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照相的宋师傅
李云迪买春遭警方查处，像一根导火线，一边殃及其国内演艺生涯，另一边爆燃社会大众的道德感，两下的负面效应相辅相成，而后一种影响更是胜出九天。参照此前宋冬野“忍不住说话”的舆情，于普遍的道德感压制下，李云迪的职业生涯大概率就此终结。
目力所及，本次讨论有几个指向：一是法律层面的，议论警方通报的合法与必要，认为李云迪的隐私未被重视。二是故事会层面的，由通报中的个别措辞，再一次渲染/讥讽所谓“朝阳群众”的传奇与现实。三是抨击媒体无良，通报后第一时间竟采访李的恩师谈感受。
人们按照议题被延展的观点，各自寻欢喜，不知不觉中展露出在公共领域的身份，其一曰欲言又止的大国寡民，其二曰难以自拔的看客。看名人遭殃倒霉，成全了痛打落水狗的氛围，坐在最后排的兴高采烈，就连“壁角的驼背”也咽不下那份口水。
嫖娼绝非光彩，吸毒亦不名誉，李云迪的问题也是宋冬野的问题，那就是演艺人员究竟要为他们显而易见的过错付出多大的代价，且这份代价有没有一个可以丈量的时长。宋冬野那会，隐约从某些白名单那传来隐约的答案，道德惩罚不设期限，望不到头。
真正关键的，一般人也应该了解的是，经由吴亦凡、宋冬野、李云迪系列的道德谴责模式，有一个改进了的原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就是四个字：德在法后。李先生时成形，宋冬野时公开重申的就是这四个字，现如今它已经和盘托出，不再模糊。
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曾出现过“以德治国”的提法，倡导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其初衷直接与建设法治型政府相呼应。现时的改进，主要是道德的提倡，更显著地运行于社会层面，更积极地贯彻于娱乐产业，因而道德教化的影响比过去更加广泛。
随着“德在法后”这一训令在舆论场合下频繁作业，它与早已经在成熟使用的“纪在法前”，形成了有效的链接。进一步来说，“纪在法前，德在法后”因应身份政治，产生了相对应的惩戒模式。体制中人适用“纪在法前”，体制外配以“德在法后”，已然是不争的治理逻辑。
应该看到的是，“德在法后”作为旧原则的改进型，目前有着最为匹配它的社会土壤、群体心理、执行系统与舆论机制。你很难用简单的好坏去衡量它的功效，因为它落入现实开花的实情实景，让人很难简单照抄照搬过去那种对“道德评价”的评价标准。
在韩国司法惩治“N号房”的性犯罪分子时，当局在公开场合下都会使用固定颈托，来防治罪犯低头躲避。这种轻度的、类似枭首的手法，受到了大众和媒体的欢迎。行政部门与大众情绪互动，在着力制造“社死”效果上，“德在法后”的拥趸们似乎“德不孤”。
随着“纪在法前”“德在法后”两条惩戒线索，在大量实践中被提炼出来，响亮地交集，人们对时下身份政治的认识理应更上层楼。即使在解读社会新闻时，也可以对照这一对原则所映射的逻辑。因为它们几乎有了内在驱动力，频繁地在发挥作用。
“纪在法前，德在法后”像两艘独立巡航的母舰，时分时合，在各自管辖的时空里逡巡。它们在具体事件中的贯彻实施，不断地涵养其生命力。这些原则不断重申权威的行事逻辑，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则是讲道理的立场，这是理解周遭处境的一个视角。
上回写许艳的舆论手札，后台有不少留言，以“全国人民”的名义为她叫屈，认为那几个受害者有罪。除去某些读者信息接收落后，这就是不知道、不理解“纪在法前”，自顾自对着行动逻辑讲道理。而李云迪买春丑闻后，讲法律理念做隐约辩护，则是对“德在法后”无感，道理亦然。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