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这时代做中学生，是什么感觉？
曾经在 2019 年参与社运的中四生朱古力（化名）答：“很压抑。”学界现已所剩无几的其中一个中学关注组之中，他是唯一一个坚持留下来的在校成员，“步步惊心，对未来睇法比较灰，不会再在这间学校里抱持任何希望”。
至于抗争组织贤学思政的中六义工 Kelvin（化名），曾被要求以校内服务“改过”换取不因罢课记缺点，他的形容词则是“与世隔绝”，“以前经常说，学校是社会的缩影，缩影就是再不会讲政治吧，同社会一样”。
经过一年的取缔、惩治、清理门户，香港教育终于迎来一个经“完善”及“优化”的版本 — 推崇批判思考的通识科被杀，换成以习近平讲话“视频”当教材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社科）；一度如雨后春笋出现的数百个中学关注组，逐一停止更新及宣布解散；曾经在操场罢课、挂横额的学生，被要求参与校内服务“改造”计划，以换取不记缺点。
一班历经政治觉醒的中学生，在学校“新常态”之下，将如何自处？
罢课“改过”服务计划
“我学校算是有商有量，可以接受。”访问开始前，中六生 Kelvin 数次满有信心地说。他来自一间较开放的本地中学，2019 年社运期间老师与同学自由地在社交媒体转发新闻、公开换上黑色头像，校方亦愿意开放操场供学生罢课。
当年的校内圣诞联欢会上，两名学生在舞台上突然演唱本地说唱歌手 JB 于 2019 年的作品《Fxxk the popo》，校方遂熄咪记缺点，并禁止涉事学生再参加音乐日。当时觉得“系咪痴线㗎”的Kelvin，现在改变了想法，“相比例如元朗信义等学校，我学校叫在有限度之下，做一个惩罚啰。”
谈吐成熟的 Kelvin 苦笑指，两年以来，无论学校、朋友，还是身边整个社会，都无可否认地多了一条难以言喻的红线。他就读的学校 2019 年仍愿意让学生公开在操场罢课，去年有天却突然召集所有曾罢课学生到礼堂，宣布一项“改过”计划。
“入礼堂，他们跟我们成班人说有个计划，再给了本小册子我们，有几个义工服务给你选，例如清洁教堂，若做够了某一个时数，你就不用记缺点。”礼堂内都是曾因政治原因参加活动的学生，新计划没有出家长通告，他也记得，服务计划的名字叫“行为改造”。
“即使最终计划也不了了之，但有少少秋后算帐的感觉”，Kelvin 不得不承认， 被自己形容为“开放”的学校其实已出现了转变。
不谈政治的师长
转变得最明显的是老师的态度。
2019 年至今共有 4 名教师因反修例风波而被钉牌，局方指，不少教师被投诉在“社会动乱”期间，于社交媒体发表“偏激、 带有强烈仇恨”的言论，包括支持或鼓励学生参加政治集会、拉人链等活动，即使只是将转发贴文，或仅于私人帐户发布， 仍属“专业失德”。
Kelvin 表示，即使就读学校内的“肃杀味”相比其他学校不算强，但老师亦明显变得更谨慎、更有距离感，头像从黑色变回日常照，私人帐户亦尽量避免分享新闻，与不相熟的学生聊天时，也不会提及时事和政治事件。
记者想起学生时期，通识科《今日香港》必会提及的社运事件，问起上堂还有没有教占中、保卫天星码头，反高铁等历史。
“占中？不会特别讲，可能这些不是教学重点，老师就会略教，或者不教。”尾二一届通识学生 Kelvin 指自己知道占中“87 颗催泪弹”，也知道“旺角黑夜”，不过同学们就不会特别了解已过去的社运事件，“我们认知就只到 2019 年，他们都不会想听（之前的事件）…尤其是现在政治这么肃杀，我也会尽量避免讲这些。”
当大人、小孩都不愿再谈及过去，似乎就是历史被遗忘的开端。“我又觉得社运史不会消失，但一定会被人抹黑，以假新闻洗走真历史、教材慢慢改改改”， Kelvin 说，学校不再教授社运事件，便要靠自己的社交圈子，但也因人而异，例如贤学思政与他校内接触的同学不同，前者对政治投入程度高很多，“身边一定要有朋友、媒介令你接触这些事件，你先会知道；如果无媒介的话，你就一直在同温层，不能知道其他信息”。
一向关心政治的他形容，现在读书如同与世隔绝，老师与同学绝不公开讨论《完善选举制度》和《国安法》等近期时事，即使讨论，也只限于口罩、消费券、Staycation 等话题，“好似想令你成个人远离政治一样”，他笑称也是社会缩影。
原本希望未来成为中史老师的他，当知道本地老师需要接受基本法培训、处处言论受限之后，也打消了念头，改为计划修读哲学或历史，“本来有想过读政政，可是在香港也没有从政出路”。
大时代之下，被割去棱角的不只有大人。今年 4 月，全港大肆宣传“国家安全教育日”，Kelvin 的学校第一次在校派发国安贴纸。今天的他表示，已开始理解校方做法。
“现在回望，我可能已被极权磨平了自己，只要学校未去到最差，就已经唔差啦，可能其实也是不合理，但我都会觉得没办法啦。”
中学关注组之死
中四生“朱古力”在一间传统左校读书，过去数十年，校方一直每天在操场上升起五星红旗、课室每张桌上都放著一份份《大公报》及《文汇报》、每月早会播放《义勇军进行曲》… 朱古力直言，《国安法》对他原本已著重爱国教育的学校影响不大。
不过，朱古力却一直是学校中特别的存在，初中时曾在社运中担任救护员的他，时值中学关注组百花齐放之时，也与高中师兄姐成立反送中关注组。去年一次有老师因政治原因不获续约，朱古力与其他关注组成员曾发起人链行动，当时师妹向记者笑指：“全校最‘黄’系佢啦！”
