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先生写过一篇长文《北京老胡同，该拆就拆了吧》。作为在北京生长的法学家，周先生对北京胡同面临的窘境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文章说：“北京残留的大部分老胡同都已经成了‘贫民窟’，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老胡同一直经历着尴尬的命运。”
认同周先生这一判断，我住过胡同里的大杂院，对生活在期间的烦恼与苦处深有体会。尽管自从北京举办奥运会来，政府花钱对胡同里的厕所以及大杂院里的上下水进行了改造，煤改电也代替了居民冬天要生炉子取暖。但总体而言，除少数高级干部居住的院落外，大多数杂院无法改变居住空间逼仄、私搭乱建遍地、无法停车导致出行并不方便的状况。我想，面对仍然有上百万住在大杂院的居民，这个状况很难根本得到解决。
我撰此文不是为了重复周先生文章的观点，而是想讲述我在大杂院生活时认识的三家人过去二十年的变化，以及这变化所能反映出颇有意味的世道。
上世纪末我结婚后，给安置到北京东城某胡同深处的一间房“过渡”，正经的房子是10平米，外加一间前几任房主私建的一间6平米厨房。夫妻俩居住，在当时的北京胡同里，条件并不算差。这是一座有前、中、后加东跨院的大四合院，1949年以前不知道是由哪个官宦人家或富商所有，解放军进城后，这个大院归了市公安局，用来做干部职工的宿舍。半个世纪下来，已经见缝插针地住了二十多户人家。
我住在东院的西房，左边是三间大北房，住了两家。一间住着黄家三口；另两间的主人姓郑，是位退休的老先生，他有一儿两女，二女儿二女婿住在他家。他十岁的胖孙子因为在附近上学，也住在爷爷家，故儿子、儿媳时不常地前来呆上半天。我房间的后墙朝着前院开了个小窗户，前院的北房住了一户姓季的人家，男主人已经退休，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这家人在前院的空地上私建了两间足有20平米的房子，原本宽阔的院落只剩下东西两条窄窄的通道通向中院和后院。
先说和我隔一堵墙的黄大哥。他大约年长我六、七岁。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从某工艺品厂下岗，他的妻子在某招待所上班，一个闺女三岁左右，正在咿呀学语。这黄哥个头高高的，长得一表人才，能说会道，和你聊起来，一副见识很广的样子，国际国内大事，没有他不知道的。虽然没固定工作，他似乎闲不住，大约是在外面打着零工。这哥们玩性大，总是在院内的大槐树上挂着他的鸟笼，而鸟儿常换，我怀疑他在花鸟市场贩鸟挣些钱。一到夏天，不知他从哪儿淘来蛐蛐儿，亦挂在槐树上，整夜叫个不停。
黄大哥这家人留给我的印象是和院内人的没多少交往。都是老街坊，大家见面总要寒暄两句，但对这家人，街坊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我们相邻好几年，也没见过男方或女方的父母、兄弟来串过门。
北屋的郑大爷听力不好，常年戴着一副助听器，后来知道他的一只耳朵被大炮震聋了。他寡言少语，不怒自威的样子，一口冀东口音，不怎么和院内其他人家搭腔。有次和我闲聊，说他是东四派出所第一任所长。那他应该当年是聂帅的部下，跟着大军进了城，享受的是离休待遇吧。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隔着后墙的老季家。季大爷是一位退休的老交警，口音似是冀中一带，他的经历大约和东院的郑大爷差不多，只是文化程度不如郑大爷，似乎没有什么官职。季大爷也不爱和人说话，我下班时，只要天气适宜，常会看到他半躺在院门口一个帆布折叠椅上，前面放一张小方凳，方凳上一个还剩两、三粒花生米的盘子，还有一瓶剩一半的红星二锅头，脸红扑扑的，有时候拿着一份《北京晚报》。我心想，这大爷吃的是午饭还是晚饭呢？和他打招呼，他只是毫无表情地点个头。
和一家之主的沉静相比，这家人其他成员太能闹腾了。女主人是位家庭妇女，和善，热情，嗓门的穿透力极强。因为他家的私搭小房为整个大院必经之处，她认识所有大院的人，倚在门框上能和过往的街坊能聊个半天。这家大儿子应该在外面有住房，偶尔过来看望父母，看上去像位机关干部，酷似其父，不爱言语。有一个小妹，像母亲一样胖，找了个女婿眉清目秀，身材瘦高。小夫妻刚生了个闺女，寄住在女方父母家有点倒插门的味道，这位英俊的女婿看谁都笑呵呵的。
