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期间，杜连森的身份是代课老师。他所带的班级是五年级，学生们正处在从学生向“打工人”的身份转变的当口。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空洞”的世界。他发现，在职校，“管理”比教育更加重要，技能和知识的学习只是一种点缀——这种局面对学生和学校双方都是某种无奈，学校担心“学习行为习惯不好”的学生制造更多、更大的问题，所以采取“呵护逻辑”；而学生们不是不想多学一些技能，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修养，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旦进入职业学校这个大环境之后，就不自觉地开始“混日子”。
杜连森将职校学生的“混日子”理解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驱动。这种结构性力量既包括学校整体“重规训，轻技能”的教育逻辑，也包括毕业后等待他们的“去技能化”的劳动工业。“现在社会里就是大多数的职业需要的技能越来越少了，那种重复性的、枯燥性的、简单化的技能劳动越来越多。”每个人似乎都是一个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很难再感受到作为整体的工作的意义，“这个时候再让劳动者去有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已经特别难了”。
以下是杜连森的讲述——
之所以研究这个选题，是与个人从小的一些经历和观察有关系的。比如在我上小学的年代，那是90年代，我在一个农村小学。学校里的大多数老师都是中师或中专毕业的——在农村，如果达到了中专的水平，就已经是十分有文化的人。比如，我的小姨是80年代初的中专生，当时她考取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商贸学校，在我们家族里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在那一年，我们全镇就只有两个人考上了中专。小姨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我们当地市里的外贸局工作，实现了从农家孩子向城里人的蜕变。小姨的故事经常被我父母用作教育改变命运的案例来讲。结果给我的一个认知就是，能上中专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学校了。中专毕业后就可以国家包分配工作，而上高中考大学的难度更高，农村父母在孩子初中毕业时，哪怕学习成绩非常优秀，都会推荐孩子去考中专，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更加稳妥的选择。
但是这样的局面，在我上初中时，2000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变化了。只有那些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才会去上中专、上职校，周围人也不再认为上中专能够改变命运，而是一定要考大学才行。为什么中专教育由受人尊敬到后来无人问津，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带着这样的困惑，我选择了职校教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
在进入田野之前，通过各种新闻媒体的调查和论文研究的了解来看，中国存在大规模的技工荒，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受过技能教育的工人，所以职业教育应当是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的。在硕士期间，我就已开始对职校生群体进行关注，硕士三年级的时候，我曾在某建筑类职业学校实习了三个月，每天都目睹头戴安全帽，身穿工装，与普通建筑工人无异的职校生成群结队地走在校园路上，当时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职业学校正在为中国培养和形成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新产业工人，这种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过程应当极富研究价值。
然而，直到再次进入职业学校的田野，真正着手研究之后，我才发现，事物的真实样貌可能与本来的设想大相径庭。
不自觉地开始混日子
一个直观的印象是这些学生特别爱玩，没有普通高中生那种紧张学习，规规矩矩的感觉。第一次上课，进入教室，就有两个学生在教室前面的教学电脑前打拳皇游戏，然后有一伙学生在围观起哄。底下的学生，很多都在联机打王者荣耀，要么就是玩其他手机游戏，或者看玄幻小说。这些学生非常喜欢插科打诨，比如我教的“应用文写作”里有“启事”的写作，我问道，大家平时都见过什么样的启事？有学生就高声喊重金求子启事，然后全班哄堂大笑。在课上，两个学生发生了矛盾，甚至会当着老师的面互相破口大骂。很少有那种在大学和高中里可以明显看到的对老师的敬畏感。
社会通常的印象就是说这些孩子都是不爱学习，行为乖张，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行为习惯方面的问题。我真正接触这些职校生以后，发现这些孩子其实也并不是像社会所认为的不爱学习。我了解到的很多的孩子，他们其实也是爱学习的，也非常地愿意在学校期间多学习一些技能，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修养。但是他们自己也讲，不知道为什么，尽管自己很想学习，一旦进入职业学校这个大环境之后，他们就不自觉地自己也去混日子，也不做作业，也上课的时候玩手机，跟同学们一起联机打手机游戏，所以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他们最不希望变成的那样一种。
