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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都是一个人吃饭

白纸坊位于北京二环内的西南角,紧邻护城河。不通地铁,自然也没有年轻人过来。

这里没有购物街、没有电影院、没有livehouse,有的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赫鲁晓夫楼”,一种用砖头垒起的长条形板楼。最高六层,没电梯,墙皮处处脱落,是买房最忌讳的“老破小”。

但对住在这里的老人而言,这是他们当年从单位分到的最好房子。一住就是三、四十年,他们还在这里将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养大成人,送去了北京、全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

而现在,他们用余下的岁月守在这里,苍老得如同院子里的那棵半个世纪前栽下的老树,满脸皱纹、孤独又安静。

这里位于北京西城区,全北京“最老”的一个地方。

不只是距离故宫最远不过六公里、真正的“皇城根儿”,还因为它的老年人“密度”——面积只有朝阳区九分之一,但120万户籍人口中,三分之一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两年前,被称为“老年食堂”的养老服务驿站在白纸坊街道的小巷里落成。它为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解决了生活中一大难题:吃饭。

这朴朴素素、平平淡淡的一顿饭,正是他们衰老后,生活的缩影。

老年人的午饭

从早上十点半开始

早上十点半,年轻人的一天才刚刚开始,但老年人已经迈着蹒跚的步子,朝“老年食堂”进发了。

食堂隐藏在一条名为“南菜园西头条”的小巷里,前身也是一条狭窄的胡同。

一辆电三轮停在了巷子中央,挡住了后面轿车的去路。刘慧琴赶紧回来,把三轮开上了便道,但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老年食堂的大门。

两三分钟前,她刚把老伴扶下车,送他进食堂去打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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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琴的电三轮和这一样。在白纸坊的街道上,你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老年代步车

她的老伴今年七十六了,左腿的膝盖也被风湿折磨了快二十年,走起路来使不上力。好在刘慧琴还开得动家里的电动小三轮。这个十年前送外孙女上学的代步车,转眼就成了老头子的专车。

今天也是一样,刘慧琴开车带着老伴出来买东西,“要不然怎么办,在家坐久了也腻歪。”

小车的车筐里,一把青菜耷拉着叶子,掩盖着一小袋面粉。“午饭就没时间做了,我们来这打口饭,回去吃。”

正说着,刘慧琴眼神一亮,笑着示意她要走了。食堂门口,她的老伴提着一个保温桶缓慢地往外走着。刘慧琴把桶接过来,给他扶上了车,自己迈上前座,两人一起消失在巷子尽头。

差不多两年前,建功南里的“老年食堂”在这里开张,好多住在临近五六个社区的老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在他们不大的生活半径里,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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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脚还可以的老年人,经常坐两站公交来老年食堂附近的超市采购

陈素芬还像往常一样站在食堂侧门锻炼。咿咿呀呀的声音从她袋子里的收音机传出来,隔着一层布,闷闷的,是李胜素版的京剧《贵妃醉酒》。

每天九点半,她都准时出现在这里,把居委会发的帆布袋往门把手一挂。晃晃腰、抖抖脚、扶着栏杆站一站,就是这位80岁老人的日常锻炼。

在门口活动一个小时后,差不多十点半,到了陈素芬的午饭时间。如果家里没有剩下的饭,她就去食堂吃。

她的家里没有别人。老伴去世,女儿做公务员,原本还能一星期回来看她一次,但是没想到疫情一来彻底忙得见不到人,“我们老的也就随便吃点儿。”

说话声音太小,陈素芬费力地加上胳膊比划,松弛的皮肤挂在骨架上摇晃。“有时候懒了,就吃点儿泡面,一年吃那么几次,也没什么问题吧。”

陈素芬的身体出现过两次断崖式恶化。一个是50岁,她的腿关节开始犯病,从那时起就没办法自己出门买菜。

另一个节点是79岁。她指指自己的左眼,“看不见了,医生让我做手术,做了也没太大改善。”

她没有叹气,好像是习惯了这样衰老。“老了就是老了,咱们的身体呀,就像一台机器,用久了,修不好喽。”

她拿起自己的袋子,往食堂走,挥挥手说:“哎呀,你还年轻,体会不到的。”

稀汤寡水的饭菜

总比一个人对付强

老年食堂的中午,很难用“热闹”两个字形容。

七、八个老人对墙而坐,一人一张桌子,谁也不和谁说话,只有喝粥时才会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

缺牙又漏缝的嘴,让老年人吃饭不得不格外卖力。

为了让老人们嚼得动也好消化,这里提供的食物已经软到不能再软:

烧烂的茄子、煮塌的冬瓜、炖没刺的龙利鱼小块……主食有米饭、馒头,也有软成一滩的蒸南瓜或是蒸白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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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食堂准备的蒸南瓜,好嚼也好消化

用老年卡购买,一份套餐三个菜加主食和粥,一共18元。

“你们小姑娘年轻想减肥的,就来这儿吃,油水少呀。味道嘛……也还凑合。”一位奶奶吃完饭往外走,皱纹都笑开了花。

但她也不满意这个价格:“100块就够吃5顿,不划算。”以她每月850元的养老金来衡量,确实有些高了。

住在这片的老人里,很多都和她的情况类似。当年退休前没有稳定的工作,如今无论是生活还是看病,都要靠孩子来供养。

打饭的队伍渐渐长了,食堂里回荡起打饭大叔的嗓音。“米饭少点儿?再来个馒头?”他举着饭勺问面前的老人。

老人慢悠悠地看了一圈菜,思忖了一阵子,点点头。“您不够再来加!”大叔掂掂饭勺,接过下一位老人的餐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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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食堂吃饭,老人们习惯独自就餐,也不想和其他人聊天