季家老二是整个院落存在感最强的。他是位典型的“顺毛驴”性格，中等个头，五官很周正，和东院黄大哥一样，整天晃晃荡荡没正经工作，黄大哥是下岗的，而季二哥则是从未有过上班经历。他家媳妇倒是上班一族，长得端庄，也是嗓门儿巨大，和婆婆难分轩轾，行事风格泼辣，里里外外一把好手。两人的儿子四岁左右，胆大，调皮，夏天常光着屁股在院内水龙头下戏水（那时候大杂院多数自来水并没有迁入到屋内，几家人共用一个水龙头）。我躺在床上，每天能清清楚楚地听着这家人的家长里短。更多的是母亲训斥不长进的二儿子，以及儿媳妇大嗓门和婆婆、小姑子说事。季二哥三十来岁了，已为人父，说话做事却有孩子的天真的与朴拙，常听见他喊“妈，今天午饭吃啥？”“妈，晚饭吃啥？”他开过短短几个月的出租，似乎胜任不了，便歇了。那年月胡同里流行早市练摊，他父母凑了些本钱让他进杂货，在附近一条胡同里的早市贩卖，没多久，又歇了。他妈和街坊聊天说，我家老二不是做生意的料，他碰到熟人，一高兴就把货卖得比进价还低，只能亏本。
几年后，我搬离了那个大杂院，户口还在那里。奥运会前，北京东西城的平房大改造，我住的那栋房子，被拆掉按原样用青砖和木料重新翻盖。然后各家各户又纷纷挨着这些重盖的房子恢复原来的违建。居住条件当然较以前有改善，房是新的，比原来的空间高了，但院落被挤占的状况没有得到丝毫改观。因为翻建，我回去过几次，得知东院北房的郑老爷子夫妇已经去世。后窗外老季家只剩下季二哥一家三口，我揣度他家小妹一家应该有了自己的住房，迁走了，郑大爷夫妇，大约也故去了。
前几年，因为儿子进了这个胡同附近一所小学，我把小平房花了点钱装修了一下，上下水重新做了一遍，装上了马桶、淋浴设备，偶尔过来住几天。大杂院好些老街坊已经走了，换了不认识的新住户。老郑家的两间北屋给装修成两层的复式，作为当年那位小胖墩孙子的婚房。黄大哥的闺女也长大了，从一所幼师职业学校毕业，但并没有从事幼教工作。有次一位老街坊问她“你做啥工作呀？”姑娘回答：“自由职业。”黄大哥还是以前那样，只是两鬓染霜。他还养着好几笼子黄鸟，夏天常拿着手机坐在院门对过的一颗树下看着短视频乘凉。
让我有点意外的是，季二哥一家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季二哥有了工作，而且是有社保有公积金的正经工作。他在一家校车公司当司机，每天两趟活，早上天还未亮起床，去开校车接送学生；中午吃完午饭后不久，再去开校车。平时在家伺候院内花盆里的花草和栽种的葫芦、辣椒、茄子，脾气变得好多了。他媳妇已经退休，好像闲不住，在外面还干着什么活。听她媳妇和人闲聊，他家在亦庄有一套楼房，很有可能是以谁的名义购买的经适房或两限房。他那位光屁股戏水的儿子长成大小伙了，不知做什么工作，有时很拉风地开一辆特斯拉回来，车就停在院门口一棵桑树下。
尤其让我想不到的，有一回他家儿子开着特斯拉把爷爷奶奶接回来巡视一番，原来季老爷子夫妇还活着，那该八十五岁开外了吧。老太太需要人搀扶才能行走，老爷子连拐杖都不需要。——他如果和已经故去的郑大爷一样是1949年10月1日前参军，后随大军进城接管，那也应该是离休待遇。医药费全报销，退休工资不低，如果自己没什么大病，这样的晚年生活有质量。
略一思考，季二哥一家的生存状况变好，也不意外。他父亲虽然没什么文化，未能混到级别高的位置，但即使退休前是一位普通的交警，当年带过的徒弟不少，有一两个徒弟做到一定的职位，给校车公司打个招呼，安排一下老前辈的儿子，是件很容易的事。何况他还有哥哥和妹妹，比他出息大。这样的人脉和社会资源，远非黄大哥所能比的。
我所看到的只是市井生态的一鳞半爪，可细琢磨能窥体制内资源的重要性。
北京住在大杂院的市民阶层，如果不是运气特别好家里生了个有出息的儿女（即便儿女天资不错，但教育资源不如官员、知识分子家庭），要想实现阶层跃升，是很难的。即便想借改革的东风来改善生存环境，亦不如大学毕业或军官转业留在北京的外地人。本世纪初北京的房市刚刚起来，东四环的商品房一平米也就4000多元，天通苑的经济适用房才2200元一平米，且鼓励有北京户口的人购买。但对底层市民来说，这仍然是天价。如果在那时候没有能力上车，现如今想改变居住境况，只有等待拆迁或腾退安置了。退而次之，如果父母在体制内有一定的人脉可以利用，或者有兄弟姐妹能帮衬，像季家老二那样，生存状态也能得到相当的改观。
官家的几滴雨露，便足以滋润细民，这就不难理解“考公热”长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