他们会跟我讲到，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他们还是保持了一种比较好的学习习惯的。就是每天在放学之后都会背着书包把当天老师讲到的一些功课，还有练习册都带回到家里，认真地做作业。但是高年级的同学进来之后，会说老师他要求没有这么严格的，我们最后都能够及格通过的，你这么费时间去做作业干吗呢，还不如大家一起去玩个游戏或者去操场打个球。然后久而久之，哪怕这些当初希望认真学习的同学在这种我称之为“波级传导”的不良习气的熏陶之下，学习习惯也逐渐地变坏了，最后就融入到职业学校整个的一种大染缸里，都成了一种混日子的状态。
这些学生其实感情非常的纯粹，会毫无保留地喜欢和信任一个人。有一个学生阿涛，我给他指导过学习规划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觉得我一直住在学校里伙食不好，就邀请我周末的时候去他家吃饭。这些学生喜欢不喜欢一个老师，表现是特别明显的。我刚进去的时候是新老师，他们更喜欢原来的那个语文老师，所以对我他们还是有一种排斥心理，但是当我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以后，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师还是比较好接触，也愿意倾听他们的想法，他们就会在课余的时间里来找我谈心，谈他们的一些苦恼和想法。到学期末的时候，我对一些学生做个别访谈，有几个学生就告诉我，说老师，其实你刚来的时候，我们是很排斥你的，但是后来我们就慢慢喜欢跟你接触了，因为你比其他老师更愿意听我们的声音，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他们自己也会反思，就是自己学习成绩是怎么慢慢变差的。
有些学生会讲到自己在初中时候的一些经历，也讲到自己的一些家庭上的经历。比如有一个学生就讲到他的父母忙于工作，说因为父母都在这个机械厂和电子厂里上班，但是工厂里有非常严格的时间规定。当他在学校里，比如说有一些学习方面的问题，老师会叫家长去学校里去沟通，但是他的家长就因为工厂的这些规定很难请假去学校里跟老师沟通，所以久而久之这些老师慢慢地也就不搭理他们这群学生了，就觉得家长对于他们这些孩子不上心，那我还为什么要对你上心？久而久之呢，这些学生就感觉到似乎班主任老师对他们有一些偏见，家长也没有抽出时间来管自己，自己就会慢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通过玩手机、玩电脑来排解时间，重心也就不在学业上，就不再好好地做作业，最后导致自己的学习成绩变差。我自己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从事生计性的劳动，很难有余力来照顾孩子学习，在孩子的教育卷入上远远不能跟中产阶层的父母相比，结果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父母阶层越低，就越是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教育，孩子学习就越差，就越难以突破自己的阶层桎梏。
为什么他们都这样混日子呢？我后来的研究结论说就是因为职业学校的整体的一种教育逻辑，它是重规训，轻技能的，技能的培养实际上在职业学校处于一种次要的地位，而社会上提供的工作岗位对职校生来说也都是一种低技能的岗位，没有过高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之下，职校生都成为一种无聊、混日子的状态。并不是说他们个体本身想去混日子，而是有一种结构性的力量驱动着他们慢慢地都去混日子。
跑操、胸卡和仪容仪表
职业学校的家长和普通中学的学生家长在孩子的教育参与度上确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有一次我调研的这个学校和它隔壁的一所中学共同举行了家校联谊的活动。当时来参加联谊活动的家长都是要在家长签名册上签名的。我当时就观察到，中学学生家长的签名簿上几乎已经签满了，但是职业学校家长的签名簿上有大片大片的空白。
当时我问校长，校长就直白地跟我讲，很多家长一把孩子送到我们职业学校里来，就觉得孩子已经废掉了。所以在这个职业学校里面，关于他们的学习状态，能学到多少东西就是一种看天收的心理，肯定是不像中学学生的家长有这么大的教育期望。我本身去做家访的时候，家长也跟我是这样讲的，他们不是说对孩子就毫无期望，他们有一个最基础的期望是什么，就希望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起码在行为上不要沾染上一些恶习——比如说千万不能够赌博，不能够染上泡吧的习惯，不能够跟社会上的一些“痞子”、三教九流沾染在一起——至于学多少东西，就看他自己吧。
职业学校在面对这样的一种生源现状，还有校园的环境，采取了一种呵护逻辑的行为，他们把大部分的工作重心都投入在学生的管理和规训上面。班主任他会想很多的方式方法，怎么把班级里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比较守纪律的气质给体现出来，他们会不断地让他去练习，然后在日常的教学中也会不断强调这些问题。
从学校来说，采取这么多的这种细节化的监控，也可以讲是一个无奈的结果。这些学生学习行为习惯不好，可能也会伴生着其他的一些行为问题，那这样的一些学生集合在职业学校里出问题的概率是会更大一些。
一个班级的日常管理是从晨会开始的。晨会开始的时候班主任会过来讲今天大致的学习安排，总结一下昨天班级里发生的一些大小的事项，然后再强调一下今天的纪律。晨会之后马上就会去跑操，班主任会检查一下班级里面孩子的仪容仪表，比如说服装穿着是不是统一，有没有都佩戴胸卡。跑步的时候也是班主任带着他们去跑，然后带着学生们一起喊响亮的口号。这个过程里要注意学生们的步伐，跑得一定非常的整齐划一。学校对这个跑操有很严格的一个考核要求，就是每个班的跑操的状态整齐不整齐，有没有学生在说话，都有一个严格的分数的考核。
