过一笔账,如果往返两岸,每次至少需要花销一万元,耗费28天。除了金钱和时间,更隐形的成本是人在工作单位长时间请假所引发的信任危机。因此,莱农和男友早已达成默契:为了攒钱买房,两个人要彼此信任,一天都不能失去自己的工作。

除非发生意外。去年十月,男友的母亲第二次中风发作。莱农利用周末时间跑了趟珠海,代替男友安慰老人,又因为公司的要求不得不次日返回深圳。走之前,她把家里有没有露出尖锐边角的桌椅检查了一遍,把桌角都包住了。家里的长辈轮流帮忙照看老人,但远在香港的男友还是不放心,他找经理磨了几次,提前把前一年与今年的年假都预支了出来。

去看母亲,需要从香港赶到深圳、隔离,坐高铁去珠海,随后返回香港。每一个环节都要花钱:在香港的两个月房租需要一万元,在酒店隔离六千多元,不包餐饮。同时,男友从事金融行业,公司要求他在隔离的日子里远程办公,为此,他买了三张大湾区的漫游卡,来保证网络的通畅,又花去5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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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莱农男友拍下的深圳湾口岸

高昂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让相聚变得奢侈。绝大部分跨境爱人们选择把团聚放在了第二位,被动分隔两岸。刚开始封关时,关凌和男友在一起刚满三个月,随后度过了热恋期和平淡期,然后面临告别。

今年夏天分手后,关凌怕听见周围人谈及这段感情,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发呆,一遍一遍地打开微信。关凌写了不少挽回的话发送过去,对方从不回应。过了三天,关凌的妈妈偷偷在抖音上找到那个香港男生,问他为什么无法克服距离,对方没有回答,只是讲了一句:您帮我去卧室里看看她,我怕她心情不好,做出傻事。

最后的仪式是删除彼此。对峙将近一个月,关凌发微信给男生,告诉他自己打算申请“来港易”名额,去香港去找他。她看到对方第一次回复:还是算了吧。

这段坚持了19个月的爱情在微信里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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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维持情感关系

起初,距离给恋爱增加了情趣。19个月里,关凌每一天都和男友打微信视频电话,时常开着视频入睡。为了参与彼此的生活,他们彼此在打游戏、和朋友在家里喝酒聊天时,也会给对方留一个视频窗口。

他们还用一个恋爱APP记录恋情。有时,早上九点起床的关凌会看见男友用APP给自己发送消息,发送时间为凌晨三四点。5月19日晚上,关凌像以前一样早早睡去,第二天,关凌收到男友几小时前写下的一段话:520快乐,不要不开心,要不是因为疫情,我肯定在你身边。我看了一部很有意义的电影,多想以后跟你一起再看一遍呀。

关凌觉得,除了当面拥抱,他们什么都努力去做了。

为了获取一点点亲密感,跨境情侣们发明出不同的仪式。在网络上,有人曾经记录自己为申请游客签证失败的情况下,和男友到土耳其登记结婚,顺带度过蜜月。有人也会到深圳盐田海边,拿着望远镜看向对面,仿佛能辨认出人影。而连接香港和深圳的中英街,两地只隔着一道挡板,有情侣约在挡板两侧带着口罩相见。

在统计了近三千位跨境爱人们的情况后,社群组织者茉莉发现大家普遍处于亲密感缺失的煎熬中。微信问卷里,抑郁、焦虑状态是所有人的答案中都出现的字眼。而为了打破这种关系,微信群里的人有百分之60-70%选择每天“没有希望”,然后吵架、分手,不再受封关困扰。30-40%的人选择另一种方式,为了回到爱人身边做出牺牲。

阿文第一次辞职是在今年五月一日。那天,他在深圳陪着家人度过了二十几天,这是他和老板要来的第二次无薪假期。告别后,妻子给他发了条短信,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跟女儿们解释爸爸为什么不见了。末了,她表态: 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穷,只想一家人在一起。

看到这条消息时,阿文正走在深圳的大街上。他一下子停住,因为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回到香港——再次让妻子受伤。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他当即给公司的HR打电话,提出离职。

回家以后,阿文看见大女儿正在阳台上哭,小女儿搜遍家里每个角落找爸爸。这时,他忽然开始担心如果自己这次辞职了,下个月要如何赚钱养家?妻子看他疲惫又焦虑,开始劝他回香港上班。

第一次离职失败后,阿文又撑了几个月。而全职妈妈的压力依旧炙烤着妻子,直到几天前,阿文发现自己被妻子删除了微信,原因依然是他“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一次,他选择了家庭。离职报告通过后,阿文计算着时间:他会在十月份成功离职、十一月隔离完毕。到了十二月初,他一定在家里,见证小女儿的两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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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回深圳的路上,阿文拍摄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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