排到一位穿枣红色开衫的阿姨时,她递过去一个三层的保温桶,“两份放一起,我回去和我家老娘一块吃。”

排队的人里,像她一样六十岁上下的“女儿”不在少数。一到中午,她们就纷纷出现在食堂,提着饭盒、拖着小车,打饭回家给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娘。

食堂门外,安静的小巷突然传来马达启动的声音,送餐车即将启程。

年轻的食堂小伙从后厨拖出三个橙色的保温箱和一桶半人高的粥,这些饭菜即将送往一条马路之外的建功北里社区。

那里,还有13个腿脚不利索的老人正在家中等着他们的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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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食堂的送餐车,每天不到十一点就出发了

“我卡里还剩20,下次请你吃饭。”67岁的王兵老爷子从老年食堂吃完饭出来,边走边回头喊。

“好,好。”应声的男人眉眼带笑,边说边走下台阶,送了两步。

王兵就住在建功北里,每次过来,都要穿过一条繁忙的大马路,但他仍然愿意自己走走。

不光因为这里解决了他的午饭问题,更大的原因,是这里给他提供了每天唯一一次和人说话的机会。

“我属于是,孤寡。”说起自己的情况,他语速变得很慢,表情也木然起来,“我也没事,就这么着,一个人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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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食堂一进门,“欢迎回家”四个字映入眼帘。再往里走,还有打疫苗的卫生室、心理复建室等等

他的生活和他手腕上的老手表一样,机械地重复着:六点多起床,沿着老北京的护城河散步。吃过早餐后,回家看书、看报,“中午早点儿过来,晚饭就对付一下。”

老年食堂不开晚餐,王斌就只能随便给自己煮点什么,有时是饺子,有时是挂面。加点酱油、煮个青菜,顶多不过加个鸡蛋。

“饭这东西都能忍,是吧?”

老了都是这样

要习惯一个人吃饭

食堂对面的居民楼上,一户窗前的粉色夹竹桃开得正好,这是张秀梅养了多年的宝贝。

她今年87岁,大半辈子都在这个60平米的屋子里度过。

老年食堂的大门正对着她家的阳台,她天天在眼皮子底下看着老人们来来往往,但直到今天才第一次才想要过去,尝尝究竟是什么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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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梅很少外出,很多时候就这样站在窗前放空

走到食堂门口,她就被难住了。玻璃门上贴着健康宝二维码,可张秀梅没有手机。她犹豫了一会儿,准备回去,收银的大姐给她迎了进来。

再走过玻璃门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一盒打包好的饭菜,右手还端着一只盛满棒子面粥的玻璃碗,颤巍巍地,一路晃一路洒。

终于回到家,屋里的电视广告正演得热闹。张秀梅除了睡觉从来不关电视,就为了让家里有点声音。自从耳背以来,她家电视的音量也跟着她的岁数逐年升高。

她把饭盒放到沙发前的木制茶几上,整个脸贴上去辨认里面的食物。“这是豆芽”“哦,还有豆腐。”她用筷子戳戳烂成了一滩的冬瓜,没看出来那是什么。

都不是她爱吃的东西。

就着假牙缓慢地嚼了半个小时,碗里还有两个花卷和半碗米饭。她又把剩下的菜归拢到另一个碗里,这些就是今天的晚饭了。

比起这样一顿老年餐,她更爱吃饺子,最好还是茴香猪肉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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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好一屉饺子,她只煮四分之一下锅,剩下的放进冰箱,留着下顿再吃

六十岁的大儿子一星期会来看望她两次,剁肉馅是他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剁一次量够奶奶自己吃好几天。

她自己要准备的只是揉面和擀面皮,但就这一步已经把屋子弄得足够乱了。

“我这厨房是不是不太干净?”她不太好意思地笑笑,随手抹了抹桌子上的面粉。

这种没有人陪的生活,张秀梅已经过了20多年。

六十出头的时候,老伴因肺癌去世,她也没再找过其他人搭伙,“找了还得伺候他吃、伺候他喝呢,找干嘛呀?自己过多舒服。”

儿女们虽然也在北京生活,但也都各自成了家,只有在空闲的时候才能过来帮她收拾一下屋子。

“孤单……?有一点孤单吧。”沉默的气息在房间里膨胀,电视里推销员激昂的声音越来越刺耳。

她突然回过神来,起身收拾碗筷,“嗨,有什么可孤单的,人老了不就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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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张秀梅总喜欢看电视来解闷

人一旦老了,孤独就成了常态。在老年食堂一中午都很难见到几对同框出现的老年夫妻。更多的老人都是因为在家“将就”不下去了,才独自过来解决一顿午饭。

80多岁的杨庆冬照旧背着他的挎包来了。老旧的尼龙包斜吊在他的身上,一直拖到大腿根上。

他在这边跟着儿子、儿媳妇一起生活,但今天是工作日,家里没人管饭,只能过来让工作人员给他打一口吃的。

“我没有老伴儿,一个人来这吃。”他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从嘴边爬出来,更像是自言自语。

“今天胃不舒服,我先买回家,等饿了还有的吃。”

一两秒后,他张张嘴,投来一个失落的眼神,“我没有老伴儿了。”

*文中人物刘慧琴、陈素芬、王兵、张秀梅、杨庆冬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