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思城
因支持北京学运、成立于1989年5月的“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国安法压力下，最终在9月25日以会员大会表决方式完成解散，是继六四纪念晚会被禁、六四纪念馆被关停之后，再消失的一个六四组织象征。以“爱国”作为立脚点的支联会，过去数年虽遭本地批评保守温和，但其包括支援内地民主发展、守护八九历史真相、延续悼念集会等在内的重点工作，则始终是在“港独”以外，最锐利的政治议题。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在牢狱中通过信件公开呼吁主动解散支联会，但同样身陷囹圄的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则从狱中表达出不赞成解散支联会的态度，她指不希望“恐慌性解散”对民气造成打击，并对“解散救人”论调表示存疑。
支联会三位带头人，对于组织要解散与否的不同意见，更表明了民主阵营对如今中共游戏规则的不同认知。它留下了一个未有定论的结局。
但支联会终究还是解散了，从一个“爱国运动”变成“国家的敌人”，反映的是32年来香港政治话语空间的剧变。长年作为港中英三方政治磨心甚至敌对的支联会，如何在过渡期前后波澜诡谲的政治环境下求存，发展出一条看似稳妥而坚守原则、但又为之后发展埋下伏笔的政治路线？又如何烧开了爱国与爱党的界线，成为了国家的对立面，走到了如今的处境？
而支联会三位带头人，对于组织要解散与否的不同意见，更表明了民主阵营对如今中共游戏规则的不同认知。它留下了一个未有定论的结局：在不断进行著“解散”潮的香港，“止损”是否真的可能？而企硬（站稳立场）、执著与坚守，对这个釜底抽薪的时代来说，是否仍有意义？
“爱国”“反共”与“民主”共存的政治路线
支联会选择在香港稳定后再谈支援内地，亦以九七后香港民运需自己上阵来作出战略准备，是一套清晰的香港优先策略。
根据《立场新闻》整理，其实从支联会成立开始，它就被定性为“颠覆、反动”组织。2019年香港民间研究组织“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前往伦敦、发掘英国解密档案后也发现，在1990年港澳办与英国进行授权事宜时，港澳办代表就将支联会定性为“颠覆组织”（subversive）。文件显示，就连港英政府亦对支联会有意见。六四一周年后，时任立法局首席议员的李鹏飞应港督卫奕信要求，约见司徒华、要求解散支联会，以扫除中英关系的障碍。不过其要求未获司徒华理会。
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在过渡期前夕的香港政治环境中，只要组织方式与行动纲领维持于和平理性非暴力（即后来五大纲领），加上符合香港法例与基本法，那么在一国两制下仍是合法的。那时的问题反而是，以争取香港民主为起点的民主派，如何既保持立足香港利益的鲜明印象，取信于支持民主的香港人，与中英双方保持距离；又能保持灵活，与八九民运爱国路线保持一致？
对于前者，当时支联会内部给出答案是，尝试回应六四后港人的信心危机，同时倡议港人可得居英权及发展香港民主人权，不过此决定亦引发是要支援内地还是香港自救的内部争论。核心问题是，香港利益和中国利益该如何权衡轻重？
根据历史资料，时任支联会秘书处召集人的李永达回应传媒时指：“繁荣、政治民主化、稳定，是香港很需要的，我们常用（一个）例子说明经济制裁，好像一个人有敌人在背后，用的方法（却）是拿剑刺死自己再刺死后面的人。香港这脆弱的经济就像这方法，我们不知用这方法杀敌能否成功，但首先我们会受重伤或者死亡。”
李永达在1989年7月港台节目《铿锵集》中更提到：“我们在香港九七前，仍在英国管治下，只是二线紧密支援基地。但另方面我们不能不考虑九七后，香港民主运动和支援会成为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环节，如果有这心理准备，其实我们投入中国民运的日子不会太长。”
从这两段发言可见，支联会选择在香港稳定后再谈支援内地，亦以九七后香港民运需自己上阵来作出战略准备，是一套清晰的香港优先策略。
这些决定，不仅确立了民主党的日后纲领与务实主义的价值观，亦开拓一种香港民主派的爱国路线。只是，这套温和的爱国论述也不是所向披靡。
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支联会爱的是哪个国？当时司徒华等极力建立一种能同时符合基本法与北京领导人言论底线的、特有的爱国主义论述，那么每当被中方批评、质疑他“叛国”及“是否爱国”时，司徒华便强调自己反殖的温和爱国主义者身份，并借助邓小平的“爱国者三项原则”（即：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及江泽民的“井水不犯河水”论述（即北京不会干预香港事务），予以还击。
同时，支联会亦尝试以其对中国的国族认同，将“爱国”与“爱党”区分开来，保持自己的身位，好利用一国两制的区隔效果，在中国境内举行唯一的六四纪念活动。同时，“爱国民主运动”也成为不同政治立场支持者的共同点，配合以持续低调的营救与支援行动，建立对内地维权运动的连结，实践五大纲领。
这样的政治路线也时时遭到质疑。1989年8月司徒华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就被问到，当时他经常批评中国，为何在70年代却被认为是左派，司徒华的回答可谓相当巧妙，他没有否认其左派身份，反指这些指控正好证明自己站在香港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一边，不像作出指责者“是变色龙”，时左时右，更是依附权威而行没有事非观念。
在这种论述下，一个爱国反共同时路线温和的民主派路线得以成立。
这种并不推翻社会主义中国、同时以香港利益为优先的温和民主抗共路线，在支联会内外虽受不少质疑，不过对过渡期前后的香港民主派影响深远，更将支联会与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民主派政党，民主党的前身之一）在反共立场上进行路线分工：支联会是支援国内民主运动，港同盟是将来香港特区政党；前者希望大陆有自由法治，后者只理香港事务，使得港同盟及后来的民主党在纲领上并不反共；虽然两者领导人物大致相同。
这些决定，不仅确立了民主党的日后纲领与务实主义的价值观，亦令民主派全体参选人深入连结香港民主支持者，建立深厚民意资本，在日后多次立法会选举中长期以六成得票率领先，成为香港人要求北京落实普选时间表路线图的重要基础，亦令民主派在回归初期站稳阵脚，开拓一种香港民主派的爱国路线，将中港两地民主运动以情感连接，成功以六四、爱国、基本法与一国两制等论述框架令亲北京阵营处于被动。
只是，这套温和的爱国论述也不是所向披靡，在回归后的政治环境里，就越见贫乏而且自相矛盾，埋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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