他们跑操的时候是有像军鼓声的音乐的，学生们踏着这个鼓点的节奏往前迈进。如果你第一次进入这个职业学校去看他们跑操活动的话，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每个班他都会有自己班级比较特色的班服，跑起来像是五颜六色的几个模块一起在这里跑步。这种整齐划一又参差有致的美感是校长非常关注和在意的，他有一次在开行政办公会议的时候就讲到，现在我们每个班级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整齐，像一个匀速的盘子在操场上转动，跑出了我们职校生的气势。
每天检查胸卡，也耗费了老师们较多的精力。胸卡上会写明学生的名字、班级、专业，其实也相当于这个孩子的个人信息就直白地写在胸前。我问过一些学生，他们稍微是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自己好像时刻就处于一种注视之下。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好像也就习惯了。学工处的老师解释过戴胸卡的原因：“你去企业里要戴胸卡，但是戴胸卡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可能是我们把这种企业文化意识慢慢融进来以后，便于他们就业了，很快地能适应岗位的需求。”
学校在管理上的一些细节，像跑操，检查胸卡，检查仪容仪表都显露出学校对学生的行为训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我们看了之前的黑龙江职院的事情里面，报出了这种霸道查寝的事件，其实就是因为在职业学校里学生干部在很多方面承担了教师的一部分管理职能。那我观察的，不仅由学生来查寝，在职业学校里还会由学生来查晚自习，检查学生晚自习的上课状态，还会在校园里面安排学生在各个路口检查学生的仪容仪表。
我在访谈的时候，对这些检查，这些学生反映感觉没有必要，就感觉比较厌烦。还有一点，他们不服气的地方是，其实学校里安排的这些学生在那里检查，他们本身就没有足够的权威，就是在学生的眼里，检查的学生本身就是一些出了纪律问题的学生，他们本身没有多么好的表现和行为，所以孩子心里都不服气。学校让这些学生做这些细致的督察工作，其实一个考虑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些学生给学校代劳管理工作来为他们平时的一些纪律问题做一种补偿，或者说通过这种管理工作来起到一种劳动惩罚的效果。
阿涛与阿超
在课程上，他们有基础文化的课程，再就是专业课。专业课的理论课占了很大一部分，实训课，就是学生真正动手操作的机会比较少。这也是由职业学校的客观条件限制的，比如说像数控技术专业，使用数控机床需要投入非常大的资源，一台普通的数控机床需要40万左右，同时采购几十台这样的数控机床来供学生实训是一笔很大的财政投入。而且学生实训并不产生经济价值，相反还会产生耗材，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发现这个学校里的座椅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学校里用来休息的座椅是齿轮状的，像一个工艺品一样摆在那里。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学校里有一种很强烈的工业文化的特征，它每一个部分的校园文化的设置都是为了导向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些学生训练成蓝领工人，让他们内化这样的一种观念。学校里也有很多的一些口号，比如说上岗靠学习，就业靠技能等等，以至让学生认为技能在他们的生活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技能就是他们改善自己生活的武器。
但是到工厂之后，这样的一种情境就完全颠覆了。他们在学校里学了很多编程、画图这样的一些专业特长，觉得进入企业里他们也应该是从事设计工作，设计一些零件和产品。但是进入企业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干的就是普通的操作工。所以学生整体上是比较沮丧的一个状态。我让学生写过实习期间的报告，他们也发给我实习心得，就是说空有一身本领，自己所学的东西在企业里并没有用得上。
在实习阶段，我对学生个体会了解得更加深入。在学校里的时候会感觉每个学生面临的苦恼和困惑都是差不多的，往往是到实习阶段，学生个体的丰富性才展现了出来。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学生叫阿涛，他是一个很用功学习的同学，平时的行为表现也比较好，在实习之前他给我提交了实习前的一个报告，说进入工厂实习之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因为在学校期间的时候感觉没有得到很好的技能训练。但是后来我提出想找阿涛去访谈一下，看看他这三个月的实习收获怎么样，阿涛不愿意接受我的访谈，他说，工厂里没有什么好看的，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你过来也看不到什么。
但我还是去了。去的那一天到了车间里，我发现阿涛他没有在工作岗位上，而是躲在车间旁边的一个很小的隔间里，躺在一些包装袋上面玩手机。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肯定是阿涛从事的这个工作非常的无聊，只能通过刷手机来排解一下这种无聊的生活体验。特别像在学校的时候，很多学生会做的事情——在课堂上有一个规定，让他们把手机交到讲台上旁边的手机袋里，但是仍然会有一部分学生他不愿意交，上课的时候偷偷地用手机在打游戏，因为感觉上课特别的无聊，每天需要手机来给他们排解这样一个无聊的时间。
还有一个学生叫阿超，这个学生比较聪明，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就感觉回答问题比较的有条理，也很有一种学生干部的气场。在去工厂实习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这样的气质被工厂的管理者给看中了，就把他给调到办公室里去工作。因为他们实习的企业是外企，还要给自己起英文名，当时他还向我讨教了，起什么名字比较好。阿超当时对我讲，这个实习我还是很满意的，在办公室里可好了，我可以到处去转一转。
