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公民社会受到全面的打压，多个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被当局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各种蛮横的手段对付——要不是被党媒胁迫解散，就是被集体围攻，甚或直接取消注册，即时在未审先判的情况下被列为非法。“违反国安大法”的帽子固然乱飞，活跃于政治的政党与团体固然遭殃，但当权力的长臂要对与狭义政治较为远离的艺术、表演及文化界，只要被长官判定为“不利国家安全”，就要被审查、禁演、禁播。等而下之，明显与国安无关，但只要你仍然发表一些冒犯或拂逆当权者的言论，或者抱持不合作的态度，你都可能会被翻旧帐，受到或明或暗的清算、追究或者排挤。
这场针对香港“反对力量”的全面整肃，范围之大，打击面之广，的确令不少人瞠目结舌。
早一两年社会运动行进期间，论者估算“专制政治”即将降临，然而还是迟疑于应该把香港划归为哪种政体类别：是“威权体制”？“半威权体制”？还是“极权主义体制”？
9月19日，成立31年的香港职工盟正式启动解散程序
“全面改造”香港社会
我想最近的事态发展已经愈来愈清楚，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既不止于在政治上建立能够掌控香港大局的“主导力量”，也不满足于树立在香港人头上不可挑战，只能敬畏的“权威”，而是要“全面改造”香港社会。于是乎，一切构成香港公民社会的既有组织，都会受到全方位的改造修理，无一幸免。
过去，香港公民社会在英治时代渐次成长，虽然殖民政府对公民社会内部的潜在政治力量有所警惕和监视，但大体上在执行普通法的法治秩序底下，落实了结社自由，容忍了多元文化与价值的存在和互动，让文明品格（civility）得以巩固和发展，这是构成“现代香港”的基石。香港公民社会在战后时期更加快速发展，更因为殖民政府要以“去政治化”的政策来隔阻来自冷战和国共双方的政治对抗，维持香港作为“政治中立”的贸易商埠，所以要容让公民社会成为缓冲地带，给予“不干预”的空间去让人们建立各种志愿组织。
而当六十年代面对社会动荡的挑战，“去政治化”的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与让出空间去由民间组织推动公民活动的做法相辅相成。最后去到移交主权在即的八十年代，政府更推行政制改革，开放部分选举，公民意识快速增长，香港的公民社会就开始成熟。香港不单只是一个容许个人有自由去追逐利益，再组成各种“利益团体”公平互动的“市民社会”，更是形塑出“公民参与”、“公民互助”，养成“公民德性”，建立合作与信任的公共空间。
到了九十年代，面临时代即将发生巨变的威胁，人们对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期望上升，但却面对重重阻滞，政治体制亦无法健全建立，以吸收公民的参与能量，透过民间组织去满足参与的渴求，自发组织亦随日新月异的信息科技而增长迅速，使公民社会呈现百花齐放的面貌。
面对今日公民社会的急速消逝，被打压得体无完肤，自然令人无限痛心。然而在惆怅与惋惜之余，亦不应忘记去汲取历史智慧。
东欧异见者追求的“公民社会”
查实从前香港各类会社组织林立之时，舆论也未有以“公民社会”此等词语去命名，遑论对此作理论探讨。只是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变天，世界舆论纷纷引用那些异见者的解释，方才知悉在长久的极权统治底下，他们的“公民社会”仍然酝藏着反抗的力量。这于是引起了世界各地学术界追溯“公民社会”概念的理论沿革，“公民社会”始成显学。但查实“公民社会”的真正定义并不统一，内涵亦非常广泛。如果以自由主义正统学理言之，公民社会乃由法治、自由结社、对多元价值的宽容文化素养所组成，与国家或政府的力量分离分隔。可是当年的东欧社会，正好是缺乏法治，不能容忍多元文化，结社没有自由，在这环境下又何来能够存在一个具“酝藏反抗力量”的公民社会呢？
显而易见，当年东欧的“公民社会”概念与其说是一种对实况的描述，不如说是“规范意义”下人们要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实体的“公民社会”虽然备受党国的打压，但它所标示的理想，和人可以活动其中的范围，仍然是东欧异见者所坚持的。这个观念能够为不服从党国主流者作出模糊规范，有助于异见者的自我理解，无形中也在异见者共同分享的生活空间中构成了具道德性格的“公民社会”，与党国政权分庭抗礼。
远离权力政治与僵死语言
东欧社会的“公民社会”论述，有着各种不同的引伸和表述方式。例如 J. Benda 所说的“平行邦国”（parallel polis），哈维尔（Havel）所讲的“活在真诚之中”（living in truth），不过更有趣的是匈牙利作家 G. Konrad 所说的“反政治”（anti-politics）。他认为，在极权政治横行的情况下，提出相反的政治口号或政治纲领并不能保存与党国抗衡的力量，因为极权主义只是令我们的文明堕落的其中一种形式。真正令我们丧失了与这种体制性的权力抗衡的原因，是我们失去了精神和灵性的力量。所以，要保存这种反抗的可能性，我们要与政治保持距离，以个人为出发点，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构筑文化性的网络，建立不屈从的文化，有创造力的独立性，以非暴力抗争的态度，努力保持人的尊严和自由，抵制不用那些被政权弄得僵死的语言来思考，不求统一于同一种思考方式和意识形态，以抵抗政治的束缚及它带来的集体奴役。
笔者翻阅 Konrad 当年的洞见，联想起近日流行的“躺平主义”讨论。按这辞汇在中国大陆的一种解释，谓“躺平”可引申形容一种低欲望、低社会参与度、不迎合世俗期望或主流眼光的“无为”状态，以抗衡或抽身于公式化的社会规范。近日面对公民社会快速被肢解的情况，有朋友更引用“可以躺平”来说明香港在目前恶劣处境下仍未绝望。
骤眼看来，“躺平主义”似乎相当靠近 Konrad 所主张的“反政治”，同属一种“消极的抵抗”。然而，躺平可以以个人出发，以个人完成。但“反政治”所指的远离权力政治与其僵死语言，不为（党国）“政治”所绑架的个人，其实是养成一种新的公民文化的先导条件。
明乎此理，我们方才明白为什么“躺平”仍会中枪，为什么“拒绝参选”会变成“选举揽炒主义”，危害国家安全——因为“反政治”长远来说才是最有力的“政治”。如果英殖民政府是以“去政治化”来消弭“反对力量”的积聚，那我们愈益精明的党国所采取的“全面改造”香港策略，则是把一切都“政治化”起来。于是，无论是“解散”还是“躺平”，都只是把战斗移换了发生的场所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