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共同富裕”被列入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久后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也确定了2035年远景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进展”。习近平曾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单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按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解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初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二次分配则通过政府侧重公平原则，以税收、社会保障支出来进行再分配，三次分配则倚赖道德力量，个人资源以自愿捐赠的方式完成分配。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共同富裕”，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者的决议》，指农民可以通过生产合作社，“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但经历一系列政治浩劫后，到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227美元——是彼时全球人均GDP最高的摩纳哥的1/164。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邓小平提出，让先富带动后富，以达致最终目标共同富裕。
不过，在中国经济大幅增长的40年间，贫富差距高居不下。随着近年政府扶贫力度加强，城乡收入差距总体而言在逐渐缩小。但就2020年的数据来看，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比只有三个城市小于2，中西部贫穷省份收入差距比依旧在3上下徘徊。
受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不过，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长却十分显眼。据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报告，中国2020年新增259位亿万富豪，总数达1058人，成为全球首个拥有超过千人亿万富豪的国家，这个数字超过第二至四名的美国、印度和德国的总和。全球亿万富豪数量最多的城市也落在中国，头两名分别为北京和上海，前十名中有6个城市来自中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的杭州市，也进入前十。胡润报告还显示，去年中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为4.5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3%。若以国民总收入做参照，头部富豪的财富总额约占28.8%。胡润报告如此写到，“亿万富翁没有跟上慈善事业的步伐，他们赚钱的速度比捐钱快得多。”
共同富裕被写入官方目标后，中国科技巨头迅速响应，捐出数百亿资产、成立共同富裕相关的常设机构。同时，浙江省被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省委书记带领各级官员表态，捐出一日工资。一时间，包括政府部门、国企、民企、大学和街道等力量，从上而下掀起一股捐款热潮。
有评论指出，三次分配是向私企开刀，以“绑架式”的手段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那么，“自愿捐赠”这块蛋糕从哪儿来，又会分到谁人手上？为什么选择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首个示范区？三次分配能解决中国贫富差距大的痼疾吗？端传媒整理现有数据，尝试做出回答。
一. 共同富裕的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结束翌日，腾讯立即宣布追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据最新彭博亿万富翁指数（Bloomberg Millionaires Index），其创始人马化腾个人资产已达476亿美元，全球排名26位。腾讯宣布，这笔资金将主要用于民生领域。此前，在今年4月，腾讯已投入500亿资金，设立“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项目，腾讯称，这笔资金将投放做基础科学、教育创新、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和养老科技等“前瞻性探索”。
处于风口浪尖的阿里巴巴亦拿出1000亿元（阿里巴巴2020财年净利润约1325亿），成立工作小组，要在2025年前落实10项具体行动，包括对欠发达地区扶持数字化建设、扶持中小微企业、提高灵活用工群体的福利保障、基层医疗能力等。总部在浙江杭州的阿里，还称将投入200亿元帮助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近年成长势头猛烈的电商拼多多也表示，将把上市以来的首次净利润和日后的利润捐赠给农民和农业地区，并启动了“百亿农业科技”项目。
不乏有科技公司创办人或领头人以个人名义捐赠。字节跳动创始人、个人资产达445亿美元的张一鸣，表示将向家乡捐赠5亿元成立教育基金会。小米董事长雷军掏出6.6亿股份（约22亿美元），投入由雷军参与创立的小米基金会和雷军基金会。前者业务包括资助贫困家庭、病患就医、学校基础建设改善等。外卖应用美团创始人王兴亦将价值约23亿美元的股票转予慈善基金会，将用于推动教育和科研等公益事业。
除了互联网巨头公司外，不少民企在今年也掏出大笔捐款。例如身家坐拥500亿、被称为中国芯片首富的虞仁荣，于1月拿出200亿，在浙江宁波建立一所非营利性的研究型大学“东方理工大学”。经营玻璃企业的曹德旺夫妇则捐出100亿在福州创立福耀科技大学。
浙江企业、主营汽车业务的吉利控股集团，则在7月发布共同富裕计划行动纲领，称将完善员工收入增长计划、家庭健康保险和职业提升等。8月，吉利董事会通过总额不超过3.5亿的股份奖励计划，向10884名被激励对象授予市值约44.9亿港元的股份。
据彭博报导，截止8月底的两个星期内，至少73家在香港、上海和深圳三地上市的公司，在业绩报告中提及“共同富裕”。报导指，调查的4000多份申报表中，提及共同富裕的公司数量不到2%，但其中包括了最具影响力的公司。
有独立学者向BBC表示，由于中国公民社会过去数年受到严重打击，完全独立运作的NGO几乎不复存在，他预计企业捐赠的对象大部分会是政府扶持的基金会和NGO。
彭博在报导中指出，中国近来对科技公司的监管和共同富裕政策的提出，令全球的投资者不安，腾讯过去一年的股价跌幅逾10%，阿里巴巴今年跌幅则超过30%。
前述独立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家因中美关系紧张、中国在全球化中受到不信任、中国底层民众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成为“替罪羔羊”。他还认为，中国慈善的意义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新兴阶层面对的压力，来自国家对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动荡的担忧，而非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不过，这一观点或许无法得到中国企业家认同。美团创始人王兴就称“共同富裕”不仅扎根于公司的DNA之中，还体现在取名上，“‘美’代表‘更好’，‘团’代表‘一起’，所以美团意思就是‘一起变得更好’”。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则称，阿里在过去22年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国家好，社会好，阿里巴巴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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