那时他确实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白领了。结果实习结束之后，要签劳务合同，我又去找阿超，说这几个月的办公室实习，领导应该是对你很满意吧，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签了办公室的工作合同了？然后阿超对我说没有，他还骂了一句脏话，说这些人就是老奸巨滑，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是利用他实习期间的工费比较低，让他做一些打杂的工作；真到签合同还是让他去车间里去劳动，是不可能让他去做一个办公室的职员的。后来他在工厂里待了四五个月以后，就辞职了。
辞职之后，阿超还跟我联系，他说他觉得现在这个幼教行业比较好，很多家长都会把孩子送到学前班里，他说他能不能去考一个幼教方面的专升本的课程，将来去早教机构当一个托班的老师。我当时还给他推荐了一下可以考哪些大学的专升本的课程。他应该也是准备了一段时间，也努力了一段时间，结果后来又转换了，就是去做房产中介。最近我又问他，阿超跟我讲，他又回到了老本行，他说他去了电子厂。
他的职业流动性非常大，就是没有找到他所期望的那种工作的一种状态，一直处于不断地尝试、落空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想像不是这样的”
工厂的一个工作特征，就是生产线上的流水线每天的工作内容非常的枯燥、重复、简单化，然后跟机器工作还有一个弊端是缺乏跟人的沟通。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人是一个很需要交流和沟通的动物，如果每天都跟机器打交道的话，他会体验到一种很压抑的氛围，他们很迫切地就是想出去走走，向外界看看。用一句流行的话来描述就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有很多的学生在调研的时候都共同表达了一个感觉，他们一想到今后几十年都在这一家工厂里面工作或者说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就感到生活非常的恐怖。
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想像不是这样的。
有一个学生阿浩，他在工厂实习的时候喜欢听一个很有经历的老工人吹牛，那个同事年轻的时候就在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打工，与人合伙承包快递点，赚了不少钱，然后赚到的钱也没攒下来，全部在当地花天酒地挥霍掉了。阿浩很向往这种大城市里丰富多彩的生活，他讲，看人家的经历多么丰富，如果我一辈子就在这个小城市，那我的生活还能有多少乐趣。
还有一个学生阿明，学校放假的时候他第一次去了上海，从地铁出来，他一看到周围的高楼大厦，那么高，那么的现代化，有一种眩晕的感觉。他说看到陆家嘴的这些白领从办公楼里出来的时候，觉得这些人洋溢着一股自信的气息，而自己只能做一个小小的打工者，跟他们远远不能相提并论。他想自己无论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层次有多好。所以他讲，在这个社会里，学历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因为小学、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结果现在只能在肯德基、麦当劳里做一个餐饮服务员的工作。
其实，从去年开始，“打工人”这个词汇开始在各个阶层流行了。以前的时候，那些在所谓的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员工，他们都叫自己上班族，彰显一种白领的身份，但现在似乎大家都恍然大悟，原来我们都是打工者。
这种打工人的体验除了劳动时间的高压之外，其实还反映在劳动的过程里，就是一种无聊和压抑的氛围越来越浓重了。每个人似乎都是一个特别理性的庞大的机器上的螺丝钉，工作越来越标准化，人越来越容易被替代——大厂里的员工，你达到一定的岁数之后，也有源源不断的应届生可以替代你的工作——只是职校生更加明显，这个困境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
现在社会里就是大多数的职业需要的技能越来越少了，那种重复性的、枯燥性的、简单化的岗位劳动越来越多。如果劳动越来越简单化，越来越不需要人的脑力的话，精神上的苦闷就是必然的。他很难去精益求精地投入工作，很难用专业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或者讲就是没有一种工匠精神。
我们一般提到的工匠精神，拿来做代表的都是德国、日本的工匠。但德国和日本在过去那个时代都是手工业特别的发达。这些工匠在制作产品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产品首先要在大脑里有一个意象，要对这个产品的形状有所设计，设计出来以后呢，再通过自己的手艺细细地制作、雕刻、打磨，然后最终制成一个特别精美的工艺品。他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是能够强烈地体验到一种工作成就感的。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最终完美成形，他们愿意忍受工作的枯燥部分。但是现在的这些流水线式的工作，因为劳动分工的关系，每个人只承担其中的一小部分，劳动者不了解每一部分的工作对于整体的意义。这个时候再让劳动者去有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已经特别难了。长远来看，只有使产业劳动摆脱这种低技能的发展样态，职业教育才有得到根本改善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