当时还是一脸稚气的他，被众多媒体包围“扑咪”，眼神却露出不合年龄的成熟和坚定；时隔一年再见，瘦了不少，不过眼神依旧。
作为一间“左校”中学关注姐的创办人，朱古力形容关注组为沟通桥梁，尽管未曾实际迫使学校改变决策，但至少认为自己成功揭露学校打压学生的一面。时至今日，曾经结伴在校成立关注姐的师兄姐一个又一个毕业，唯一仍在校的朱古力犹如经营“一人关注组”。在一片已“名存实亡”、久未更新的 200 至 300 多个中学关注组专页之中，朱古力笑言，“仍运作的十只手指数得完”。
朱古力又指，反修例运动两年后，在这政治环境之下，已政治觉醒的中学生更难自处：学校由容许戴黑色口罩，改成禁戴黑色、黄色口罩；曾经冲进校长室就老师因政治原因不获续约一事对质的他，不时会感受到老师们的异样目光；本来表示“学校同关注组可以共同存在”的校长，近日也明言要求朱古力关闭关注组，担心违反《国安法》。
“以前校长会听、接纳我说话，但现在学校态度变得更加强硬”，朱古力说。
校内，朱古力曾经向其他对政治时事有认识的同学招手，却一一遭拒。他冷静地指，早已料到关注姐不会再有新成员当接班人，但始终是自己一手建立的组织，希望有始有终，甚至因此在升高中不少人转校的关键时刻，决定留在这间左校，“三年后，可能会发生好多估不到的事，相信到时一定会后悔现在讲的说话，唯一不后悔是自己坚持了做这件事那么久”。
朱古力指，当初成立关注组，是为了令大家更加关心身边时事、不再冷淡，慢慢关注组变成了学校一个沟通平台，甚至唤醒了好很多同学对学校政策的关注，“这一切都是我这几年坚持的动力，支持我继续营运的重要原因。”
最坏时代的幸运
不过更讽刺的是，新学年刚升中四的朱古力，却成为首届公社科的“白老鼠”。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早前在开学日表示，局方已准备共 12 份教学简报， 654 页中达 102 页的学习重点是“近年国家在不同领域取得的成就”。
《立场》早前取得有关教学简报，发现当中并未有引用一般香港主流媒体报道，仅以中共领导人讲话、官媒“视频”或政府资料作为教材，例如在解释宪法地位时详细引用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 20 周年大会的讲话、习近平在听取林郑月娥述职报告时的讲话、国务院《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并要求学生观看《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视频”、央视的升旗影片、文汇网文章等。
朱古力就读的学校目前仍未转用有关教学简报，不过他指，常常在通识衔接公社科的新教科书中看见令他感“深刻”的内容。
“本身对这科都没有期望，都是通识的爱国版，课程内容真是得啖笑，书内写的香港法治、选举制度又好，都同现实脱节很离谱…法治明存实亡、选举都系钦点出来，但写书的人仍说香港还有这些。”朱古力轻笑道。他也无奈认同，每星期再多接收 2 至 3 堂的国情教育，令自己情绪疲惫。
不过，朱古力的立场在一众同学之中显然是异类。“同学对身边嘅事物好冷淡，最多嘅系睇住书乜都唔理，就系读书读书读书”，他指，也许与学校较多新移民有关，“呢一两年比较普通话比较占比例比较多，七八成，我𠮶班而家用广东话教中文，所以好多人都会逼于无奈用普通话”；就读本地学校的 Kevin 也指，初中过半学生也以普通话为主要用语，走在课室之间时，曾听到师弟妹玩抖音、说“视频”等用字，“我就会觉得好无奈，但唔通掉佢电话落街咩，都没有什么可以做”。
中六的 Kelvin 去年也被选中为教育局试做公社科试卷，但因害怕敏感答案上呈后或遭秋后算帐，当日故意旷课。Kelvin 形容，有份试做的同学均以不屑及嬉笑态度对待，他认为，公社科是一个不用思考的学科，没有长问题、倾向思考的题目，只须跟资料写，教材亦经过精挑细选，限制了学生思考能力。
朱古力无奈地指，中学时期相继遇上社运、疫情，又成为了公社科“白老鼠”，自己也许刚巧是“不幸运”的一代，“对未来睇法会比较灰，不会抱任何好的希望，估计之后中学生活也不会很开心”。那为何还要继续留在这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他坦承家人曾提议出国升学，但朱古力指自己不想被带走，“条根在香港… 我觉得会少了很多经历过社运的人才，现在带走他们，香港又少了个成员，条路会愈来愈难行”。
跟朱古力一样，Kelvin 亦拒绝了家人出国升学的提议，这源于对香港的归属感，“对这一个地方，你同一班人相处、经历了不同的事，更加对个地方有密不可分的归属感，就算现在打得有几严重，心态上已经转变…我会想留在这个地方，睇著这个地方，无论变好定坏”。
当朱古力坦承自己不幸运的同时，大两年、赶上通识尾二班车的的 Kelvin 却笑言，觉得自己幸运。“我觉得（自己）好彩呀，一定好过之后读公社课的人，都算在最坏的时代，见到最坏的事来临，都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